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清政府就一直靠着这个方法痛快着，但也闹出不少风波，惹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老朽的帝国，怀念昔日的无限荣光，沉湎于习惯性自慰，无力自拔。自慰来自需要，清政府需要的是**上国的面子、尊严和体制。
乾隆皇帝八十大寿那年，英国政府派马嗄尔尼前来洽谈通商之事，结果因为跪拜礼节闹得不欢而散，错失融入世界的良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前来换约的时候坚持走水路，清政府因为面子问题坚持让他们走陆路，结果战事再起，咸丰跑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命呜呼，北京被人占了，圆明园被烧了，最后还得赔偿军费，再签一个更加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才算罢休。
自慰虽然痛快，能满足内心深处虚幻的欲望，但是玩得多了，总会难免会落下个前列腺炎之类的后遗症。清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重的。
谈判结束之后，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可是在这个条约上，除了赔款，还有一个大大的败着，如果写出来，你一定会大骂清政府糊涂，当然，这个条约也为中日今后的纠葛埋下了祸根。
在《北京专条》上，第一条赫然写着：日本这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真是太雷人了，这就是说，清政府不仅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合法的，而且承认琉球（原是中国的藩属国，后被日本强占）是日本领土！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难道草拟条约的这些人中文没有学好？难道李鸿章不知道这个条款背后的含义？
当然不是。
草拟条约的这些官员，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上来的，别的说不准，但文字功夫绝对是一流的，而李鸿章更是以擅长写奏折而著称，是大清帝国为数不多的一流笔杆子。
那么，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而愚蠢的错误呢？
实在令人费解。
但是只要你找到了破解这个谜底的钥匙，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个条款，并不是日本人强加的，而是大清帝国官员故意这么写的，包括李鸿章。
因为条文如果不这么写，就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面子，就是尊严，就是体制。为了得到它们，必须这么写，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面子问题是个老问题，有些年头了。要面子也未必是件坏事，人要脸，树要皮，何况一个国家，总是要些国体和声望的，可是问题如果太在乎面子，为了面子伤了里子，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病态——死要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理顺一下思路，揭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逻辑。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下面来演示一下李鸿章的推论过程：
一，给日本的抚恤金和成本费，不是军费，不算赔款，而是恩赐。
二，既然是赔偿抚恤金和成本费，那么日本到台湾来就不是搞侵略，而是正义的行动。所以大清帝国应该承认其正义性与合法性。
三，为什么是正义的行动呢？因为日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为他们讨回公道，毕竟他们人被台湾人杀了。
四，既然是保护自己国民，那么就只能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国土。
归纳一下清政府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吧：
日本率兵攻入台湾，是为了替在台湾被杀的琉球人讨回公道，因为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打到台湾不是侵略，而是正当的军事行动，清政府看在日本这么大老远跑到台湾，就是要讨回一点抚恤金，大清帝国既然是**上国，赔偿人家抚恤金，加上人家在台湾也花了不少钱，打发一点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去，也是应该的。
否则，如果认定琉球是中国的，那么日本跑到台湾就是无理取闹，就是侵略中国，结果清政府却又赔了款，道理上就说不通，清政府的形象就会很窝囊。
总算自圆其说了。总算自欺欺人。
一个真正的大国，不管对方强弱，都要敢于坚持正义这个原则，都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越是面对小国，就越要按原则办事，就越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否则，连一个小国都对付不了，怎么去对付一个大国！？以大哥风犯，不与小弟计较来处理问题，不会让人觉得你是宽宏大量，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反而会让人觉得懦弱和无能。
历史证明，这不是气话在，而是一条真理。不要忘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管好坏。
有鸟出头，尤其是坏鸟，该打的时候还得打，打一只鸟，总比打一群好对付。哪怕是一只小鸟，只要打得有道理，还是打一下比较好。古话说得好，杀人偿命，得道多助，只要是正义的枪声，不管打的是哪只鸟，都要大胆而果断地扣响扳机。我相信，一定能博得人们的理解，甚至掌声。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打自己的鸟，让别人说去吧。（当然，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要遵守的，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这也怕，那也怕，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今天这个借口，明天那个理由，该出手时不出手，只会错失良机，遗憾无穷，等到真正想把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竟然是作茧自缚，自己已经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大清帝国面临的两难选择：要琉球，就会没有面子，想要面子，就只能牺牲琉球。几年以后，日本由暗占变成了明抢，霸占了琉琉，改名为冲绳，正式并入日本版图。
自慰是要付出代价的，长此以往有损身心健康。大清帝国一直太要面子，一直改不了这个坏习惯，就像戒不了毒的鸦片鬼，一味沉湎其中，难以自拔，一直像一只驼鸟一样，将头深深地埋进沙里，却不知屁股却被一览无余。
了解了大清帝国的这个坏习惯，就不难理解长崎血案会是这样一个让人窝火的结局了。这个逻辑与《北京专条》是一个模式：
大清帝国没打算用拳头去教育日本人，可是又没想到日本人根本不认错，大清帝国只好退而求其次，让日本人赔点钱，找个台阶下，在外人看来日本人算是低了头，认了错，可既然没有打，而且大清帝国也赔了对方医药费，那就不能说日本人是蓄意谋杀，只能定性为因误会闹了口角，然后发生群体斗殴。
否则，日本人蓄意谋杀，犯下滔天大罪，可大清帝国竟然奈何不了这个凶手，这个说不通，很没面子。
真相大白了。
处理意见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在给长崎血案定性的时候，之所以避重就轻，说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这才有了流血冲突，是为了给第二部分赔款找个说法，这样一来，大清帝国就没吃亏，而且很有面子，虽然中国赔了钱，可是日本人赔得多啊！总算胜利了一把！
只有这样，才能自圆其说，才能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才能不让西方那些老牌国家看笑话，大清帝国才能继续保持**上国的威风。
这就是真相，尽管极其残酷，极其悲哀。
有没有面子已经不重要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事情终于平息了。在第一次阅兵中刚刚找到一点自信的李鸿章，再次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海军尚未建成，鸿章仍需要努力。
三年后，又是5月，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李鸿章第二次检阅了北洋舰队。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在这次阅兵中，他再次找到了自信。
他相信，长崎事件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事实将会告诉他，你老人家还是太乐观了，这个预测只对了一半。
历史有时候常常有惊人的巧合，让人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痛苦的挣扎。李鸿章一生三次检阅海军，每次前后都发生一件震惊世界的血案。
制造血案的还是日本人，只不过这次的对象不再是北洋舰队，也不是大清帝国，而是另一个更强大更剽悍的帝国。
俄国。
这起血案同样发生在日本，一个美丽如画的风景区。这个地方有一个美丽动听而富有诗意的名字——琵琶湖。
与指挥官的素质很有关系，还有战略与战术
我估计就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引出来，写很长很长。这是天涯风格
第三章 血溅琵琶湖
一 意外
1891年5月11日，日本著名风景名胜区——琵琶湖。
天朗气清，蓝天白云，微风轻轻地从水面吹来，琵琶湖风景如画，令人陶醉，往日里这里很是热闹，但是今天却异常冷清，因为这里正在专门接待一位重要的贵宾。
俄国太子（皇储）亚历山大罗维奇。
此人就是将来的尼古拉二世，沙俄帝国最高领导人——沙皇——的接班人。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接待规模非常之高，发誓要让这个未来的大人物在日本玩得开心。对首次来日访问的亚历山大，日本希望能够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于是把他带到琵琶湖，希望在旅游观光中增加他对日本的好感，以促进两国的友谊。
鉴于三年前的长崎血案，日本政府这次安保工作做得非常严谨细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能调的警察都用上了，以确保万无一失。
琵琶湖之前被清了场，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日方陪同人员热情周到，彬彬有礼，琵琶湖风光秀丽，空气清新，这一切让亚历山大感到比较满意，也玩得比较开心。几天游历下来，他对日本的印象开始有所改观，这个小小的东方岛国，虽然狭小却也精致，虽然有些古朴，可也充满了现代气息，工业化已经在这里铺开，现代文明的影子随处可见，这些都让他对日本有了一些好感。
亚历山大从琵琶湖出来，正与希腊王子一路说笑着。在这位大国太子的周围，还拥簇着一些同来的小国太子。希腊王子提着一根手杖，俗称“文明棍”，那个年代流行这种打扮，这使他看起来很有些绅士风度。这种公子哥作派，玩的是优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根手杖即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太子团”走出琵琶湖，走到大津市街头。街头上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日本人，情绪有些激动，由警察组成的人墙排在大街两边，一切都很正常，亚历山大在前面领头，步履潇洒地向前走。
大津市能调来的警察全都找来了，这些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安排在关键位置的都是保卫工作的尖子，他们手里还拿着武士刀。这让陪同的日本官员很是放心，眼看就要走完街道，就要万事大吉，他们不由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想总算完成了政府交待的“确保万无一”的重任。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还是出现了。
只见旁边突然闪出一个人，挥刀就向走在最前面的亚历山大砍去。刺客来得太突然了，可以用小说里常用的四个字来形容——火石电光，亚历山大完全来不及躲闪，头上被砍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四溅。亚历山大被吓傻了，怔在那里，像只呆鸭，只要刺客再补一刀，亚历山大就要横尸街头了。
被吓傻的不只是亚历山大。周围那些人，包括日本陪同官员，一下子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个刺客的身份太奇怪了。
他并不是从人群里冲出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大家还有一个反映的时间，大伙把注意力都放在在周围的人群，谁也没有对这个神秘人物加以防范。
因为刺客的身份极其特殊——他就是站在亚历山大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一名日本警察。他的举动让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惊诧所滞留。
情形万分危急。
这名疯狂的警察，他不理会旁人的反映，他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见一刀下去没有毕命，再次迅速地抡起落下的武士刀，狠狠地朝亚历山大的头上砍去。
亚历山大没学过“凌波微步”，也不会“六脉神剑”，更没练过“金钟罩”，眼看手起刀落，命即休矣！
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亚历山大自然死定了，老毛子他爹等着到日本来收尸，小日本就等着做孝子吧。
奇迹在武侠小说里比较多见，比如拈根绣花针之类就能把武士刀打偏，或者吹口气把刺客定住，可惜在场的没人练过葵花宝典，更不会有孙猴子现身。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能有什么奇迹出现呢？
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奇迹真的出现了。
就在武士刀即将砍中亚历山大脑袋的那一瞬间，只见斜刺里挥出一根手杖，挡住了武士刀。已经走到阎王爷跟前的亚历山大惊出一身冷汗，手捂着伤口，赶紧闪到一旁，这时定睛一看，原来是希腊王子把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刺客好像专门冲着亚历山大来的，试图越过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直奔目标。希腊王子估计是练过一点武术的，比如剑道之类，表现非常神勇，竟然挡在亚历山大前面，与专业警察格斗起来。
