地缘看中国第二回 炎黄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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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    炎黄蚩尤

依照传说及历史的记载，黄帝族已经取得“崤函通道”以及两侧的渭河平原、河洛地区的控制权，在他们眼前将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了。也许刚走下高原的黄帝族，并不一定就想当然的认为低海拔的华北平原就一定是他们的新家。但那被黄河水从黄土高原上来下来的黄土，仍然能够让他们找到熟悉的感觉。在这里黄帝族只是一个符号，也许会有“历史学家”们考据出，在5000年前走下黄土高原的族群有另一个名称。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任何人想从渭河平原进入华北平原，崤函通道都是不二的选择，这一点在随后的历史中无数次被验证了。

第五节   山西高原与涿鹿

就在黄帝族走下黄土高原的同时，以山东丘陵为中心的“原始东夷”们也开始向西渗透。实际上这种渗透应该早就在进行了，因为从地理的角度看，生活在山东丘陵周边平原上的“原始东夷”们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显然要比它们高原上的对手要低的多，而且也更容易适应。
　　不过由于黄河下游的不稳定性，山东丘陵实际上是处在那个不稳定的扇面区包围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原始东夷如果想走入华北平原，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一片经常被河水覆盖的“黄泛区”。
　　当然任何事务都不是绝对的，由于黄河水是擦过太行山脉的南端以后才开始频繁的改道的，因此在这个改道点以西还是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对于这个地区，从距离上来看，渭河平原向之渗透的优势显然是更为明显的，而且从地形上来说也更利于防守。
　　不过从黄土高原到山东丘陵的这一地带，注定会成为东西两大族群争斗的焦点。这一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范围。
　　附图13：中原地形图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说说进入汾河平原的炎帝族了。尽管炎帝族已经丧失了通过“崤函通道”——河洛平原进入华北平原的机会，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可能开辟出另一条道路来。地球是圆的，只要有恒心有条件，哪怕就此向西走围绕地球做一个环球旅行，也可以从渤海湾登陆进入华北平原。当然在这里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一点，路是人走出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在15世纪欧洲人按照这个思路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陆地上寻找现实的可能吧。

就好像韩国人说山东是他们的一样，他们是没有搞清楚因果关系。就好象我们现在也穿西装，也学习了很多西方文化，但是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说西方文明是中国人创造的呢？　　造成这种现象，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也要负很大责任。华夏文明是由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成的，而且在华夏这个概念出现时，就已经兼具东西两大文化的特点了。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既然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是西部族群，那么强调华夏文明的西部属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就让一些边缘民族钻了空子，既然你不要，那我就全部拿走。半岛上的民族企图成为东夷的代言人只是一例罢了，事实上他们也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始东夷”并不是一个概念，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他们现在的文化大多是从成熟以后的华夏族借鉴过去的，这在以后都会分析到的。

既然我们说到炎帝族的主力已经越过黄河，进入汾河平原了。那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区域的地理特点作一个分析了。从地理结构上来说，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很明显的。如果套用现在的行政区划，那就是整个山西省。
　　我们大致可以将整个山西的地貌理解为“两山夹一沟”，或者说是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两边为西面的吕梁山与东面的太行山，中间则包夹着呈南北走向的条状平原。我们知道平原基本上是由于河流冲击而成，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两条山脉之间都有哪些重要的河流。一般而言，汾河是山西的代表河流，但它所滋润的土地仅仅是山西的中南部，也就是汾河中下游地区。山西北部的平原主要是由“桑干河”冲击而成了。
　　附图14：山西地形图1

