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不是小问题。
在刘步蟾等人的协助下，许景澄花了几天时间，完成了定远和镇远的验收工作，勘察结果与合同所注指标完全吻合，没有质量问题，包括镇远铁甲逊于定远也是合同载明，并非故意降低标准节省成本，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下来是济远舰验收工作。
麻烦终于来了。
经过勘测，许景澄发现济远舰存在四个质量问题。
一是穹甲过低。
济远是一艘穹甲巡洋舰，这是一种新研发出来的新产品，特点是兼取铁甲舰装甲防护能力强、火炮打击能力强与老式巡洋舰舰船体较轻、航速较快的优点，当时英国和德国都在研制这种新型军舰，但是在装甲设计上各有特点，这种巡洋舰只在舰身中装甲，不像铁甲舰全身披挂，中间隆起两端深入水线，视之有如天穹，舰种因此而得名，英国的装甲位置较高，位于水线之上，坡度较大，就算舰舷被击穿，由于穹甲保护军舰也不会进水沉没，德国的装甲位置较低，与水线齐平，坡度较小，防水防沉不如英舰。
济远舰的问题恰恰出在装甲的位置上。济远的装甲位于水线之下，这样极容易被敌舰击穿船舷而沉没。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抗打击能力存在弱点，容易被敌舰击沉。比较起来，另外三个算是小问题：一是机舱狭窄，通行和便，防碍修理；二是煤仓太小，存煤有限，不利远洋作战；三是炮房太小，布局不合理。
实事求是地说，济远的确不如定镇二舰令人满意，但责任并不在李凤苞。
李鸿章接到消息，很是纳闷，济远是他精心挑选之后才定购的啊，怎么会有问题呢？难道李凤苞真的中饱私囊，吞了银子影响了军舰质量？
可是李凤苞是他亲自看中的啊，根据他从恩师曾国藩那儿学来的相面术，此人应该靠得住啊。可转念一想，毕竟自己还没有达到恩师那样炉火纯青的境界，再说相术再精也有不准的时候啊，难道真看走了眼，李凤苞果真是个贪污犯？
就在订购济远之前，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推荐撞击巡洋舰，另外他还向李鸿章推荐了一种加强版的加大撞击巡洋舰，之所以要做两手准备，是因为他很希望能与李鸿章做成这笔生意，定远和镇远已经被德国抢走了，这单生意再也不能溜了，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挣到了，政府一高兴，自己才能在总税务司这个位置干下去。
李鸿章一来对赫德不再信任，二来他对军舰还不是很精通，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把赫德拿来的图纸寄给在德国专门打探情报负责采购军舰的李凤苞，让他考察后再做决定。
李凤苞拿着图纸，跑到德国海军部与专家们开始研究，经过分析，认为撞击巡洋舰和超大型撞击巡洋舰这两种舰都不宜再买，这种军舰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一是炮虽然大但是由于船小炮大不协调，就像一个小孩子顶着大人脑袋走起路来难免左右摇晃不定，这种船大洋之上风浪腾啸船的稳定性很差，所以不易瞄准目标；二是这种船没有装甲，只考虑进攻而不考虑防守是个单纯进攻型的选手，遇到小船随便给一炮就完了，所以这种军舰没有战斗力。至于超大型撞击巡洋舰，攻击力不如铁甲舰但是造价惊人，性比太差，很不划算。
德国专家的分析，虽然不排除为自己揽生意而贬损英国的可能性，但是若干年的黄海决战，却证明了这些专家并非浪得虚名。
否决了英国的方案之后，他们向李鸿章推荐了他们设计的一种新型巡洋舰。
这种军舰的特点是物美价廉，舰身甲板位置装有较薄的铁甲，由于厚度比不上铁甲舰，虽然不能抵御重炮的强力打击，但是对付一般的炮火不成问题，它的优点是也装有新式较大口径的炮火，对同类军舰甚至铁甲舰都有一定的威胁，而且速度快，机动性比铁甲舰好，防卫能力比撞击巡洋舰和炮艇都要强很多。
如果说炮艇和撞击巡洋舰没有穿防弹衣，铁甲舰穿的是重型超级防弹衣，那么新式巡洋舰穿的就是轻型防弹衣。
从设计理念上来说，济远没有任何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鸿章从后续发回的电文了解到，济远的质量问题不是出在建造环节，而是出在设计环节。济远是德国试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没有现在的经验可循，所以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许景澄这次勘查还是有收获的，他一面与德国方面交涉对济远进行修改，经过挽救性整改，升高穹甲，扩大煤仓，拓宽机舱，等等，济远的质量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日后的实战也证明并未影响到济远的战斗力，但是风浪并未就此停息。
济远的问题很快就被反馈回国，并且迅速地在朝廷上下传开，人们对李凤苞中饱贪污更加置信不疑了，很快就有一封极为狠毒的参本递了上来，李凤苞这个为北洋舰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出人才，终于在众人的唾沫声中被革职，回到老家崇明从事翻译工作。
这次质量监查，表面上并没有直接牵扯到李鸿章，事实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己还得妥善处理此事的后遗症。
济远似乎是宿命中的风波舰，一直给李鸿章添乱，制造麻烦。济远回国之后，一场更为猛烈的政治风暴将向他袭来。李鸿章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料到暴风雨会如此猛烈。