但是毕竟是太子，养尊处优惯了，再说兵器上吃了大亏，过一两招还凑合，再打下来，也撑不住。好在这时候这时周围的警察都回过神来，一起上前制住了刺客。
刚刚经历了小说里才有的惊悚一幕，遭遇袭击的亚历山大和挺身而出的希腊王子，这两个难兄难弟都不幸地挂了彩，相互搀扶着走进了医院。脸色有点惨白，而且很难看。尤其是亚历山大。
虽然千般小心，万般谨慎，可还是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比起长崎血案来，琵琶湖血案让日本政府显然要紧张得多。日本一直对沙俄帝国存有畏惧心理，加上受害者又是皇储，沙俄帝国未来的一号首长，这次人家前来做客，差点被你砍死，这可如何是好？
亚历山大挂了彩，摔了脸子，让日本政府感觉压力山大。更要命的是，这个刺客偏偏还竟然是个警察，堂堂正正的国家公务员。如果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日本政府有意安排的呢？真是百口莫辩了！
善后工作是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日本人麻烦了。
为了妥善处理后事，当务之急，是要提审这个疯狂的警察弄清真相。这个家伙，派他来做保安，他却摇身一变成刺客，干出这么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动机？幕后指使者是谁？保安成了刺客，道理上说不通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此人是俄国对头派来的刺客，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化装成日本警察不成？！
二 动机
提审工作非常顺利，既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没有老虎凳辣椒水之类的刑讯逼供，犯罪分子就爽快地交待了一切。
上述几个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
化装说可以完全排除了。此人并非冒牌货，而是正而八经的日本人，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警察。名叫津田三藏。
至于作案人员，没有同伙，无人指使。就他一个。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关于作案动机。一般来说，这个问题会稍微复杂一些，犯罪分子一般不会轻易交待。所以经常会动动刑，打打心理战，施点压，要见点血才行。更何况是这样一桩惊动世界的大刺杀？
且据调查，津田三藏是个非常本分的人，虽然传闻八年前曾经疯过一次，但是现在看来已经那只是传闻，他在警察局干得也不错，否则这次不会派他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去刺杀一个俄国太子呢？！
让审讯官感到意外的是，津田三藏回答得很爽快，他在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并无半点隐瞒。
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隐瞒的必要。
津田说，根据政府坚持不懈的大力宣传，俄国威胁论已经深入人心，日本人都知道俄国要争夺东亚的利益，打朝鲜的主意，是日本的敌人，现在他们的太子来了，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作为一个爱国人士，应该当仁不让，先把俄国的接班人灭了，让他们那个沙皇绝了种。对，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谓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这个答案实在让审判官哭笑不得，也让日本政府受恨交加。
津田三藏的意思是，日本政府应该要感谢他，而且要进行表彰嘉奖。因为他是俄国威胁论的忠实响应者，俄国威胁论正是日本政府在民间大力宣扬的论调。
可是日本政府却要让他去死。
日本政府并不想给他颁发一个“民族英雄”的奖章。他们当然也想让亚历山大去死，但却不是这种方式，更不是这个时候。
没错，沙俄帝国的确是我们的死对头，他们修铁路，建军港，与日本抢地盘，抢朝鲜，迟早是要干一仗的，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准备工作做好以前，不能轻举妄动，更不能把他们惹毛了，引火烧身。
亚历山大这次出来并不是为了游历，更不是专门冲着琵琶湖来的。在他血溅琵琶湖之前，这个景区的名气远不如现在显赫。他这次出门，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到海参威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工仪式，视察海参威海军基地施工进度。这是主要目的。
经过上千年的奋斗，俄国从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靠的是领土扩张这个优良传统，俄国虽然国土广茅无垠，但是俄国人并不满足，远东地区是著名的苦寒之地，长不出什么东西，而且没有出海口，所以俄国在远东有着很强的扩张欲望，而朝鲜正是它垂涎的一块肥肉。
俄国的政治重心在东部，经营远东很不方便，为了便于将来运兵打仗，有效地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俄国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东西。
这条铁路一旦修成，加上海参威的远东舰队，吞并朝鲜指日可待。这让日本人感到很大的压力。日本人本来指望这次把接待工作搞好，先把亚历山大麻痹一下，以延缓俄国在远东下手的时间，为吞并朝鲜，控制中国东北，控制抵挡俄国南下的军事缓冲区，以避免在日本本土与俄国决战。
可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百密也有一疏，这个津田三藏，虽然不顾个人安危，精神可嘉，但是他的冲动和无知打乱了政府苦恼实施的全盘计划。一场好戏，被一个意外的情节全部搞砸了，现在只能牺牲他了。这是唯一的办法。
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安抚好亚历山大，稳定俄国的情绪，为了将来，现在只能先做孙子。这就必须让凶手见血，给人家一个交待，杀人偿命嘛，日本人是懂这个浅显的道理的。
日本政府决定用最诚挚的忏悔，以求得亚历山大，还有他老子的原谅。世界上最虔诚的忏悔，要数那些站在神父面前真心忏悔的基督徒。日本这次策划出来的忏悔，却比基督徒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虔诚程度大概可以用“肉麻”两个字来形容，希望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三 忏悔
首先出来忏悔的是日本政府。日本办事效率很高，上至天皇，下至要员，都乖乖地来到医院表示慰问。
虽然希腊王子神通，亚历山大捡回了一条小命，可还是在琵琶湖留下了永恒的纪念：额头中了两刀，一横一竖，一长一短，长的三寸，恰似耶稣遇难的十字架。
面对着被毁容、头上缠着纱布绷带的亚历山大，日本人开始史上最虔诚的忏悔。
日本政府表示，一定要把凶手死拉死拉的，以便让亚历山大泄泄火。接下来，是有组织的大规模忏悔活动。
全国各地的庙宇，教会，都在祈祷太子早日康复。
各种社团，各界人士，发来了慰问电，有一万多封。
全民都行动起来了，各行各业都表现出极度的默契，令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政府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更离奇的还在后面。
山形县的一个村子，一个极其普遍的村子，竟然通过了一个法令，从今往后，禁止姓津田的人再取名叫做三藏！
最可怕的事情出现在5月20日，这个事情标志着忏悔活动达到高潮。一名二十七岁的日本女子，在写完向俄国政府的谢罪信后，竟然拔刀自尽！
真是有种！
有诚意吧？够意思吧！日本政府在做完这一切之后，等待着俄国太子亚历山大的原谅，耐心地等待着。
一切都很顺利，各方力量都很配合，可还是出现了一个意外，打乱了日本的全盘部署。
按照日本的法律，津田三藏是判不了死刑的，杀了北洋水兵那么多人，都没有判一个死刑。但是如果不判津田一个死刑，亚历山大就会不开心，所以日本政府一再对法院提出要求给津田判死刑，可是法院坚持按章办法，主张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只给津田三藏判了个无期徒刑。
日本政府很是恼火，可是也不有办法。毕竟日本已经在两年前通过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毕竟已经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法院坚持自己的做法，天皇也干涉不了。
虽然没有做到十全十美，可是不管怎么说，日本政府的谢罪工作已经做得十分到位，几乎无可挑剔，甚至还有一点变态。他们相信自己这么努力，一定能感动亚历山大，只要他还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如果换成长崎事件，日本人这么干的话，大清帝国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李鸿章大概也会大手一挥，误会误会，没事没事。因为这样太有面子了。当然，软弱的大清帝国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日本人也看菜吃饭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美国有个女作家，搞人类学的，曾经写过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菊与刀》，这本书是专门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日本人的性格的。她经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日本人最突出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你如果横一点，能把他打趴下，他认你做爷爷，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如果你斯斯文文的，他又觉得能把你打趴下，他就把你当孙子，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想给一巴掌就给一巴掌。
这种分析还是很靠谱的，把长崎血案和琵琶湖血案对比一下，全都出来了。
这个女作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二战以后美国人就是按这个思路来对付日本人的，到今天终于把日本人驯得乖乖的。而日本人也按这个思路来对付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打进中国，肆意蹂躏，事后还不认账。因为他没有从中国这里找到做孙子的感觉。
可是亚历山大这个人非常奇怪，他就像一个冷血的人，对日本人的忏悔找不到一点感觉，完全是一幅无动于衷的样子。俄国人似乎天生对日本人就有一种深刻的了解，根本不为这种表演浪费感情，表现得相当冷静，态度极其冷淡。
在他看来，政治家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否则就会掉进人家的圈套，被人家玩弄于表演和做秀之中。
相反地，亚历山大用冷屁股对着日本人的笑脸，但对中国却充满了好感。清政府驻日公使到医院探望，他不但给予了隆重的接待，事后还不忘给光绪帝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表示了无限的感激，并对中国之前的款待再次表示感谢。
好在还不是致命伤，经过日本人的悉心照料，亚历山大的伤口愈合得还不错，他一刻也不想在日本呆了，很快就出院转移到俄国军舰上，随后迅速返回海参威，举行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还宣布加快海参威的建设，还要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来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
东瀛三贸陷入一片恐慌。
亚历山大的态度非常明朗了，他不但不买账，而且已经下定决心要复仇，要让伤害了他的日本人付出代价。等西伯利亚铁路修好了，他就能迅速地从欧洲调运陆军赶赴东亚，海参威军港修好之后，俄国就能在远东驻扎一支强大的舰队，很明显，这两项工作针对的都是日本，到时候海陆并进，拿下朝鲜，控制中国东北都易如反掌，再然后，自然是进攻日本本土。
一切都是徒劳了，一切都让津田那一枪毁了!俄国进军东亚的战车已经提速，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日本人希望通过忏悔来麻痹俄国人的计划彻底破产。
亡羊补牢已经于事无补，日俄一战在所难免。
面对琵琶湖血案千万的紧张气氛，围绕如何制定东亚战略，日本内部出现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争吵，这次争吵对日本，以及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乃至东亚格局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向李鸿章发出了邀请函，正式邀请北洋舰队访问日本。
面对日本政府语气用词诚恳的邀请，李鸿章陷入了沉思，五年前的长崎血案和刚刚发生的琵琶湖血案，逼使他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个意外的邀请。
四 阴谋
有了长崎血案的教训，加上琵琶湖血案的阴影，李鸿章这一次并没有马上答应日本政府的邀请。
如果再来一次长崎血案，北洋水兵就亏大了，大清帝国再也丢不起这个人。日本人不但记仇，而且够狠，尤其是警察，实在是太剽悍了，不但敢杀北洋水兵，也敢在街头行凶刺杀国家领导人。难保血案不再重演。亚历山大的伤刚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了日本的邀请，也是面子上感觉过不去。
日本处理长崎血案和琵琶湖血案的态度和方式，让李鸿章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两件事情，摆开来说是一个性质，错都在日本警察。长崎血案是一件有预谋的集体刺杀，琵琶湖血案是一件突发的个人刺杀，比较起来前者的性质更加严重，考虑到亚历山大的特殊身份，至少也得扯平，但是日本人的态度却有天渊之别。
长崎血案发生之后，日本人很是冷淡，一再拖延，大耍无赖，别说道歉，连个错都不愿意认，事后只是付了点安抚费和医药费，根本不在乎大清帝国和中国人民的感受；可是琵琶湖血案之后，日本人不但道歉认错，而且只要干得出来的都干了，不能干的也厚着脸皮干了。只求俄国能够谅解。
人比人，气死人；国比国，气死国。太伤自尊了，太没面子了。李鸿章不会不明白，死要面子的大清帝国，除了自己，谁也骗不了，琵琶湖事件发生之前，好歹还能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我安慰一下，可是现在人家把两个事情一对经，谁也不是傻瓜，怎么会看不出日本对清政府的轻视甚至轻蔑？!