我们之前分析过，炎帝族（这只是个代号，即使不认同就是所谓“炎帝族”也可以理解为其他“原始西羌”族）越过黄河，首先进入了汾河平原。只是这并不会是终点，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继续寻找合适的土地拓展生存空间是必须的。
　　沿着河道行进是不二的选择，这不仅是因为河流能够提供必要的水资源和行进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河流两边的冲击平原往往是最适合耕种的土地。
　　既然炎帝族首先进入的是汾河下游地区，那么延着汾河自下而上向北走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由于河流两岸的平原被夹在山脉之间，这些平原又被称之为盆地。按照地形特点，这些位于汾河流域的平原从南至北又被分别称之为：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
　　如果我们随着原始先民们的脚步走到现在的山西省会太原时，会发现再延着汾河向北走的话便已经不再是平原地带了，这显然不是已经向农业社会转型的“原始西羌”族所追求的目标。不过好在只需要将视线稍稍向东北方向偏一点，他们马上又会发现一个新的盆地区，那就是忻定盆地。这里同样是一片适合耕种的土地，只不过是由另一条叫做“滹沱河”的河流冲击而成了。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是哪条漂流冲击而成的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就可以了。由此再向北，炎帝族还可以进入“大同盆地”，从而完成他们对山西境内主要平原地带的开发。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汾河流域平原的三个平原（盆地），直到“忻定平原之间并没有高大的山脉阻隔。只是在进入“大同盆地”时需要翻越一条山脉，这条山脉也就是“恒山山脉”，那个著名的北岳恒山也正是在这条山脉之上（并非上古的恒山，后面会分析到）。不过这比之翻越太行山还是要容易一些，在人口压力不是太大的上古时期，人们完全有理由首先选择更为便捷的迁移路线。
　　但在古典时期，恒山山脉的军事用途便显示出来了，在大同盆地失守于北部游牧民族的时候，华夏族得以在恒山山脉构筑一条新的防线，这条防线在明朝时被称之为内长城。事实上这条防线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不断的有游牧民族侵入“大同盆地”并以此为跳板进入黄土高原核心地区。
　　只是上古时期的炎帝族暂时还不必有这些烦脑，马匹还没有为蒙古高原上的原始游牧民族所利用，因此缺乏机动性的“牧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南下“打草谷”。对于炎帝族来说，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向北继续拓展空间已经不现实了（再走就是蒙古高原了），再想获得新的土地就需要延着桑干河向东走下高原，象他们南边的兄弟（也是曾经的敌人）——黄帝族那样进入华北平原了。
　　附图15：山西地形图2

黄河跟黄土高原肯定是有联系的，“河”最早在古代就是单指黄河的，后来随着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黄河中下游的水也越来越黄，因此也就被称之为“黄河”了。
　　黄帝的“黄”应该指的也是“黄土”。中国古代对每一个“朝代”都认为有自己的属性。黄帝时代的属性是“土”德，炎帝时代则是“火”德，排在黄帝之前……秦为“水”德，西汉又为“土德”，东汉为“火”德……（土德所对应的颜色为黄色，所以看《汉武大帝》时看到汉军的红衣总觉得有些不对）。
　　不过这些五行相生相克的阴阳家学说形成于周代，成型于汉代。因此关于“炎”“黄”的称谓很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不过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关键是从渭河平原走出来的华夏族先民们，最终分为两支是符合自然的选择的。
　　另外还有一点，黄帝族发源的区域和最终成就霸业的地方都有条“洛水”，现在叫“洛河”（古亦称“雒水”，两字通用）。至于是先民为了纪念故土而复用其名，还是后人附会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

从地理结构上来说，山西是一个半封闭的状态。黄河在西、南两面成为天然屏障，而太行山的存在又使得从华北平原进入这一地区是非常困难的。北面与蒙古高原接壤的地区相对来说危险性最大，但依阴山山脉——恒山山脉建立的两条防线最起码可以保障太原以南地区的安全（也就是汾河流域）。这也使得山西在战乱之时的人口损失相对较小，以至于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移民的来源（另一个有类似人口储备作用的地区是“江西”）。当然这也让阎长官能够长期在此做它的“土皇帝”。
　　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句话叫“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之所以有条件保存如此众多的地上文物，与它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

沿“桑干河”进入华北平原并非从山西进入华北平原（河北地区）的唯一通道。在古典时期的民族征战中，太行山上又被开辟出了一些通道，这也造就了诸如“娘子关”、“平型关”等几个著名的关口。只是在上古时期，“原始西羌”族还没有这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太行山中探寻那些小路。在一个个如珍珠链般连接的“平原”之间，蛙跳式前行是最为自然的渗透方式。