八 暴风雨来袭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李鸿章在等待着济远的归来，他要亲自看一看这艘给他惹来麻烦的军舰，到底是不是真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是个劣质的不合格产品。
1885年11月，李鸿章亲自来到大沽视察验收军舰，尤其是对于济远舰，他要亲自看一看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不堪。
第二天，李鸿章亲自登上军舰试航，从大沽口出发，前往旅顺的路上，适逢海风大作，汹涌澎湃，军舰在汪洋之中非常平稳，这让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写信告诉当时的海军衙门大臣奕 ，申辨说济远并不像所说的那样糟糕。
1886年1月，一封奏折打破了朝廷的宁静。
主笔人是兵部侍郎黄体芳，矛头直指李鸿章。此人是朝中著名的“翰林四谏”之一，文笔犀利，气势逼人，这一次更是杀气腾腾。
他说李鸿章身为封疆大吏，事务繁忙，平日里没有时间打理海军，战事一开又不听调度，他还把去年的老账翻了出来，说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告急，朝廷让他派遣超勇和扬威前去增援，可他根本抗旨不遵，现在让他担任海军衙门领导，只怕恶习难改，只会以保护京师为名，行拥兵自重之实，不听朝廷调遣。
他还把济远和李凤苞翻出来继续说事儿，他说李鸿章用的都是些贪赃枉法之人，到时候只怕海军难当大任，最后他得出结论，把李鸿章开除出海军衙门会办一职，让曾纪泽回国顶替。
这是晚清比较露骨的告状信之一，其中有两句名言在京中广为流传，他说如果让李鸿章进入海军衙门，只怕“是水师非中国沿海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他还说只怕过了几天，等李鸿章羽毛丰满之后，到时候中国海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
这话说得很重，也很露骨，历来君主最怕的就是臣子拥兵自重，不放朝廷放在眼里，满族入关一直把防范汉人作为基本国策之一，黄体芳作为汉人能够站在满人朝廷的角度直言不讳，其忠心耿耿可见一斑，而他之所以敢向李鸿章发起攻势，凭的就是这一点。
他相信就算朝廷不把李鸿章弄出海军衙门，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最多批评几句就完了，反正借此可以敲打敲打李鸿章，这是黄体芳为官多年总结出来的心得，也是他能够成为人人害怕的枪手的杀手锏。可是这一次他却错了，他将付出代价，他的心得的确很高明，但是他却犯了一个错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的经验并不代表任何时候都会管用。
出乎黄体芳意料的是，这一次慈禧竟然勃然大怒，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说他“妄议更张，迹近乱政”，意思是说他胡说八道，乱出主意，唯恐朝廷不乱。这话比较重了。黄体芳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按照过去的经验，老佛爷您应该先批评至少是责问李鸿章才对啊！
李鸿章并不替自己申辩，因为他知道此刻最好的选择是保持沉默，等候朝廷发落，如果朝廷问责，自己再按惯例引咎辞职不迟。
慈禧的指示下来了，她对李鸿章说朝廷对你格外开恩，虽然有人告你的状，可是你该干嘛还干嘛，希望你能不负朝廷一片苦心，好好干活，做出成绩让大家看看，也好让大家知道朝廷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慈禧这话说得的确相当漂亮，拉中带打，软中带硬，实在是高，黄体芳还是猜对了一半，但是另一半他却没有猜到，因为慈禧真正要惩罚的是他而不是李鸿章。
凭心而论，黄体芳对李鸿章的攻击基本上还是在理，其中事实都还靠谱，可是慈禧这一次却一改传统做法，把黄体芳交给户部议处，要给他定一个罪名。
户部官员与黄体芳一个鼻孔出气，有意替他维护，给他定了一个“妄行条陈”也就是乱打报告的罪名，做出了降一级使用的处理意见，同时认为这是因公事而起，所以两相抵消，免予处罚。户部的想法与黄体芳相似，都以为慈禧会就此作罢，可是这一次他们也错了。
慈禧对这个处理意见非常不满，再次大发雷霆，表示户部判得太轻，有失公允，有包庇之嫌，这次她干脆直接给黄体芳做出了降两级使用的判决，并且要求户部赶紧落实，黄体芳最终降为通政使。
历朝历代的皇帝对言官基本上都奉行一条基本原则：鼓励告状，言者无罪，可以捕风捉影，可以无证举报，而且是实名举报。言官是皇帝对付大臣尤其是手握大权的大臣的一种秘密武器，也是他们维护自己手中权力的工具，皇帝一般都会纵容告状，甚至在找不到罪名的时候还会暗示甚至鼓励告黑状，以便除掉威胁皇权的心腹大患，岳飞和于谦的“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这么出来的，其实不过是皇帝夺权的一个借口。这个借口不能自己说，必须由言官来说。
黄体芳这次是个例外，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挨了批评不说，还被降了两级，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清朝以前基本上绝种。因为此时的清朝已经不是以前的清朝，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这一奇怪的政治现象。