好你个小日本，现在俄国人不愿意原谅你了，你就来求咱家了？!为了面子，也得装装含蓄，体现几分矜持，抬高抬高身份，得让你小日本明白，咱大清帝国不是挥之即去、呼之即来的!
面对李鸿章的拒绝，日本政府这次表现得极其热情，接二连三地发出了邀请函，看架势大有不同意誓不罢休的苗头。
李鸿章开始警惕起来，凭着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经历，他已经对日本人的性格有所了解，隐约感觉到日本这次请邀请大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味道，琵琶湖血案刚刚过去，日本人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强力邀请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呢？!
凭着多年来的经验和外交直觉，李鸿章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日本人百折不挠的邀请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及非同一般的动机。
经过一番思索，李鸿章得出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话还得从日本内部的派系斗争说起。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派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大清帝国一直是派系斗争不断，窝里斗很凶，其实日本也有这个问题。明治维新民以来，针对东亚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分成两派：萨长派和兴亚派。
所谓萨长派，是指这些人来自于旧的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些人都是倒幕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有功之臣，在帮助天皇夺取最高权力的同时，他们也掌握了政府的权力，前面说的明治三杰，还有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兴亚派的资历比萨长派更老，他们多是明治维新的元老，还有活跃在民间的杰出人士，日本近代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胜海舟(1823-1899)就是其是的代表，日后联合舰队的司令伊东祐亨就是他的学生。
萨长派和兴亚派在日本崛起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如何使日本崛起这一点上却有着巨大的分歧。兴亚派认为，日本的兴起，就是亚洲的兴起，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作为东亚邻国，应该携起手来，结成同盟，一起进退，共同繁荣，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论调，正是李鸿章早年一度萌生联合日本抗击西方侵略的原因所在。
按照兴亚派这个思路，中日两国的关系自然非常融洽，比如胜海舟就与丁汝昌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他对丁汝昌的关心，甚至还超过了伊东祐亨。但是萨长派却不这么看，他们推崇的是福泽谕吉的 “脱亚入欧论”和“海外雄飞论”，主张与亚洲各分道扬镳，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通过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首先是征服和吞并邻国朝鲜和中国，增强自身实力，然后再与西方列强决一雌雄。
兴亚派和萨长派吵来吵去很多年，谁也没能说服谁。争吵的结果，将对大清帝国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兴亚派获胜，那么此后的历史将会改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派的争吵与大清帝国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大清帝国的派系斗争，目的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日本这种争论，主要是政见之争，权力斗争的色彩要淡很多。而且这种争吵反馈到中国的信息，也使得李鸿章等人产生过一些错觉，影响了对日本未来发动战争的正确估计。
琵琶湖血案的发生，使争论的天秤发生倾斜。
亚历山大不肯原谅，拂袖而去，让日本人很紧张。而亚历山大对中国的态度，使日本感到更加紧张。早在前去访问日本之前，亚历山大已经访问过中国。整个访问非常愉快，与在日本的恐怖经历形成巨大的反差。清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俄国未来的老板，李鸿章还派出致远舰替他护航，把他从广东送到江苏，然后溯长江而上游历内地，让他感到很有面子。
虽然俄国也不是什么好鸟，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吞并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才与朝鲜成为邻国，但是李鸿章只所以这么热情，主要是想利用俄国来钳制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是他一惯喜欢使用的外交招数：以夷制夷。李鸿章希望通过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这才有了中俄两国短暂的蜜月期。
面对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以及中俄友好带来的巨大压力，兴亚派开始在日本占据上风，他们主张邀请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对外营造中日友好同盟的形象，以警示和震慑俄国，减轻来自俄国的压力。时局不堪，实力不济，萨长派对此表示了附和，于是李鸿章便接到日本三番五次的访问请邀请。
日本人不过是希望利用北洋舰队来吓吓俄国人，这就是他们邀请北洋舰队访日的阴谋，李鸿章当然对此有所察觉，作为大清帝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他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抉择。
这次抉择将关系到大清帝国的未来，尤其是北洋舰队未来的命运。他不得不慎之又慎，接受，抑或拒绝，都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
五 棋子
曾国藩曾经对李鸿章有过一句评价：“才大心细”。我以为，这句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
以曾氏为人原则和相人技术，加上这个评价是上奏朝廷的推荐评语，不可能是一句“诳语”。从日后这句话的流传程度来看，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李鸿章的为人行事，用这四个字来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如果把曾李二人做一个比较，会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
还是从这四个字说起吧。从才华和才能上来说，李鸿章要胜曾国藩一筹。科举考试李比曾要顺利，中进士时要年轻。官场上，李起步比曾晚，但升官的速度却要快很多，曾最高做到总督，李却还兼了北洋大臣。曾镇压太平天国不久就裁了湘军，步入政治命运的低谷，远离政治舞台中心；李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举证军不但没裁，反而越做越大，而且海陆并进，在晚清第一重臣的位置上一呆就是二十几年，位及人臣时间在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排行榜上稳居第一名。
李鸿章能够创下这个惊人的纪录，再无第二个人能够打破，靠的绝对不只是运气，更重要的是超群的才华和过人的精明。
从行为举止上看起来，李鸿章豁达而随意，但是每每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之后才会下定决心。面对日本政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发出的邀请，他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因为他需要综合各方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
面子问题李鸿章已经懒得去多想了，他需要考虑的是效果。如果答应邀请，就会中了日本的计，成为日本利用的棋子。俄国人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他们的目标是日本，他们对中国示好，其实也是对日本施压，中国又何尝不是俄国人手里的一颗棋子。
国际关系就像一个棋局，大局套小局。身处其中，谁都难免沦为棋子，除非退出棋局放弃博弈。致胜之道，在于因势利导，巧妙周旋，利用棋子间的微妙关系，借力打力，制人而不制于人，使棋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
李鸿章心想，俄国其实何尝又不是自己手中的一颗棋子？高规格接待亚历山大，不也是想营造中俄友好的印象，以震慑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吗？可俄国也不是什么好鸟!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趁火打劫，抢走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又准备进军远东，东北和朝鲜眼看就要落入它的魔掌。日本人也在盯着这两块地方，既然如此，何不来个以夷制夷，以子遏子呢？!
对俄国，一方面要利用它来对付日本，同时也得利用日本来遏制俄国，这样棋就活了，我李鸿章就是赢家!