当炎帝族在太行山的西侧进行扩张时，他们并不会遇到多大阻力。但当他们沿桑干河向东前行，准备进入华北平原时，等待“原始西羌”族的将是来自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们。
　　我们并不能确认东、西两大部族是谁先行到达太行山东麓的。事实上原始东夷们也有动力迁移到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原始位置注定他们只能向西迁移。另一方面是由于桑干河的下游地区正好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角（也就是北京以西的区域），这里正好处在“黄泛区”（广义上的）所覆盖不到的地区。另一个类似的区域则是郑洲以西的“河洛地区”。
　　附图16：历史黄泛区示意图

谁先到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都有意将此地作为新的聚落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碰撞意味着文化的融合。不过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这种“融合”却意味着血与火。双方在太行山的边缘，桑干河下游地区展开了争夺。根据史书的记载，西部的代表是“炎帝”族，而东部的代表是“蚩尤”。关于这两个名称，习惯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史官们将之具体为两个帝王式的人物，实际上更应该是两大部族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本身是否存在，亦或是不是有其他的称谓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分析来说，只是根据传统的习惯用来标示二者的区别与属性罢了。

双方最终展开争夺的地区是一个被称为“涿鹿”的地方（桑干河下游）。如果仔细研究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形特点会发现，这一区域也黄帝“建都”的新郑地区有类似之处，即都处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地形都已经演变为丘陵向平原地区过渡的特点了。换句话说就是进一步就是华北平原，退一步亦有山可靠。从这一点来看，比较符合刚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原始西羌”的需要。因此如果冲突的爆发点是在这一区域的话，原始东夷作为主动进攻一方的可能性较大。
　　事实上作为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是不大可能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来解决问题的。决定东西两大部族命运的“涿鹿之战”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冲突的统称。关于这场“战役”的过程与结果，“历史”大概记载如下，一开始是炎帝独立与代表东夷的“蚩尤”作战，其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求助于黄帝族，最终双剑合璧打败了“蚩尤”。
　　这种记载有一定的合理性，炎黄二族所占据的三个区域（即河洛地区、渭河平原、汾河及桑干河流域）之间是相互连接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及信息的互通是很自然的（仅管信息传递的时间很可能要以“月”为单位）。但按照上古时的交通能力，让黄帝族的战士越过黄河，沿太行山北上去驰援在“涿鹿”作战的炎帝族是不可想象的（注意“涿鹿”的位置，以及它与河洛地区的距离）。

附图17：涿鹿位置示意图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山东丘陵与“涿鹿”以及“新郑”（黄帝族的政治中心，河洛地区的东沿）的距离，会发现距离本身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原始东夷如果是从山东丘陵为中心向西自然渗透，那么与南北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的时间并不会相差太久。当然在与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之后，“原始东夷”选择从北面进攻炎帝族是符合逻辑的。这并不是说黄帝族取得了炎黄争霸战的胜利，就一定说炎帝族的战力要弱一些。而是相比之下，黄帝族经营河洛地区的时间，肯定要早于炎帝族大规模桑干河下游的时间，根基会更为牢固。选择实力较弱的对手作为进攻对象是动物的本能，这与有没有“兵书”作为指导并没有关系（下图中，太行山南北两端的两个红框即为炎黄二族东出黄土高原的出口，北以“涿鹿”为中心，南以“新郑”为前沿）。

附图18：原始羌夷冲突爆发地点分析图

在东西两大族群展开大规模冲突之前，双方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了。象旧港片中那种不问青红皂白，遇见就打的情况并不会存在。矛盾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
　　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沿太行山北上加入“涿鹿之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按照后世的兵法来看，直接向东进攻“原始东夷”的大本营——山东丘陵是最佳的战法。这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作“围魏救赵”。
　　当然处在上古时期的黄帝族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对于他们来说，既然两大族群的战事已开，那么直接向处在自己东面的“原始东夷”族进攻才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双方之前在南北两个点上应该已经全面接触了（从逻辑和距离上来分析，原始东夷如果向西渗透的话，没有理由只选择东北路线）。