他在告状信中所说的大臣拥兵自重，不听号令的现象其实早就已经登上了清朝的历史舞台。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迅速崛起，后来又有楚军和淮军，并且形成了督抚权力越来越大的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代表，而此时的情况更为严重，曾国藩、左宗棠、还有沈葆桢都已经作古，元老派重臣之中李鸿章是仅存的硕果。
二十年来的洋务和军务基本是李鸿章一手操办，在国内的资历和威望以及实力已经无人能敌，不断式微的清政府不依靠他来苟延残喘，还能依靠谁？海军衙门里的奕 ，其人综合实力根本不能望李鸿章项背，不是朝廷依靠的选手。
李鸿章能在如此恶毒的攻击下促全自己，正是利益于他独特的政治水平：既做事，也自保，两不误，在这种艰难的政治氛围中，动辄得咎，朝廷猜忌，同行阻挠，只有建功立业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只有保住了头上的乌纱帽，才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就是李鸿章为官多年的心得与体会，也是他能够成为晚清第一重臣的奥妙。
黄体芳受到严惩之后，再也无人敢向李鸿章开火，可是他仍然本着小心谨慎、戒骄戒躁的原则，在朝中依靠恭亲王奕?，在地方提拔一批忠心而能干的手下，怀着如履薄冰的态度，一心一意打造着他梦想中的强大海军。
经过艰难的经营，北洋已经拥有两艘铁甲舰，一艘新式穹甲巡洋舰，两艘撞击巡洋舰，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波折和风险，李鸿章还是感到非常开心，虽然还没有正式成军，但是这已经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岁月不饶人，青春逝如飞。
十几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李鸿章不经意间就从一个四十几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除了强大北洋，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外，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为了这个目标，他决定让北洋舰队出去走一走，可谁曾想，事情的结果却与他的出发点完全背道而驰。
俗话说乐极生悲，刚刚找到自信的李鸿章怎么也想不到，在一个叫做长崎的地方，一桩血案即将即临。
第二章 长崎血案
一 屠杀
1886年8月13日，日本长崎。
一队悬挂龙旗的军舰，缓缓地驰进沸腾的港口，走在最前面的是旗舰定远，镇远跟在后面，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气笛声，围观的日本人发出一阵阵尖叫。
在一浪又一浪的尖叫声中飘荡着的，不只是惊讶，还有一些令人捉摸不定的情绪。
北洋舰队曾经先后两次访问过日本，对北洋舰队未来的命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次访问中，北洋官兵们享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北洋舰队第一次到日本，严格来说只是非正式访问，按照礼节，又是邻居，日本官民应该要友好地接待，以增进两国的友谊，北洋官兵们应该可以度过一段快乐而惬意的时光，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暴力和血腥。
这是李鸿章始料未及的。
陪同醇亲王举行第一次阅兵式之后，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和总教习琅威理率北洋舰队到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海面，此举的目的在于震慑俄国对朝鲜的觊觎，不久舰队又前往海参崴接应在吉林东部勘查边界的吴大澄，不过舰队并没有回国，而是折向了日本。
北洋舰队这次是到日本去维修和保养的。当时旅顺船坞还没有竣工，北洋大型军舰只能到国外基地维修。定远、镇远、济远虽然回国不久，但是下水却已经有些年份，在德国风吹雨打了好几年，这次准备去日本长崎进行常规保养。
水兵们初到日本，部分水兵离开军舰，来到长崎街头。长期在大海中漂泊的水兵们生活无趣枯燥，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岸休闲放松一下，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情，他们显得有些兴奋，可是俗话说乐极生悲，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惊天血案。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候他们的并不是甜蜜的微笑，竟然是冰冷的刀子。
关于冲突的起因，有很多种版本。本人看到的至少有四种。
版本一：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中国水兵在日本红灯区招妓，嫖妓双方发生纠纷，妓院老板到警察局投诉，本来事情就此可以了结，可是日本警察偏袒自己人，拉偏架，六个中国水兵一气之下，又回到警察局理论，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日本警察被刺伤，上岸招妓的中国水兵被警察局扣押，其他五名水兵逃回军舰。