思绪流转，李鸿章暂时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经过再三的周密思考，他最终还是答应了日本人的请求。
李鸿章当然不是被日本的诚意感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善良的慈善家。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是他对第二次阅兵几个关键情节的回忆。
六 第二次阅兵
1891年5月23日到6月9日，李鸿章第二次检阅了北洋舰队。正是这次阅兵，让他决定还是让北洋舰队再到日本走一遭。
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的巧合。
5月13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自己准备前去检阅北洋舰队。就在两天前，正好发生了琵琶湖血案。需要申明的是，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完全属于巧合，李鸿章并不是因为知道了琵琶湖血案这才决定前去阅兵，因为阅兵计划早在年初就已经申报朝廷，这次上奏只是程序问题。这次阅兵，完全是按章办事。
具体来说，是按照三年前制定的《北洋水师章程》规定的阅操制度进行的。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设定了军舰编制，成立了指挥系统，确定了官制，制定了章程，大清帝国第一支海军正式诞生。
按照北洋舰队成立时制定的章程制度，北洋舰队的训练分单舰训练和编队训练两种，单舰训练称为“日操”，是每天进行的常规训练，时间一般在上午8点45分到11点45分，下午3点到4点，内容是单舰战术战斗训练，比如备战训练、武器训练、多能训练等等，以武器训练为例，项目包括任意射，同向炮齐射，暗号操练，减人放炮，夜间备战等等。
这样的常规训练对于提高单舰战斗力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将来面对的实战更是必不可少，比如暗号操练，这个场面在特种部队的场景中经常可以见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无声指令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海洋实战中炮声轰鸣，官兵都变成了聋哑人，听不清口令，跑手们只能通过手语沟通放炮，这就需要平时的磨合来形成高度的默契。再比如减人训练，在战斗影片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机枪手被人撂倒后，马上会有其他战士补充顶替，减人训练就是为了解决实战中炮手受伤或者阵亡以后有其他水手能够顶上继续作战。夜间备战主要是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以形成快速反应和反击能力。
海战不但取决于单舰的作战能力，更取决于舰队的整体战斗力，编队训练就是要通过军舰之间的默契与协同，将舰队的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最高水平。北洋舰队阵法训练的教材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轮船布阵》和天津水师学堂翻译的《船阵图说》，阵法多达一百多种，其中基本的阵法有十来种，其他都是变形和组合，如果没有经常性的编队训练，根本无法练成如此复杂多变的阵法，就算练成也不能运用得随心所欲。
北洋舰队编队训练主要有大操、会操、会哨三种方式，大操每月一次，会操两月一次，会哨一年一次，与南洋海军联合编队训练。为了保证训练质量，北洋舰队制定了严密的阅操制度，规定北洋大臣每年检阅一次，北洋大臣和亲王每隔三年共同检阅一次。在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到甲午开战的六年时间里，李鸿章检阅过两次，这次是第一次。醇亲王这个海军司令自从五年前来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到北洋来过。
这次检阅，属于三年一度的阅操。
准确地说，这应该算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检阅北洋船队，上次陪同醇亲王检阅时，北洋舰队只是初具规模，还没有正式成军。
但凡成就大事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过人的智慧，二是过人的精力，这话一点也不假。李鸿章这次阅兵时，已经是六十八岁的高龄，但却完成了高强度的视察工作。
检阅工作安排得非常紧凑，从大沽口出发，先后抵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洲湾、青岛、烟台，然后再回到大沽，为期十八天，行程三千里，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视察海军基地陆军装备训练、海岸炮台和船坞码头建设情怀、陆海军演习打靶等等，包括军舰编队实弹射击，鱼雷艇实弹射击，海岸炮台实弹射击，等等。
这一路行来，都在风波涤荡、船行摇晃的海浪之上，几乎没有休息和休闲的时间，这样高强调的工作，别说近近古稀的老大爷，就是换上年轻力壮的小伙儿，恐怕也未必吃得消，难怪曾国藩赞赏李鸿章说他“精力过人”，这句话看来所言非虚。
不过曾国藩做这个评价的时候，李鸿章还正当盛年，只有四十来岁，如今快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曾国藩泉下有知，恐怕也不会这样来评价他的这个得意门生。是什么支持着他于万顷碧波之中艰难地完成这一工作呢？
曾国藩当年早曾给出了答案。在保举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的那个折子里，有十二个字很是有些分量：“才大心细，精力过人，劲气内敛。”
答案就是最后四个字：“劲气内敛”。
李鸿章身兼着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几个职务，每一个职务都是日理万机的要职，既要管军政，又要管外交，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虽然风光无限，风头出尽，尊贵无比，高高在上，可其中的苦楚和辛劳又有几人知晓体会得到？!
官场行走如攀险峰绝壁，越往上走就越风光，可是危机也随之增加。朝廷的猜忌，同僚的倾轧，都是家常便饭，算是应有的“配套待遇”。很多人以为，官当得越大，权力就越大，就越容易干成大事，殊不知这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想当然而已，其实官越大，顾忌越多，想干成事就越不容易，因为干系重大，动辄得咎，一步走错，一着不慎，都有可能导致数十年的积累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想做个“采菊东篱下”的闲人也许都做不到。
做到李鸿章这种高官，就像不停地在爬山的运动员，不但要一副好身板，有一颗好头脑，还得有一股子精气神，一颗强大的内心，一种抗打抗压的超强毅力，没有这个修为，就算爬到了山顶，也会撑不住。
这就是曾国藩说的劲气内敛。佛争一柱香，人活一口气，让李鸿章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健旺精神从容应对各种挑战的，正是他身上一种独特的东西。为了大清帝国，他必须挺住，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劲气。正是它支撑着李鸿章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着。
这次阅兵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和督促北洋系统海陆军的作战能力，所以他重点考察了辽渤一带的海防工作，尤其是基地炮台和北洋舰队的建设和训练工作。检查的结果，李鸿章比较满意。
首先是舰队规模。第一次阅兵后的三年内，是北洋舰队发展壮大的黄金期，李鸿章多年来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喜人的回报。最让他感到开心的是，北洋舰队增加了四艘主力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
这四艘军舰是在1885年订购的，当时定远、镇远、济远还在回国的路上，清政府按照李鸿章的建议，批准了第二期订购计划。经过详细的调查和仔细的对比分析，李鸿章决定在德国和英国分两起订购。
在德国订购的两舰装甲巡洋舰，后来命名为经远和来远，是一对双胞胎军舰，舰长82米，宽12米，吃水5米，排水量2900吨，马力3400，航速15.5节，210毫米口径火炮两门，150毫米口径火炮两门，共有火炮14门，另有四具鱼雷发射管。两舰造价近174万两白银。
在英国订购的两艘穹甲巡洋舰，后来被命名为致远和靖远，是同型同款的姊妹舰，舰长76.2米，宽11.5米，吃水4.5米，排水量2300吨，马力7500，航速18节，210毫米口径主炮三门，舰首双联装，舰尾一门，152毫米口径副炮两门，共有火炮23门，另有鱼雷发射管4个。两舰造价近170万两白银。
1887年9月，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军舰在舰长（管带）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的带领下，扬起龙旗，起锚驶向遥远的中国。
在四艘巡洋舰后面，还拖着一艘奇怪的稍小的军舰，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用途。这艘小型军舰日后有一个名字，叫做“左队一”鱼雷艇，这并不是英德买二送一的优惠活动免费给的赠品，而是李鸿章精心购买的又一个附产品。
这艘鱼雷艇排水量108吨，马力1000，航速24节，配有6门火炮，3副鱼雷发射管，虽然与巡洋舰比起来是小了一点，但在鱼雷艇中这已经是大哥级别（头等鱼雷艇）了。不过它的费用也是来自于边角料，李鸿章是一个精打细算绝不浪费的好工程师，致远这四艘巡洋舰购舰款项在银行的利息共有7.8万两，李鸿章再稍加补贴在英国订购，这次正好竣工一同回国。
1887年12月1日，巡洋舰队顺利回到厦门，随后并入北洋顺利并入北洋船队，归入李鸿章的门下。
经过这些年的艰难动作，北洋舰队总算初具规模了，大小舰船共有二十五艘，舰种有铁甲舰、巡洋舰、运输舰、训练舰、炮艇、鱼雷艇，其中两千吨级以上的主力舰有七艘：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共计27470吨。
北洋舰队该正式打出自己的旗号了，龙旗飘扬的舰队应该驰骋在中国的领海，保家卫国了。龙的传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升起自己的海军旗，有海无防的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
1888年，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了《北洋水师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英国海军章程为蓝本翻版过来的，连船上的口令都是英语。这样一来，船制、官制、指挥、训练、薪饷、考核、升降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丁汝昌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统领整个舰队，七位舰长也都是一流的海军将领，他们是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副将方伯谦、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
除了舰队规模扩大以外，这几年以军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旅顺基地的船坞已经顺利竣工，海岸炮台已经全部修完，用的都是先进的克虏伯炮，几十万两银子一门，一发炮弹就得好几十两银子，一炮打出去，就是一个老百姓一年的口粮。大连湾炮台群和威海卫军港的海岸炮台已经开始动工，各项设施正在不断完善。旅顺军港已经是远东第一要塞，北洋舰队也是远东第一舰队，李鸿章兴奋地对朝廷报告这一巨大成绩，他说：
“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不势。”
李鸿章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自信，甚至还有一丝得意。这些年来，确实不容易，高兴一下也是难免的，完全可以理解。他之所以最后答应日本的邀请，这次阅兵给他的自信在其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据他的了解，此时日本的海军还远不能与北洋舰队相提并论，北洋舰队是绝对的远东第一舰队。
这些年来，他对日本的野心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又不想打上门去，上次去长崎本来是想震慑一下日本，没想到让日本人发了一次神经，看来震慑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为了彻底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再让北洋舰队去走一趟。小鬼子你不是想利用北洋舰队吗？那就正好让你见识见识北洋舰队的实力。
不过，真正起了最关键作用，让李鸿章最后下定决心派遣北洋舰队赴日访问的，是一件他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
就在这次阅兵途中，李鸿章收到了一份朝廷寄来的圣旨，看完这道圣旨，他的心凉了半截，同时也最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日本的邀请，派北洋舰队去走一趟，哪怕小鬼子再来一次长崎血案。
七 叫停
1891年6月1日，正在威海卫视察的李鸿章，收到了一份奇怪的重要的文件，准确来说是一份圣旨。
这份圣旨来的实在是太蹊跷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李鸿章不由得认真地细看起来。
说是圣旨，其实是户部递上去的奏折，朝廷批准之后转给了李鸿章，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行停购两年。”写的是南北洋，其实还不是专门冲着北洋来的，南洋反正没办起来，停不停购意义都不大。
看完这个文件，李鸿章心中一凉，他记得三年前曾在《北洋水师章程》中陈述过自己的意见，他说，北洋舰队现在虽然勉强成军，但是按照西方列强舰队的建制来看，其实还算不上一支真正的舰队，尤其是战舰太少，运输船也不够，测量船和探信船还是空白，以后还得添置战舰七艘，鱼雷艇六艘，测量船五艘，这样才能勉强镇守辽东半岛和渤海，同时响应援助其他海域。
三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北洋舰队没有添购一船一炮，现在竟然还下旨明确规定不得再购买军舰，甚至连零件都不得随意购买!