最终黄帝族的南线进攻取得了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东夷的主力已经被炎帝族吸引在北线了；另一方面则是黄帝族对河洛地区的经营时间更长，所积累的资源要更多。
　　之所以认定黄帝族并没有北上直接参与“涿鹿之战”，还因为这场“战役”胜利的标志是黄帝族攻取了“原始东夷”的核心地，也是他们的圣山——泰山，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族直接沿着正面之敌的败退路线追击，比之先行北上加入“涿鹿战区”，然后再南下攻取泰山要合理的多。在原始部族的争斗中，没有比占据对方的“圣山”更具有标志性了（在华夏族之后与更具原始性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你仍然会看到类似现象）。
　　关于黄帝“封禅”泰山一说，史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根据上述分析这应该是可信的，当然形式上与后世的帝王封禅会有所区别。这在之后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每一位自认为有所作为的帝王都会去“封禅”泰山。无论后来的帝王是如何定位泰山的地位，在古典时期之前，也即山东丘陵地区没有完全融入华夏族之前的这段时间。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尊崇泰山更多的是为了融合两大族群的需要。对于黄帝族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用来标志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对对手表示尊重。因为依当时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没有实力一口吃掉对方，这场大规模的冲突更应该被看作双方融合的开始。自此以后，东西两大族群正式开始“部落联盟”时代。
　　结合“史书”与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来看，在东西两大族群之间的这场“战役”应该距今大约4600年左右。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当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核心时间处在4000——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新石器文化现象。一方面这些文化具有一些共性，但另一方面却又象是由不同的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河南大部的龙山文化基础，经考证原始基础应该为“仰韶文化”（黄土高原上的文化主体，距今约5000——7000年）；而山东的“龙山文化”又被确信源于本地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6300年）。
　　如果结合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时间，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也就是说大概在距今4600年左右，两大族群在经历过一场大规模冲突之后，开始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并开始大规模文化交融。这使得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但双方的文化都开始兼具对方的一些特色了。由于在文化上，东部要更有优势（从玉器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更多的是西部吸收东部的文化因素。
　　关于所谓“黄帝”诞生的时间，根据史书中的记载甚至可以推断到具体的年份，2009年也即黄帝纪元4707年。我不确认如此精确的数字最初是如果记载下来的，但仅从地缘角度导出的推断以及考古学证据上来说，在大的时间上的确是没有太大出入的。如果最终能够被证实的话，那只能说华夏族对祖先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

将中国部分从上古时期开始是很不讨巧的，直接从春秋战国时起会更好。一是有信史支持；二是经典故事多，写起来会很好看。不过总觉得如果不对上古的“历史”做一个交待，会留遗憾。
　　事实上在新石器时期，东亚地区决不仅仅在黄土高原、东部沿海，亦或华北平原上有文明的曙光。考古发现证明在很多地区都有生产力水平类似的文明出现，但最终取得东亚主导权的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族群。既然他们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而我们又大多以是他们的子孙为荣，那么选择以西部族群为主导是很自然的。
　　其实历史就是一部罗生门，不同的角度和利益诉求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尽管本贴力求从相对客观的地缘角度来解读历史，但仍然必须选择一个角度做为主线。换句话说就是从华夏族的扩张史来解读中国的地缘。而其他的文明或族群只能做为配角，即只有当他们与华夏族的主流接触时才能进入我们的视线。在此之前即使他们取得再多的成就也只能被无视了。
　　今后我们会抓住这条主线而解读中国地缘。这样做并不代表其他的族群不重要，也不是说华夏族在此之前就没有进入过某一地区。就像有朋友认为所谓“炎帝”早在上古时期就开发了长江流域一样。也许历史上真的有炎帝这个人，亦或他真的已经早在4000多年前就从黄土高坡上下来，去开发长江中游地区。这些都不是重点，问题在于他并没有使得这一地区在那一时期成为历史的舞台（华夏族的历史）。这就好比就算有人真的考证出徐福当时的确进入了日本，也并不代表什么。日本仍然是在唐朝时全面开始接受华夏文化的。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去创新什么历史观，只是借一条相对清晰的历史主线，去解读当前中国的地缘，因此希望重点关注其中的地缘因素。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一定要符合“地缘”逻辑的。