版本二：日本方面还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一名水兵上岸买西瓜，日本人去找零，结果许久未归，中国水兵便去寻找，随后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警察被刺伤。
版本三：这是英国公使的说法，与日本第一个说法大同小异，说是中国水兵与妓院仆人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前来干预，双方打了起来，一名日本警察被刺伤。
版本四：中国申报的说法是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一名日本警察前来无理阻拦，于是发生冲突，日本警察被刺伤。
无论是招妓说还是购物说，其实都是小事一桩，日本和英国偏重于前者，想污蔑中国水兵生活不检点也在情理之中，而购物说则更能显示北洋水兵的军纪严明。但不管哪种版本，都隐藏着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那就是日本警察对水兵有挑衅之嫌。
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处理起来也容易，北洋水兵没有太过在意，舰队司令丁汝昌也没有提高警惕，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惊天血案正在等着他们。
1886年8月15日，北洋水兵集体放假上岸休息，鉴于两天前的磨擦，提督丁汝昌下达了一条特别的命令：水兵不得随身携带武器。并且再三嘱咐，玩可以，别惹事儿。
这条命令体现了丁汝昌的谨慎，反映作为舰队司令的细心，但正是这条命令，让上岸的水兵陷入到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
北洋舰队的管理比较严格，平时的训练也比较辛苦，数百名北洋水兵被异国风情所感染，兴致很高，三五成群上岸开始逛街，有的观光，有的购物，这样的免费旅游的机会，他们不想就这么浪费。
事实将告诉他们，到了别人家做客，有时候也是要提高警惕的。一张大网正在向水兵们张开，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情的屠杀。
从历史上来看，杀个把外国人还是有的，但是对代表政府来访的军人杀掉，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胆子。当然，除了日本人。
北洋水兵们很快就会明白，两天前的摩擦，仅仅是个热身而已，日本人接下来要上演的，才是震惊世界的超级大剧。
在广马场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正在浏览观光的水兵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日本警察层层包围，街头两头被堵截，完全被包了饺子，那些凶神恶煞的日本警察，二话不说，见到北洋水兵挥刀就砍，周围的日本居民也趁乱参战，有的从楼上往下面倒热水烫，有的从上面扔石头，部分胆大的甚至还手持刀棍助战，手无士寸铁的中国水兵散布在街头各处，落单的水兵猝不及防，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中吃了大亏。
伤亡统计数据一出来，令人震惊。北洋官兵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日本那边，死1人，伤30人，市民伤若干人，死亡比例是5比1，受伤比例接近2比1，中国水兵完全处于下风。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综合比对各方情报，经过一番沉思，他对这起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潜谋报复，挟嫌寻衅。
远在千里之外，仅仅凭着几封电文，就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除了李鸿章，大清帝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难怪他能够成为晚清第一风云人物。
此事看起来像是一起报复，但是仔细一想，说不通。
如果只是简单的寻仇，就不会有几百个警察集体行动，而且组织严密，准备得如此充分，幕后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到底是谁？再说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市民也参与到这起事件中来？他们是自发参与者的，还是与警察有着统一的组织和指挥？
各种迹象表明，尤其是日本警察与平民屠杀之疯狂，下手之狠毒，都说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谋杀案。
这起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屠杀，其背后的动机，有且只有一种解释：仇恨。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问题是，日本警察与北洋水兵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过结，如此强烈的仇恨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偏偏要找北洋水兵下手？！