更让他疑惑不解的是，这个“停购船械”的圣旨，完全可以等到阅兵结束以后再发下来嘛，朝廷何必急在这几天呢？再说户部为什么也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建议呢？李鸿章不得不好好想想，这其中必定大有玄机。
首先，理由就很牵强。户部说，现在国帑空虚，“部库空虚”，已经没钱买船买炮了。这个说法蒙蒙外还差不多，李鸿章对国家知根知底，当然知道这完全是扯淡。国家钱不多是事实，但也不至于变成穷光蛋，虽然国家财政制度还是老一套，可是国家毕竟大啊，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接近一亿两白银，钱还是有的，只是没花在刀刃上。
只要一说到钱，李鸿章气就不打一处来。绿营和八旗作为国家正规军，根本打不了仗，可就是裁不了，淮军作为“民兵”性质的练勇，担当着守土镇边的重任，可饷银都得李鸿章自己想办法，北洋水师稍微好一点，拿的都是国家工资，可是朝廷承诺的每年拔发四百万两白银的承诺，从来就没有足额兑过现，还得自己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
就拿北洋舰队来说，如果不是自己用尽手段，精打细算，哪里会有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刚刚建成点样子，朝廷就来叫停，户部也来凑热闹。李鸿章就像一个正在赛道上向前跑的选手，状态正佳的时候教练却不让他再往前跑。
要说没钱，鬼才相信！反正李鸿章不信。
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看做什么事情。比如修三海，修颐和园，那就有钱，至于买军舰嘛，自然没钱。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慈禧。
这个女人，自从没了男人，只喜欢两个事情，一是抓权力，二是找乐子。圆明园被烧了以后，北京就没个像样的地方供他去游玩了，她曾经动过重修圆明园的念头，可是英法联军那帮强盗下手太狠，糟塌得实在太厉害了，重修的话，工程太大，国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很多人就劝她还是灭了这个念头为好。
慈禧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移到三海。
所谓三海，就是南海、中海、北海。北海就是现在的北海公园，中海和南海现在合称为中南海，已经开辟做了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和居住场所，一般老百姓没福份看到了。这三个地方风景怡人，山清水秀，共有二千五百多亩，尤其难得的是水面面积占了一半以上，是休闲娱乐避暑观光的好去处，可惜也被侵略者破坏了，于是慈禧便想把这三个地方修葺一新，作为自己的养老院。
三海前前后后花的银子有好几百两，买定远都能买好几艘。修个三海也就罢了，可是修着修着，慈禧觉得不满意了，这个园子还是太小了，没意思，于是她就发牢骚，说活着太没意思了，自己想退休，可是连个耍一下的园子都没有。
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
醇亲王一听慈禧有退休的想法，顿时来了劲，这个海军部长，当然希望慈禧退休把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光绪。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上了一道奏折。
奏折里说，现在国家不是大练海军吗，我们可以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练一支水师啊？这道奏折，让慈禧笑得合不拢嘴，心中感慨知我者，海军大臣醇亲王也!
不就练个海军嘛，慈禧犯得着高兴成这个样子吗？难道她对海军感兴趣不成？非也，非也!这里面是有典故的。
颐和园当年叫做清漪园，建于1750年，是乾隆送给七十大寿的太后的生日礼物。虽然不如圆明园大气磅礴，不过园中有著名的昆明湖和万寿山，湖光山色十分怡人，这里虽然也遭受过战火的蹂躏，但是破坏程度不如圆明园严重，重修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费用也不用那么浩大，最重要的是能够掩人耳目。
这里练海军是有说法的，当年汉武帝为了练水军，修了一个大池子，叫做昆湖湖，乾隆帝在修漪清园的时候，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把园中的池子也要昆明湖，弄来几条船在上面操练讨太后欢心。醇亲王旧事重提，那是有深意的。因为再过几年，慈禧太后也要过六十大寿了，按照才祖宗的惯例，这算是向前辈们学习了。
既然要练海军，三军总司令慈禧太后自然要来阅兵，这样一来园子就得修一修，那些请毁坏的景观自然要恢复，被打烂的围栏也要砌起来，被弄坏的路面总得整平了，要不到时候老佛爷崴了脚怎么办？这可是为国家大事操劳，面子总是要的，如果不“稍加修葺”一下，到时候出了问题坏了老佛爷的雅兴谁来负责!
一直让人头疼的经费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既然是练海军，经费自然从海军衙门里拿，谁也不能叽叽喳喳说三道四了。醇亲王这个海军部长终于派上了用场，大笔一挥，银子滚滚地向颐和园一去不复还。
公开练兵，暗地修园，偷梁换柱，移山填海。好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1887年1月，昆明湖水师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就在同一天，排云殿的上梁典礼也在紧张进行。排云殿是专门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对外公外的工程项目，地下工程项目选在同一天上马，显示了慈禧的复杂的心情。
慈禧既希望普天之下能够都为她的生日而疯狂，同时又害怕此举引来非议，两个工程同一天动工，既能让自己偷着乐，又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岂不妙哉！两个月之后，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下旨将清漪园正式改名为颐和园，工程就此正式启动，
修了好几年，银子花了上千两，园子终于修得像模像样了，慈禧太后想进去看看工程进度，可又怕让人看出真相，急于挂块牌坊。
醇亲王又想出了一个高招。他说，海军也训练有几个年头了，应该搞下阅兵式，请老佛爷前来检阅一下。
1889年，李鸿章接到朝廷的命令，让他将北洋海军部分官兵带来昆明湖配合水师堂刚毕业的学生参加海军阅兵式，检阅首长是慈禧太后。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模拟演习，参加阅兵的这官兵共有三千多人，还有从外面抬进来组装的小火轮，北洋舰队的铁甲舰和巡洋舰因为太大没能参加这次阅兵。慈禧太后坐在南湖岛观看了阅兵的全过程，李鸿章全力策划组织，官兵们的表现让她非常满意。
昆明湖阅兵看似滑稽，其实背后大有深意。聪明的领导都喜欢用一些仪式典礼之类的玩意儿为自己的政治意图服务，工于心计，精于权谋的慈禧更是擅长此道。慈禧通过这次阅兵，既显示了对北洋海军的高度关注，表达了对海军官兵诚挚的慰问和殷切的期望，又放松了自己的心灵，满足了游乐的嗜好，另外还告诉大家自己才是三军最统帅，更重要是告诉大家修颐和园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是为了国防大计！
的确是一着好棋。一个快要六十岁的老女人还能够拥有如此政治智商，难怪连李鸿章这样的男人都要拜倒在她的淫威之下。
这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的拙劣把戏，忽悠老百姓或许管用，可是岂能骗得了李鸿章，小小的昆明湖，岂是能操练海军的地方？别说偌大的军舰不可能弄到湖面，就算弄去了也开不了，最多也就练练龙舟赛差不多。
三海一修，修掉半个北洋舰队。颐和园一修，修掉两支北洋舰队。慈禧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是李鸿章的心头在滴血，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知道老佛爷的脾气，记得她曾经放过狠话：谁让我一天不开心，我就让他一辈子不开心。李鸿章还没吃过豹子胆。
重修颐和园是一个“地下”工程，搞的是暗箱操作，可是毕竟纸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工程逐渐浩大，朝朝上下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看样子不能再把大家当傻瓜了，慈禧决定摊牌，干脆下旨向大家说明了此事，我就是要修颐和园，你们能咋地？
慈禧在朝廷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只要她轻启朱唇，百官立马噤若寒蝉，颐和园工程便顺利地从偷偷摸摸转为大大方方，李鸿章开始紧张起来，只好说在下能力有限，不能孝敬银子支持您老人家。好在老天有眼。
1889年，紫禁城发生一场大火灾。
与历朝历代荒淫无度的昏君一样，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天爷。这还得感谢董仲舒他老人家创造性地发明了“天人感应”这个说法。京城起了火，说明老天爷有意见了，于是慈禧发话，既然老天爷有意见，那就缩小工程规模，没有动工的就不要动工了，已经动工的就把它修完吧，弄一半也不像个样子。看来只有老天爷才能救大清帝国。
园子越修越气派，海军建设只能越来越不景气。现在既然勉强成军了，那就停了吧，反正“海疆无事”，买那么多军舰干什么？！
要说慈禧限制北洋舰队发展，还有防止汉人坐大威胁满人的意思，毕竟这是满清一贯的传统，可户部尚书翁同龢是个汉人，他来凑哪门子热闹？！
不当家不知油盐贵这句话也有些道理，户部钱紧张是事实，可钱就像奶，使劲挤总能挤出一些来，实在不行可以从别的地方节省一点啊？
满清统治中原已经有两百多年了，满汉之分在满人那里一直是牢记在心的，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那都是逼出来的，可朝廷这根弦一直繃着，从来没有放松过。倒是有些汉人官僚，在朝廷做官做得久了，也就把满人的朝廷当成汉人的朝廷，咸吃萝卜淡操心，总是想着防范汉人坐大。
当年曾国藩打下武昌之后，咸丰本来是要提拔他做湖北巡抚的，结果因为军机大臣祁寯藻多了一句嘴，说要防范曾国藩，结果被换成了胡林翼，害得曾国藩好几年背着副部长的空衔带领湘军与太平军苦战，受尽了地方实力派的欺负。
翁同龢的想法，就是当年的祁寯藻的翻版，是要限制李鸿章的实力，以免对朝廷构成威胁，让汉人夺了满人的江山。这是很多人的看法。这个说法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翁同龢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是光绪的老师，帝党的骨干分子，他之所以限制北洋舰队的发展，恐怕也有限制后党实力的意思在里面，谁都知道李鸿章是太后的人。要想扳倒太后，先得拿李鸿章下手。北洋舰队最后打成那个样子，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李鸿章把思路理了一下，做了一个概括。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北洋舰队到此为止，这是终点。如果自己不识时务，以后自己恐怕会有穿不完的鞋子，当然都是小鞋。
在这种考虑之下，李鸿章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六艘军舰前去应约访问。
这六艘军舰包括旗舰定远、镇远，还有刚刚下水加入北洋的四艘新式巡洋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除了济远呆在家里，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几乎全部出动，李鸿章心想这下总能镇住小鬼子了!