“渔猎”也好，“游牧”也罢，只是指这些族群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是原始属性），并不是全部。就是蒙古族也会打猎，满族也会种地一样。就上古时期来说，是向农业转型的时代，至于农业是否成为了食物的主要来源，还未可知。另外“夷”“羌”这两个概念在后世本身就有很多误读。之所以要用，是权衡下来没有更合适的概念了。所以在前面都加上“原始”二字，以免陷入“专家”们的口水之中。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样会引发误会的话，也许日后在整理时会用其他更模糊的名称来代替。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的，不过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以祖先崇拜而存于世的民族来说，上古的一些记忆你称之为“历史”也好，神话也罢，并非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就私心而言，也是想为华夏族理清一下祖先的轨迹。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比之某些岛族的臆想，想来还是有些逻辑的。

上古的事情本来就是说法众多。前面说过，是谁走的那两条路线并不重要。如果认为是反过来的那也没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谁从渭河平原走出来，最终都会分成那两支的。这个贴里采信了黄帝占据河洛平原，盖因为黄帝族的后代最终成为了胜利者。

关于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是采集和渔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无论是被定义为“原始西羌”还是“原始东夷），现在所无法形成定论的是畜牧业与农业起源的顺序。有的观点认为是先分化出农业，再有畜牧业；有的认为是同时，分别起源；传统观点是人类先驯服了野生动物，然后出于牲畜饲料的需要才开始谷物的。种植，最终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在这里，采信的是最后一种观点。因此新石器时期发现的那些谷物遗留，并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一定是人类的主要食物。当然，在后期人类肯定是以谷物为主食的了。这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如果有得选，肉食和易与入口的水果一类的植物会比谷物更加容易被接受。只是我们无法判定这一时间具体在什么时候，亦或每一个地区的转变并不一样。
　　之所以将黄土高原上的族群的原始属性定义为畜牧业，东部沿海地区的族群原始属性定义为渔猎。一方面是因为传统观点（这的确是参考了后世未向农业转型的部分族群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黄土高原当时的自然条件肯定比现在好，但就物产的丰富程度而言并不如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温度也没有东部平原丘陵地区高。换句话说也就是东部的族群更容易从原始渔猎的生产方式中获得食物，即使以后向农业社会转型，也更容易从大自然中补充热量（这一点后世的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生产特点可以提供参考）。而西部的族群更有由于海拔的问题，比同纬度的地区气温变化会更大，更加有动力通过畜牧的方式将肉食储存起来。这种畜牧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游牧是有区别的，有的是放养，有的是简单的将捕获的野兽圈养起来，有获得稳定的肉食来源。一开始是作为渔猎的补充，后来逐步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并开始有意识的种植谷物以提供饲料。
　　东部沿海地区的族族群肯定也做过类似驯养野生动物的事，不过相对丰富的物产使得他们更容易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得丰富的肉食资源。因此并没有主力发展这种生产方式。
　　之所以认为畜牧这种生产方式会早于农业出现，是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推断，人类更容易发现这种方式能够储存甚至生产出新的食物（长大，以及生仔）。而植物的生产周期较长，移动性较差。使得原始人类越过畜牧，直接采取农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很小。
　　关于人类饲养动物，包括羊的时间是很难判定的。目前学术界也没有定论。只能从一些新石器时期所残留的动物遗骨中找寻证据，从中找到和野生动物之间的生理差别，以判定家畜的的产生时间。但问题是动植物的选育本身是需要过程的。最终产生生理差别并不是短期之内所能造就的，特别是在原始条件下。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某处遗址中的动物遗骨明显带有家畜的生理特征，并不能就此认为它的主人就是从那时起才开始饲养动物的。事实上最初的开始肯定要早很多。
　　既然涉及逻辑以及地缘，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中心观点有两点：一、不能简单的认为谷物的种植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类的直接食物的（虽然后期是这样的）；二、饲养家畜并不是人类畜牧动物的开始，相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行为是一个结果。如果没有人类长期的饲养及选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家畜是不会存在的。我们采信有逻辑的说法，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有条相对清晰的主线来解读地缘。毕竟所描述的地缘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于主旨来说也无甚损失。