可是对于那些水兵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去分析到底日本人为什么对北洋水兵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而是如何找回公道。
军人都是有一点剽悍气质的，没有这个气质也成不了军人，看到自己的同伴们死的死，伤的伤，水兵们愤怒了，他娘的，你们也欺人太甚了！
群情激愤的水兵们，卷起了袖子，褪去了炮衣，把定远305毫米口径的巨炮亮了出来，准备教训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杀人犯。
同样愤怒的还有北洋舰队总教官琅威理，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愤怒并不在北洋水兵们之下，丧心病狂的日本人太狠毒了，他认为站在天理的角度，应该勇敢地进行正当防卫，好好教训一下这帮日本人。
一旦开炮，屠杀将继续扩大，因为日本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定远和镇远的火炮，那不是吃素的，几炮下去，长崎就会成为焦土。
只要水兵的手一哆嗦，一炮下去，将会点燃一场战争。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了这一切。
他对水兵们说，日本人不仁，各位不能不义，日本人不讲道理，咱家不能不讲道理，日本人野蛮，咱们不能野蛮。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水兵们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但还是把心中那团怒火强压了下去，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历来以大局为重的领导，不再说话。
二 考验
说话的是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
他以领导人应该有的冷静和淡定，及时阻止了屠杀的扩大，也阻止了一场战争的爆发。其实，这场战争迟早是要打的，真要在这个时候打起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能预测到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出言制止那些愤怒的水兵。
水兵们和琅威理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好你家里来做客，主人本应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好酒好菜端上来，可是你却举起屠刀，将人家砍得死的死，伤的伤，但凡有点血性的人，都会这么干。
但是丁汝昌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干，千万不能激动。因为自己还在试用期。这是他能不能从临时司令变成正式司令之前的第二次考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七年前，他经过自己的努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考验，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十年前，他从业没想过会进入海军这个行业，更没想到会成为海军一号首长，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骑兵司令，跟海军司令八杆子打不磁卡。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李鸿章偏偏就看中了他。
这次到长崎来，他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倭寇杀了人，水兵们要报仇，事态有失控的趋势，一场大仗眼看就要打起来，要是真的打起来，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作为这次访问的带头大哥，摆不平这件事儿，李鸿章绝对不会饶了自己，毕竟现在还不是正式的舰队司令，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考察也就结束了，自己恐怕还得回去干老本行，当一个骑兵司令。
虽然他没有上过海军学院，只在水师呆过一段时间，但这些年来，日日夜夜呆在军舰上，他已经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官场就像贼船，上来容易下去难，不上来还能干个骑兵司令，可是一旦下去了，恐怕做个平头百姓都难。
只能上，不能下，这就是官场。
在丁汝昌的劝说下，水兵们和琅威理终于放弃了炮轰长崎的想法，他们决定按照丁汝昌的意见，走外交路线，各平解决此事屠杀事件。他们等着日本政府前来道歉，将那些杀人犯五花大绑着送到北洋舰队来，让堂堂的**上国找回一点尊严。
然而日本人却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去撞墙的答案。八年后，如果丁汝昌知道忍耐会导致那样一个结果，也许他就不会制止手下的这些热血男儿。