如果不在北洋舰队的巅峰状态开出亮一下相，到时候军舰旧了，开出去也没有现在这样威风凛凛了。
鉴于长崎血案的教训，李鸿章还是觉得心中不安，保不定小鬼子又故伎重演，连俄国太子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所以他叮嘱舰队司令丁汝昌，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再闹出乱子，大清国再也丢不起这个人，北洋舰队的军威不能再损!
丁汝昌咬紧嘴唇，认真地点了点头，道：“中堂大人放心，卑职一定不辱使命!”说完走上定远旗舰，传令升火启锚，率领舰队向日本驶去。
八 面具
1891年6月28日，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马关。
马关是访问的第一站，在这里只是歇歇脚，正式的访问要从下一站神户才开始。历史常常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巧合，从而呈现出令人感叹的戏剧性效果，李鸿章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年后，他还将亲自到这里来一趟，在这里，他不但吃了一记黑枪，而且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成人千夫所指，万人喊杀的“卖国贼”。
这是丁汝昌第二次率领舰队前来日本，长崎血案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但那片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他提醒自己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
临行前，李鸿章曾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再出岔子，他还特别交待，水兵一律不准上岸，如果要搞联欢的话，也到舰上来，不要下去，免生枝节。
可是接下来，丁汝昌却发现李中堂和自己的担心好像有些多余。日本人这次表现得非常热情，也很温柔，没有了上次的血腥和暴力。
6月30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抵达神户，六艘威武的军舰缓慢地驶进港口，悬挂在醒目位置上的龙旗迎风飞舞着。
五年过去了，我又来了，这里还会有仇恨和杀戮吗？
日本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港口上彩旗飘扬，礼炮轰鸣，政府要员和海军官兵在岸恭候，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友好的微笑，与上次比起来，虽然仍有惊讶和羡慕的神情，但目光中已经没有了上次的仇恨。
气氛热烈而友好，相逢一笑泯恩仇，五年前的那场不愉快似乎已经被人们淡忘，迎接仪式隆重而祥和，一切看起来都是睦邻友好国家之间的一次联欢活动。
神户访问结束之后，丁汝昌又带着北洋舰队访问了横滨、东京等地，长崎也去了，不过没有发生血案，所到之处，北洋舰队感受到的都是热情和友好，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下黑手算计了。日本这次还真够意思，北洋舰队每到一地，华胄贵族、政府高官、海军将领、地方名流都争先恐后地摆酒席，为北洋舰队官兵接风洗尘，甚至连天皇都亲自前来接见和慰问。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丁汝昌一边感叹着日本人的善变，一边暗自提醒自己一定要按李中堂交待的，冷静，再冷静，谨慎，再谨慎，每次赴宴，他只带上几个舰长，水兵们都留在船上，免得又被人暗算了。
不过既然日本人这么客气，北洋舰队也得礼尚往来回请一下才行，为了保险起见，几次茶话会和联谊会都是定远舰上举行，尽量不跑到岸上去，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至于跑上船来行凶吧。
一个多月的访问很快就结束了，8月5日，北洋舰队返航，顺利完成了访问任务，丁汝昌总算长舒了一口气，日本人这次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访问中日本人表现得很谦虚热情，有为长崎血案赎罪的意思，看来日本已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
李鸿章知道日本人没这么善良厚道，不过在他看来，日本人这次应该是被镇住了，毕竟这次派去的阵容比上次更加豪华。
五年过去了，定远和镇远还是那样威武，北洋舰队又新添了四艘巡洋舰，这四艘军舰造型优美、线条流畅，航速快，火力猛，是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总吨位近三万吨。日本这五年却颗粒无收，海军还在原地踏步，主力舰还是五年前的那五艘军舰。扶桑、比睿、金刚自然不是定远和镇远的对手，而且已经严重地老化和过时了。浪速、高千穗与北洋四艘新型巡洋舰比起来也丝毫没有优势。这五艘军舰的总排水量不到两万吨，无论是单挑还是群殴，北洋舰队都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日本没有丝毫的胜算。日本人比五年前更加愤怒，更加充满了仇恨，这一次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不过是因为戴上了面具而已。
除了要对外营造中日友好的假象以遏制俄国这个目的外，日本这次邀请北洋舰队前来，还有着另一个险恶的用意。
与大清帝国相比，日本发展海军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把中国海军尤其是北洋舰队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处处针对北洋舰队，所有的工作都是从打败北洋舰队这个角度出发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兵法
为了克制北洋舰队，日本人需要对北洋舰队的每一艘军舰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研究，这次李鸿章把精华全部派来了，正中他们的下怀。
趁着拜访、参观和联欢的机会，日本海军将领对北洋舰队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从火力配备到武器装备，从军舰保养到人员素质，他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而且还拍了大量的照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史料，就是日本人在这段辛勤工作的结果。
太不可思议了。这些可都是国家级的军事机密，怎么能毫无保留地让日本人地一览无余呢？丁汝昌你也太没有保密意识了吧！
参观可以，在甲板上瞧瞧也行，怎么能脱光了衣服让人从内到外进行全方位体检呢？！此事除了丁汝昌的保密意识不强以外，恐怕还与李鸿章的“亮宝”方针有关。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要震慑住日本人，让他们打消侵略中国的念头，就应该把实力彻底地展示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宁愿冒这个险。
日本人谦虚恭顺看起来似乎被吓住了，其实这一切都是面具，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入吞并朝鲜，入侵中国这个念头，在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们需要忽悠一下李鸿章，以赢得赶赴北洋舰队的时间。他们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情绪深深地压抑起来，化悲痛为力量，摸清北洋舰队的底牌，并找出北洋舰队的弱点，以便制定出针对性方案。
这一切，李鸿章都被蒙在鼓里。
他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北洋舰队回国不久，日本就派出浪速舰回访天津，以进一步营造中日同盟，海军友好的假象。日本人一边戴着善良乖巧的面具，一边加足马力发展海军，三年后，他们将摘下面具，露出狰狞凶狠的真面目。
三年后，又是那个五月，李鸿章再次检阅了北洋舰队，这一次他再也找不到前两次的自信了，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失策了，但是却已回天无力。
在这次阅兵中，李鸿章的心情很差，原因有二。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他阅兵之前不久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桩预兆暴风雨就要来临的一桩跨国追杀案。
可是李鸿章怎么也不会料到，第三次阅兵也是他的最后一次阅兵。那天以后，他再也看不到耗费了他半辈子心血的北洋舰队了。那些他费尽心力买来的军舰，将会在这场暴风雨中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一 诡异枪声
1894年3月28日，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突然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晚的寂静。
巡捕闻讯赶来，从尸体的打扮上看，是一名日本人。身中数枪，死得很惨。
凶手很快就被抓获，从打扮上看，也是一名日本人。经过审讯，凶手交待，他们都是冒牌的日本人。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朝鲜人。那个化名为岩田三和的死者名叫金玉均，凶手名叫洪大钟。
明明是朝鲜人，为什么死者凶手都要化装成日本人呢？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行凶呢？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要跨国追杀呢？
审讯的时候，洪大钟非常配合，交待得迅速而彻底，谜底一一浮出水面。这起刺杀案不但过程离奇，而且背景复杂。
金玉均大有来头。事情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1884年，朝鲜发生内乱，史称甲申事变，这个事情很重要，后面会专门说到这个问题。朝鲜在内乱中分裂成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保守派，一是开化党，金玉均就是开化党的领袖。开化党又称亲日派，是日本极力拉拢的对象，开化党在事变中吃了亏，金玉均在朝鲜呆不下去，便逃亡到日本去避难，改名岩田周作。
原本以为会享受到优待的金玉均，一到日本就傻了眼，日本人以保护为名，竟然把他放逐到中笠原群岛和北海道，软禁了起来，一关就是六年。金玉均看清了日本原来是条大尾狼，自己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颗棋子，没用的时候就被无情地扔到一旁，于是趁着日本人放松看押的机会溜到了欧洲。
1893年，金玉均结束了在欧洲的游历，他虽然不喜欢日本，但是为了躲避国内保守党的迫害，不得不暂时回到日本大坂，并决定一年后去中国游历。出游的路上金玉均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量低调出行，独来独往，不轻易与人搭讪，一路上倒也风平浪静，直到快要抵达大坂的时候，他才逐渐放松警惕，为他日后的惨死种下了伏笔。
这时候有一个小伙子主动前来搭讪，此人自报家门洪大钟。也是朝鲜人，老乡见老乡，加上旅途孤寂无聊，金玉均放下了警惕，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邀请他一起前去中国，希望能够找到李鸿章探讨东亚的前途问题。金玉均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偶然邂逅的朋友，不只是有备而来，而且还大有来头。
此人是保守派派来的刺客，加上他有亲戚朋友在甲申政变中被保守党所杀，一直潜伏在日本寻机刺杀保守党领袖金玉均，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次终于取得了金玉均的信任，他决定等时机成熟再一击致命。
1894年3月27日，金玉均与洪大钟按照事先约定，假扮成日本人，登上日船西京丸号前往上海，两个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看起来如此）的好朋友都很开心，但是开心的理由却不相同。金玉均是因为看到了新的曙光而高兴，洪大钟却因为金大均对他越来越信任而狂喜，他知道这次行动一定能够成功，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撕下伪装。