关于上述观点有一点补充。首先这里所说的农业是单指种植业，广义的农业已经包括畜牧业了。另外中国北方最初所种植的并非现在所常见的小麦，而是“粟”，也就是小米。而“粟”就是从我们所常见的“狗尾巴草”中选育而出的。也就是说7000年前的东亚古人类最开始种植的是“狗尾巴草”，之后通过选育较为优质饱满的果实做为种子，经过长时间的累积逐渐成为了所谓的“粟”。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在几千年前就是“袁隆平”式的专家来做这种事情（如果一定有，那就是“神农氏”）。但事实上从种植狗尾巴草做饲料开始，最终自然选育出可供食用的谷物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至于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选用谷物作为主食，的确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知道在《左传》中就有“肉食者鄙”的说法，也就是把贵族形容为吃肉者。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应出，在肉食供应相对充应，阶级尚未出现时，在那一地区的人类是以肉食为第一选择的。只是这种权力随着人口的增长，阶级的产生而成为上层的专利了。
　　也许人类最开始发现谷物可食是缘于气候的原因，造成畜养动物大批死亡，而不得不吃为动物准备的谷物（后世的饥荒中吃动物饲料并不是最极端的案例）；或是将之用来供应战俘的食物（战俘的地位并不会高于牲畜）。这个开始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人类不得不以谷物为主要食物来源了。

之所以扯到畜牧的问题是你认为将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原始属性定义为“牧”有问题。请注意，这个“牧”并非指游牧，希望不要为这个概念加上“游牧”的属性。当然为了饲养牲畜而种植谷物实际上也是一种农业行为，包括饲养动物本身也可以被看作农业的一部分，因此将7000年前的那些种植行为定义为人类农业的开始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最初的谷物并非直接供能食用的，饲养动物才是它的最终目的。当然你认为“粟”不用人工选育，一开始就存在；或是人类一吃到小米就喜欢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凡事都有个过程，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个行为的最初动因。关于家畜的问题我想也说得很清楚了，人类一开始饲养的动物都是野生的，这种行为汉字表示为“牧”，并不能和家畜产生的时间直接划上等号。对于直接从自然中获取食物来源这已经是很大的一种进步了，从广义上讲将之认为是一种“农业行为”也未尝不可。至于后期为了饲养牲畜而开始种植原始谷物，那更可以被认为是向农业文明转换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种植的谷物从饲料向人类的主要食物转变的时间不能确定，和你说的那些考古证据无关。正因为无法确定这一时间，因此只能才会出现你所说的含糊其词。于认定西部族群经历过以畜牧为主要食物来源这一过程并不矛盾。如果你一定要一个结果的话，我可以明确表述，在你所说的那个时空范围内，人类的主要食物并不会当然的就是谷物。
　　另外，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更多的是从工具制作方式上划分的，并不是想当然的和生产方式划等号。最起码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族以渔猎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虽然有的已经从外界获得了金属工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研究，希望能够考证出新石器时期的人类，一开始就能够有袁隆平式的人物，为了族群的生存，有意识的从杂草中选育出可以食用的谷物。

第六节   黄河与大禹治水

上古部分争议太多。夏商周这三代会放在一起分析。进入信史部分争议会少很多。之所以一定要写上古部分，是因为就上古文明来说，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并不是唯一的起源地，甚至不能说是最高的。如果不从这一时期开始，春秋时期的一些东西就很难解释了。当然汉以后华夏已成，地缘冲突进入我们熟悉的轮回阶段，会比较顺利。