但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世界没有后悔药，当丁汝昌含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明白一个道理：
该打的时候，还得打，尤其是人家已经举起屠刀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惯坏的，三天不骂，他是老大；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对于丁汝昌来说，能不能妥善处理好这起重大的突发事件，顺利通过这次考验，才是最重要的。
丁汝昌一直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李鸿章偏偏就看中他这个骑兵司令，在北洋舰队，定远舰长（管带）刘步蟾，镇远舰长林增泰，都他比他更适合当任北洋舰队司令，如果论能力和水平，根本轮不到他。
为什么选择了丁汝昌，答案当然只有李鸿章。从长崎血案的处理来看来，这一次，丁汝昌总算没有让他失望，也没有辜负他十年来的一片苦心。
三 选帅
回到十年前。1877年，天津，直隶总督府，北洋大臣办公楼。
五十开外的李鸿章，正在与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密谈。这次谈话貌似平常，但是却极其重要。当事人，与当事人有关的人，很多人的命运将因为这一次谈话而改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套用一下的话，千将易得，一帅难求。一支军队到底能不能打，关键在于有没有灵魂。舰队的灵魂，就是舰队司令。
没有一个优秀的舰队司令，就算有再先进的军舰，有再优秀的舰长，这支舰队也只会是一盘散沙。打过太平军，打过捻军，枪杆子里出官位的李鸿章，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让人痛惜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大错，成为后人“批判”他的一个“罪证”。
从打仗的要求来说，一名优秀的舰队司令官，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强大的专业素养，要熟悉军舰和海战知识，尤其是精通海战指挥规律和艺术；
二是超群的领袖才能，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群众威望，才能驾驭和指挥每一位舰长，做到人舰合一，将舰队的整体力量发挥到极致。
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好找。
白手起家办海军的大清帝国，在一穷二白的那个年代，要想培养出一个如此优秀的舰长，不亚于今天培养一名航空母舰舰长，难度比培养一名宇航员不会小太多，按程序算起来，至少得花上二十年。
先学理论，上海军学院需要三年，算上学外语的时间，至少得四五年，中国人是教不了的，外国人又不懂中文，只能先学外语。然后上军舰实习，至少四五年，然后上国外进修一下，登舰实习一下，又是四五年。再然后回来做舰长，炮艇，巡洋舰，铁甲舰，一步步干上去，顺利的话才能做到舰长。二十年是少不了的。
打个七点五折，也得十五年，实在不济，打个半折凑合，也得十年。不能再打了。再打了就成丁汝昌了。
二十年的人没有，打个折的人还是有的。至少有三个人选。此事还得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左宗棠。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但是除了会打仗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却是整个晚清绝无仅有的——高瞻远瞩。
早在李鸿章看上丁汝昌十一年前，也就是1866年，左宗棠就在福建马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福州船政局，设在马江马尾，又叫马尾船厂，是晚清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件更漂亮的事情——筹办建立海军学院，校名初定为求是堂艺局。
就在筹备建立船厂和学院的时候，左宗棠被调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临走之前，他推荐沈葆桢接手。沈葆桢不负所望，尽心尽力，很快就把船政局打造成远东第一造船厂，海军学院——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改名而来）——也顺利开学。
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海军军官学院，是海军中的“黄埔军校”。
说来奇怪，中国的军校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第一期往往最厉害，出人才最多。黄埔军校是这样，福州船也是这样。
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招生情况有有着直接的关系。报考的人越多，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好学生就越多，就越容易出人才，出成绩，名校都是这么做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所海军学院，根本招不到学生，招生广告打出去，风平浪静，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是门槛太高了吗？答案不是。