接下来，便有了开头那一幕。洪大钟趁着金玉均熟睡之际，扣响了一直藏在身上的六发装左轮手枪。
这桩刺杀案虽然过程比较奇特，但就性质而言不过是内政纠纷的延续，无非是朝鲜守旧派一个杀手，把对立派开化党的领袖杀了，然而后续事态的发展，说明此事绝非如此简单，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日本政府对此事的反应。
杀人偿命，金大钟被租界判处死刑。1894年4月2日，清政府按照朝鲜的请求，派靖远和威远两舰，将金玉均的尸体和洪大钟送回朝鲜，朝鲜守旧派官员看到金玉均被刺杀，连夜戮尸加以庆祝，以表达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喜悦之情。守旧派官员做法虽然残忍，但是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
清政府管破案，还管善后，把死者送到朝鲜，除了朝鲜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之外，也算是尽到人道主义。这件事情本来是朝鲜的内政问题，中国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把他们送到国内，谁也没有想到日本会插手此事，而且做法极其另类。
金玉均的遗体被送回朝鲜之后，日本政府在东京为他举行了盛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日本人为什么要给金玉均做孝子呢？先前不是把他软禁了起来么？怎么现在被人杀了反而又心疼起来？！
日本人不信佛教的，他们断不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金玉均超度亡灵。根据我们对日本人的了解，以他们的行事风格，此中必有文章。
历史再次出现惊人的巧合，就在金玉均遇刺的当天，日本也发生一起刺杀案。日本举行悼念活动的用意就隐藏在这个巧合之中。
二 闯馆拿人
1894年3月28日，东京。另一起跨国追杀案被扼杀在摇篮里。
凶手是朝鲜人，被追杀的也是朝鲜人。杀手名叫李逸稷，他要杀的那个人名叫朴东寿。这是上海租界刺杀案的翻版。李逸稷是保守党派来的，朴东寿是开化党的领袖。朝鲜人看来比较剽悍啊，竟然如此热衷刺杀，兵分几路同时跨国追杀。
不过李逸俊不如洪大钟，还没下手就被日本警察逮个正着。凶手逮住了，按说把他交给朝鲜驻日使馆，也就结案了。日本人去了使馆，不过不是去交人，而是去抓人。
日本警察把朴东寿抓了！
抓了凶手也就算了，怎么把要杀的人也抓了？！再说擅闯领事馆等同于侵犯国土主权，你就算好心要抓人，大不了通知对方让别人自己来抓啊，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朝鲜虽然是个小国，也不干了，不但表示强烈抗议，而且还把驻日使臣召回国来，朝日关系陷入低谷。
日本人的做法的确不好理解，不过这一向是他们的风格。
金玉均被人刺杀了，日本人为他默哀；朴东寿被人刺杀未遂，日本人把他抓了。更神奇的是，日本政府竟然还声称洪大钟是清政府指使的，并要求对中国宣战。
为什么朝鲜两起刺杀案，日本都要野蛮插手呢？为什么要把清政府搅进去呢？
秋未至而叶落。外交上也是如此，有时突然出现的涟漪，往往是一巨浪来临的前兆。如果把上述几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中日朝三国关系说起
三 原委
先说中朝关系。中朝关系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比较特殊。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从明朝开始，中朝两国开始结成宗藩关系。
中国是藩主国，又叫宗主国，朝鲜是藩属国，又叫藩邦。朝鲜国王即位时，需要接受清政府的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清政府则有义务在非常时期，派出军队帮助朝鲜政府维护统治稳定，抵御外来侵略。
这种关系的江湖味很重，中国好比大哥，朝鲜好比小弟，小弟认你做大哥，定期前来拜拜码头，大哥就得保护好小弟，小弟有了麻烦，大哥就得出面摆平，很有点看场子的味道。
大家千万别误解，这种大哥不是黑帮老大强迫人家做小弟，按照交保护费的那种，这种关系都是你情我愿。大哥呢，要的是威风和优越感，确保地盘周边不闹事；小弟呢，要的是平安，有什么麻烦不用自己担心，大家会帮着出头。小弟会定期拿个红包前来孝敬大哥，大哥也会打赏，打赏的钱比孝敬红包还要多得多，你拿点土特产来，然后大包小包提回去，大哥得了面子，小弟得了实惠。
大哥的威望决是与实力成正比的，还与小弟的数量成正比，实力越强，就越能镇得住场子，前来归附的小弟就越多。相反，如果大哥实力不济，也就保护不了小弟，小弟们有的就会自立门户，有的就会换一个大哥。
明朝国力强盛，尤其是是明初文治武功远播四方，文化制度先进，水陆两军都很生猛，于是很多小弟望风来朝，南方的逻些、越南等国都被纳入明朝的势力范围，马六甲等一边东亚南国家也因为郑和下西洋定期来朝。朝鲜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纳入宗藩体制的。
大清帝国取代大明王朝，这种宗藩关系也大多被继承和移交下来，在诸多的藩属国中，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大的，要数朝鲜。
这一切都与日本有关。接下来说说中朝关系。
从日本盯上朝鲜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不再太平。由于朝鲜地处日本进军大臣的桥头堡，所以一直是日本觊崳的肥肉，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朝鲜，占领平壤和汉城，并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1592年大明王朝援朝抗日，中朝联军于1598年击败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恼愤交加，不久就一命归西。
明治政府重新确实入侵东亚大陆的国策后，朝鲜又成了日本垂涎算计的对象。可是日本仍有它的照顾，在吞并朝鲜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难关。
如果日本要对朝鲜下手，朝鲜肯定会向中国求援，中国从宗藩关系和国防安全出发，自然会派兵抗日援朝，就像当年击败丰臣秀吉一样。这就好比你想霸占邻居家的房产，可是另一个邻居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且这个邻居偏偏还很强大。
这是日本的顾虑所在，要想吞并朝鲜，首先要解决好中日关系。这就好比要搞定小弟，先得摆平大哥才行。
为了这个目标，日本奋斗了二十四年。从1870年起，为了控制和吞并朝鲜，日本开始屡屡纠缠大清帝国。
在甲午战争开打之前，日本没有占到便宜，始终处于下风，究其原因，除了日本此时实力不济之外，也与李鸿章的强硬分不开。
拜教科书之类的宣传所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李鸿章一直是一副软弱的形象，大家觉得他只会在外国人面前点头哈腰，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把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与日本交涉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你会发现李鸿章李中堂大人，其实曾经很剽悍。
四 中堂曾经剽悍
李鸿章第一次与日本人打交道，是在1870年。
这年9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到天津，先后与成林和李鸿章见面会谈。柳原前光不去北京而到天津，是按惯例办事。前面说过，总理衙门名义上管外交，但并不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长江以北的外交事务，都是三口通商大臣成林打理。
李鸿章还时候还没有兼任三口通商大臣，也就是后来的北洋大臣。柳原前光拜访他，一是冲着直隶总督的身份，毕竟天津是他的地盘，见见东道是应该的；二是因为李鸿章与洋人打过不少交道，名气在外。
柳原前光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没有去拜访了李鸿章，他这次也就白来了。中日两国虽然一衣带水，关系源远流长，但在当时并无交往。他这次来，是要求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
总理衙门和成林都没有这个打鼾，在他们看来，这个弱小落后的邻居、曾经的藩属国，没有资格与大清帝国、**上国平起平坐，与这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太丢脸了。更让他们恼火的是，柳原前光竟然自不量力，不但要求与中国平起平坐，而且还要求开口通商，这不是把自己当成英国和法国么？
不过总理衙门最后还是表了态，同意日本明年再派人前来洽谈建交之事。总理衙门态度的转变，是受了李鸿章的影响。
在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那封信中，有两点理由打动了他们。
第一条，日本对中国暂时没有威胁。他指出，日本不但弱小，没有威胁中国的实力，而且也没有侵略中国的野心，与日本建交无妨。他的证据是西方列强入侵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过来趁火打劫。
第二条，联合日本共同对抗西方列强。他说，日本离中国近，离西方远，如果拒绝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可能会投入西方列强的怀抱，与其如此还不如拉拢过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的入侵，好歹都是亚洲国家，也算是难兄难弟。退一步讲，与日本搞好关系，至少可以减少一个敌人。
所以他建议总理衙门说：可以与日本修约交好，通商立约，但是不能给日本西方列强同等的待遇。
李鸿章这个“中日友好，区别对待”的策略，从外交策略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两条理由却都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条就不靠谱。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这是胡扯。
李鸿章的这段话很让人费解，因为与他此前的判断有矛盾。早在1864年，他就曾分析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应该说，这段分析是比较准确的，也与后面的历史发展很是吻合，可是他为什么事隔六年之后，对日本的判断反而退步了呢？
分析起来，恐怕还是因为传统的心态在作怪。李鸿章虽然对日本学习西方心存好感，但是还没有料到日本会有日后的成就，与总理衙门一样，他在骨子里并没有把日本当多大回事儿，只不过他对日本还是有所警惕罢了。
至于第二条，他之所以认为可以联日抗西，则是受了柳原前光的欺骗。柳原前光在拜见李鸿章时，态度极其谦卑，言辞极其恭顺，他还向李鸿章诉苦说他们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希望大清帝国能够看在都是亚洲国家的份上，与日本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那些强盗。
柳原前光很会装，装孙子装得很像。他的谦恭让李鸿章找到了**上国的感觉，多年来不见的老大感觉重新回来了，他的诉苦也让李鸿章同心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同情，他的联清抗西的提议也打中了李鸿章一贯的外交策略：以夷制夷。柳原前光的表演很出色，李鸿章如此精明的人也被忽悠了。
于是便有了他写给总理衙门的那封信，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与日本正式打上了交道，而他此后相当一部分精力也被消耗在中日交涉之中，他毕生的事业也将紧紧地与此联系在一起。
李鸿章送走了柳原前光，不久他将与另一个日本人开始洽谈订约交好之事。这个新来的日本人不再装孙子，也不再谦恭，甚至还有点野蛮，李鸿章愤怒了。
1871年7月，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大藏卿伊达宗城、副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如约抵达天津，与清政府进行第二次谈判。
此时李鸿章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他不但是直隶总督，而且还兼任北洋大臣（当时称为三口通商大臣，为了方便阅读，以后统称北洋大臣），在体制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和决策的权力。