前面分析到了东西两大族群之间的那些火并了。抛开司马迁所记录的那些“历史”来看，我认为东西两大族群之间先经历一场大规模冲突，然后进行融合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历史无数次上演这类悲喜剧）。毕竟人类原始的本能还是更相信武力的。
　　当然这些冲突的规模和涉及范围可能并不如后世所想的那么广。最主要的冲突地区应该是在洛河下游地区与泰山之间的那一区域，这一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尽管后来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最终确立了华夏族的正统地位，并随之将同样来自黄土高原的“炎”、“黄”二族奉为正朔，并描写为那场冲突的绝对胜利者。但事实上西部族群并没有就此取得从渭河平原到山东丘陵的统治地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一方要想快速取得压倒性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会看到上古的一些记忆中，出现了一个和平时期（史称五帝时期）。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部族共同推选部落联盟的盟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尧、舜”。关于这些盟主的族属向来都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东西两大族群都有。
　　无论这段所谓“历史”有多少可信度，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文明出现大规模交融却是有考古方面的证据的。大致的时间段在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所谓黄帝取得“胜利”之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西两大部族在此期间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了初步融合。

然而正象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整个人类史就是一步战争史。即使我们只相信公元前841年以后的信史部分，也不难发现冲突无处不在。如果我们相信太史公对于断代方面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础，从地缘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它的真实性。
　　如果我们认定“夏”为中华正史的开始，那么“大禹治水”也就是事实存在的了。关于4100多年的那场大洪水规模究竟有多大，禹又是在哪里开始治理洪水的，一直是众说纷纭。我们依地缘结构所推算出的结果，这场大水所覆盖的主要范围都应该是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直至江淮流域的范围（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而其中主要的水患来源就是那条在下游不断变道的母亲河——黄河。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条河流象黄河那样多变。也不会象黄河一样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造成黄河下游如此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黄河下流处在华北平原之上，这一地区不象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高山做为屏障，限制了黄河的走向。一旦水量骤增，是很容易出现漫流的。
　　如果光是这种情况，人类并非没有办法寻找到规律加以控制，甚至利用的（比如古埃及人之于尼罗河）。但黄河下游的悲剧在于他的中游经过的是黄土高原。那些厚达上百米的，疏松的黄土层，虽然让仅有石制工具的原始先民们也能大规模的开垦，却也极易被黄河带走泥沙。这些泥沙在华北平原上垫高了河床，造成黄河所经之处，河床往往都要高出地面。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也和后世的治理分不开的。如果不是人为的加高堤坝，以期减少黄河泛滥所造成的灾害的话，黄河的泥沙将会通过一次次的漫流，均匀的铺在华北平原之上，正如它以前所做的那样。
　　在4000多年前，黄土高原的植被要比现在丰富的多，所带下的泥沙并不如后世那么多，因此下游的稳定性要比后世好很多。但这并不代表河水就不会泛滥。关于那场大洪水生成的原因，可能要复杂的多，包括所引发洪水的范围也许并不仅仅限于华北平原。但就禹所处的位置来说，黄河下游地区才会是他治理的重点。

在文明形成的理论中，有一个理论叫做“治水社会”论，西方用之来解读东方专制文明的形成原因。主要观点是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专制的制度。当然，这种解读在中国是被批判的。至于原因就靠大家去想象了。
　　不管这种“治水社会”的理论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起码在黄河流域倒是的确印证了这种说法。在中国有史可查的，长达二千多年的治河史中，如果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地区不通力合作，一旦黄河决口，它所覆盖的范围有可能北至海河，南至淮河。也就是说大部分华北平原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在这种治理过程中，处于上水地区无疑是占据地缘优势的。如果没有上水地区的配合，下水地区是无法治理好水患的。这也能解释，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西部族群，为什么能最终融合东部族群。对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来说，由于地势的原因，他们本身并不用承受黄河水所带来的压力。而对于黄河下游地区来说，这却是最为现实的问题。
　　我们知道，黄河下游一直在由北至南呈扇面状变动，这其中大致分为三条路线，一条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路线，从山东丘陵北面贴身而过，称之为中线；另一条是向北沿海河河床进入渤海，称之为北线；第三条就是向南，连通淮河的支流，最终夺取淮河的入海口入黄海，也就是所谓“夺淮入海”，称之为南线。这三路线的变动点并非在一个点上，但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我们从下面这张《黄河故道》图上就可以看出。