李鸿章为人虽然不拘小节，豪爽豁达，手段虽然比较圆滑，但是骨子里却十分强硬，按办事作风而言，应该划作鹰派。在这次谈判中，他对伊达宗城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伊达宗城发现这个中堂很剽悍。
伊达宗城给李鸿章的印象，与柳原前光完全相反。柳原前光善于伪装，但是伊达宗城却非常直白，此人一副翘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理、高高在上的做派，让李鸿章极为反感，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在反驳中，李中堂声色俱厉，很不客气。
除了伊达守城的态度激恼了李鸿章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刺激了李鸿章，使他的态度不断走向强硬。为了在谈判中占据主动，李鸿章事先派人对日本的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不研究不知道，研究了吓一跳，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发现一个重要的情况：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对于日本的狼子野心，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李鸿章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注意，并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谈判予以有效的遏制。
为了掌握主动权，李鸿章把谈判分成两个阶段，先让手下与柳原前光谈，然后自己出马与伊达宗城谈。先副将后主帅的策略当然是正确的，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双方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正式签订了两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两国互派使节；互相开放通商口岸，其他地方不得经商；在对方享有领事裁判权。因为李鸿章的强硬，日本没有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内地贸易权，欧美国家享有的特权日本一条也没有享受到。
这是中日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从内容来看，对于中国而言，这是近代以来签订的条约中为数不多的平等条约，也是第一个以中方草约为基础签订的条约，这是李鸿章的胜利。
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等着日本前来履行最后一道手续：换约。按照国际惯例，履行这个手续之后，条约才能正式生效。
1872年5月，柳原前光抵达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外交照会。李鸿章一看，不禁勃然大怒，拒绝接见，随后又改了主见，把柳原前光叫过来当面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因为柳原前光并不是来换约的，而是来修约的。眼看菜就要下锅了，你却要改菜谱换菜，饭店老板当然不高兴。刚刚签的条约就要求修改，对于日本出尔反尔，李鸿章很是恼火，怒斥日本不讲信用，由于他的态度十分强硬，坚决反对修约，结果柳原前光竹篮打水一场空，灰溜溜地跑了回去。
1873年2月，日本政府改派遣全权大使外务卿副岛种臣前来中国，他身上肩负着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换约。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约》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双方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在甲午那年之前，在日本的眼里，李鸿章一直是比较剽悍的，包括日本在李鸿章看来非常剽悍的伊藤博文，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日本剽悍的不只是李鸿章，还有另外一个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他简直就是日本的克星和噩梦。
此人便是被李鸿章派到朝鲜对付日本人，也是他日后的接班人，大清帝国的终结者，北洋大臣袁世凯。
五 猛人
袁世凯一生的功业，都是在朝鲜起步的，在这里，他给日本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日本人日后说起他，都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在朝鲜闹过两次事，但是在袁世凯这个猛人的霹雳手段之下，日本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大亏。
第一次是壬午兵变，发生在1882年。
当时朝鲜的政坛，倒与宗主国清政府有几分类似，一共有三股势力：一是国王李熙；二是太上王（大院君）李（上日下正），他是李熙的生父，原来的身份是摄政，李熙亲政后他交出了政权，但是不甘心退出权力舞台；三是闵妃，她是李熙的妃子，也就是韩剧中的“明成皇后”，是个武则天式的女强人，利用李熙的柔弱事实上掌握着大权。除了朝中这三股势力之外，朝鲜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开化党，也叫做亲日派。这是由一些青年官员和文人组成的，他们签于国家的惨状，倾向于学习日本走上自强道路，结果被日本人利用，借他们的理想大力培植亲日势力，以对抗以大院君为首的亲华派。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发生了壬午变兵。1882年7月，朝鲜发生饥民和士兵暴动，被大院君利用发动政变，推翻了闵妃政权。这原本是朝鲜的一场内斗，后来却发展成为中日在朝鲜的第一次较大摩擦。
事变中日本教官堀本被处决，日本公使馆被袭击，公使花房义质放火焚烧了大使馆，逃回长崎避难，朝鲜大院君李昰应重新掌握政权。闵妃政权是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苦心经营的渗透势力，可是他没有想到竟然会一夕坍塌，自己还差点赔上老命，他知道凭李氏没这个能耐，背后一定有高人撑腰。
花房义质猜得一点也没有错，李氏背后的高人，这次兵变的指挥者就是日后大名鼎鼎、让日本人头疼不已的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亭，也写作慰廷，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袁家背景很是显赫，叔爷爷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著称的袁甲三，生父袁保中是当地豪强，后来过继给叔父袁保庆，在江西做官，袁保庆死后，他又跑到北京跟随叔父袁保龄。袁保龄任内阁中书，虽然官不大，但是与李鸿章和李鸿藻都混得很熟，与洋务派和清流派关系都处得不错。
有这样的人脉资源，袁世凯本可平步青云，可惜他只喜欢喝酒骑马，斗鸡走狗，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对读书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了榜，一直进不了官场，但是他的官瘾又大，所以投奔袁保庆的好友吴长庆处，当了庆军营营务处会办，可是这种秘书工作袁世凯一不懂，二无心，一直混着，默默无闻，直到壬午兵变这才有了转机。
袁世凯不喜欢文章，对武功却很上心，也有些天赋，壬午兵变时，吴长庆奉命率兵前往朝鲜平乱，为了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他和丁汝昌一起打着赤脚在海岸摸索，上岸的时候两只脚都被乱石戳得鲜血淋漓，连丁汝昌都感叹道：“纨绔子弟也能做到这个份上!”
之后袁世凯受命整顿军纪，更是令人刮目。违令进入民宅的和强奸民女的，被他杀了好几个。吴长庆有一名亲信违了纪，吴长庆出面求情，袁世凯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还是把他杀了，这种泼辣的作风，镇住了所有人，庆军军纪顿时面貌一新。而击败花房义质的，正是袁世凯所率的亲兵队。
在朝鲜，袁世凯展示了自己的治军才华和临时决断的能力，被提拔为候补同知，正五品，赏戴花翎。尝到甜头的袁世凯练起兵来更加卖力，在帮助朝鲜训练军队的时候进一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朝鲜把他看成再生父母，爱戴有加，遇有重大国事都来征求他的意见。
两年后的“甲申政变”，袁世凯再次展示了非凡的手段。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趁中国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侵略朝鲜的步伐。他们唆使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发动政变，处决了保守派一批大臣，重新建立了亲日政府，朝鲜保守派向中国请求支援。
袁世凯果断率兵攻击了王宫，此时他已经投投靠了李鸿章做了他的人，是驻朝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金玉均逃到日本，后被保守派刺客洪大钟所杀。在这次事变中，有三十多名参与其中的日本人被杀，公使竹添进一郎逃往仁川，保守派重新控制了朝鲜政权，日本的和平演变再次遭到惨败，他们再次领略到了袁世凯的厉害。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派出使臣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伊藤博文也是成员之一，此时意气风发、声色俱厉的李鸿章是整个谈判的主宰和中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还心有余悸。
六十二岁的李鸿章给四十二岁的伊藤博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年之后，他们将再次坐在谈判桌上，五十二岁的伊藤博文与七十二岁的李鸿章重逢之下，相必心中应该都会有无限感慨，别有一滋味在心头。那时候的李鸿章已经不复当年神勇，主宰那场谈判的将是年富力强、声色俱厉的日本首相，他们的角色已经完全反转过来。
袁世凯在处理朝鲜问题中所展示出来的政治才华，被李鸿章大加赞赏，成为他在朝鲜遏制日本势力扩张的一块王牌。甲申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军事都撤出朝鲜，为了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李鸿章决定打出袁世凯这张王牌。
1886年8月，被李鸿章提拔为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袁世凯来到天津，准备去朝鲜赴任。风格素来麻辣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笑着说：“现在好比演一场戏，台子已经搭好了，观众也请来了，就等着你这个主角登场了!”袁世凯见只有自己前往朝鲜，心中发怵，便请求增派大员前往。李鸿章笑道：“朝鲜人听说你袁大将军来了，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来准备派去朝鲜的那些人都不中用，这场戏非你莫属，大员就免了，兵也不用派了，就你一个人，再带一个小队水给你开路就足够了!”
李鸿章的性格本来就是豪放不羁的，内心精明，外表随和，对部下不端架子，越是喜欢的，就越喜欢笑谑挪谕。不难看出，嬉笑怒骂还是掩不住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欣赏和信任。偌大的朝鲜，带几十个人去，还是要点胆量和勇气的。李鸿章给袁世凯压这么重的担子，一是他在朝鲜两次平叛的表现很有他年青时候的影子，尤其是那种“痞子气”深得他的喜爱；二来也是有心历练一下这个很有潜质的年青人，他需要一个接班人。
袁世凯确实有种，带着几十个兵就上路开去了朝鲜。他的表现果然没有让李鸿章失望，也证明了李鸿章独到的识人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