附图19：黄河故道示意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黄河下游的变动点西部的起点大致在洛阳与郑州的中点，也就是现今郑州与洛阳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都包含所辖区县）。而东部的变动点则在开封以西，约在现在的兰考县附近（也就是焦裕禄所在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要想治理好黄河下游的水患，或者想改变黄河的流向，这一地区是关键。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而中原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固定的。一般认为现在河南省大致就是中原的范围。不过如果要为中原找出一个核心区，或是最初所指的地区，那么洛阳——开封地区则无愧于这一称号。“得中原者行天下”固然突出的是它在古中国核心区的中心位置，但得之就可以控制整个黄河下游，乃至整个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才是它的地缘价值所在。
　　在之前的族群争斗中，西部的族群显然已经在这一地区确立的领导地位。因此做为史记中黄帝的玄孙——“禹”来说，能够领导这场治水战役的胜利，并最终成为东西两大族群的共主，是否合地缘规律的。（禹和黄帝是否有亲缘关系，并不能确定，但最起码应该是同族的）
　　之前曾经分析过，原始东夷的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最南可达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由于长江在此转向东北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将北起长江南岸，南到东南丘陵北缘的平原地区称之为“江东平原”（这也是三国中东吴将士自称江东子弟的由来）。历史记载中禹的影响力已达此地，并最终葬于此。
　　但事实上，治理黄河之水（包括受其影响的淮河）所能造成的影响，或战略威慑很难覆盖到这一地区。江东平原和长江以北的的江汉平原，要在1000年以后，方才正式与中原地区发现大规模交集。
　　如果我们确定禹的儿子“启”最终的确建立了世袭制的“夏”朝。那么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之前的“轮庄”形式，其所依仗的正是发现了治水的关键地区正在自己所掌控之中。其所影响的范围更多的应在黄淮平原，最远推至江淮平原（核心区仍在今天所确定的“中原”地区），“禹”所治理的黄河走的是北线，这条线路也被称作“禹贡黄河”或“禹河故道”。在其后的岁月里被无数河官奉为经典，并认为黄河复归此路为害最小。

关于“禹河故道”是否为大禹所引导，有可能又会引发争论。由于时代太过久远，事实上是无法争辩出结果的，一切者只能是推断。既然都是推断，那我也不妨做一个。根据史书记载，禹治水成功后，山东丘陵以南的直至东南丘陵的所谓“夷”族纷纷臣服（那些让人云山雾照的古名称我就不说了）。也就是说黄淮平原、江淮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原始东夷”族都纷纷臣服。如果这个范围没有错误的话，那么黄河在禹之前所为患的地区应当主要为黄淮平原。也就是说走的是南线，连通淮河的支流，进入淮河“夺淮入海”。并造成连锁反应，使得淮河水向南漫流，为害江淮平原。而禹所治理的办法就是引黄河之水向北，与现河北境内的河流对接，并最终流入渤海。
　　仅仅是这样描述，大家可能依然无法有直观的感受。最起码对这个工作量是否为上古时期的居民所能承受有疑虑。根据〈大禹治水地点示意图〉，以从地缘的角度推算了出大禹可能的治水地点。上面有两个圈，绿圈代表黄河可能向南，进入淮河的连接区；红圈则表示大禹引导黄河向北，连通北路的连接区。
　　附图20：大禹治水地点图

这张图的底图是表示现在河流走向的〈中国水系图〉，上古时的河流走向可能会略有不同，不过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并且可供选择的河流会比现在多（现在的河流湖泊数量已经没有上古时多了）。

对于史记中的记载，特别是关于上古部分，可能很多人会不屑。但我个人认为，其中还是有很多信息可供参考的。比如禹这个人的存在与否，是否有治水之事。对于一个以崇尚祖先崇拜的民族来说，可能会夸大祖先的功绩，但无中生有是非常忌讳的（包括黄帝之事，也许那场对东夷的战争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胜利，但东西族群在那一时期开始碰撞却是有考古证据支持的）。
　　现在我们已经分析了成就“中原核心区”地缘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控制黄河下游走向的力量。黄河在今后的历史中，无数次或被动，或主动的“以水为兵”，但最先掌握它的力量的是“禹”，他的儿子“启”也因此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不过既然“中原核心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被发现，那么希望取得共主地位的族群就必然要以这一地区为争夺目标了。
　　大家期待以久的“商”、“周”就要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