虽然是海军学院，但是入学要求一点也不高，甚至可以说非常之低：年龄12-15岁，粗通文墨，聪明伶俐，相貌无要求，有点文字基础，认得几个字，脑筋还管用就能录取，当然，如果有点外文底子就最好不过了。但这不是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充其量也就今天普通中学招生的水平。
要搁现在，要是哪个海军军官学校招生的话，用不着写招生简单，估计学校的门槛都要被踏平。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福州船政局根本招不到学生。学校建好了，外教请来了，招不到学生，一切都是白瞎。
读书人都不愿意来，对海军学院不感兴趣。科举考试在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考上科举中了进士就能进入官场，不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能光宗耀祖光大门庭，读书人都在挤破了脑袋往前面挤，在四书五经里埋头苦干，船政局要学的是英语、机械、画图，这些东西科举都不考，学得再好也只是当个学徒和技术人员，哪里比得上朝廷命官威风实惠？
没有爱国青少年前来报考，学校眼看要黄。只剩下一个办法了，老师们亲自出马，四处转悠，去挖学生。现今，二三流的学校，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一流学校都是供不应求。福建招不到，只好跑到广东去招，还是没招满，只好去香港，经过一番奔波，加上沈葆桢想了一种特殊的办法，总算把学生招齐了。
这个办法很现实，就是提高学生待遇，包吃包住，包发校服，吃穿住全部解决，等于是免收学费，还有奖学金，三个月一次大考，考一等的有奖金，十两白银，一年下来，最多的可以拿到四十两，折成人民币，大约有一万多块，一人苦读，全家不饿，吃喝拉撒都有了着落。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招生还是很管用的。很多学校现在还在用这一招抢生源，百试不爽，很有效果，疯狂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恶性竞标“拍买”的情况。当然，那些家里有钱的学生还是不会到这种海军学院来的，他们会依然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不息，这种小恩小惠，对那些贫困生还是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和杀伤力的。
福州船政学堂招的都是些贫困生，尤其是家道中落型的比较多，这些孩子原本条件还不错，家里供得起，家里出了变故，科举考不了了，这所海军学院正好是条出路，他们前来报考只是为了吃口饭，给家里挣点钱，创点收，名义上是来读书，其实就是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这就是他们报考这所学校的初衷。
比如招生考试状元严复（严宗光），本来有个做医生的父亲供他上私塾，打下了不错的国学底子，可就在福州船政局开学前不久，他父亲在治病过程中感染了零乱，死了，没了经济来源，十三岁的严复只能辍学，为了养活母亲，决定报考海军，他叔叔是个举人，死活不同意，严复母子下跪苦苦哀求才作罢。
然而正是这些苦命的孩子，后来成长为叱咤战场的海军将领，在美丽的蔚蓝色的大海上，上演了一出悲壮慷慨的时代大剧。他们将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这些孩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可以套用一句俗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到福州船政局做学生，比起那些正在背水一战的高三同学们，日子更加难过。
一年只有三天假期，端午，中秋，过年的时候沈葆桢休息他们就休息，沈葆桢上班他们就上学，中间无故不得请假，除非重病，寒暑假和周末统统地没有。不放假也可以理解，毕竟学习任务比较多，学习压力比较大。考了二等的还算凑合，没有奖学金，也没有惩罚，继续保留学籍，考了三等的就惨了，两次，黄牌警告，三次，红牌走人，开除学籍。
这些花季少年，本应无忧无虑地倚偎在父母的呵护中，享受幸福美好的时光，但是他们却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日夜苦读不辍，因为在他们的肩上担着家庭的责任。
重赏之下，必有优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懂事的孩子，十余年如一日的刻苦学习，终于有了回报。四年过去了，他们顺利地毕业，拿到一笔不小的奖学金的那些学生，登上军舰，开始了四年的实习，其中最优秀的，又被选择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实习。
这些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名字将被永远地铭刻：林曾泰，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叶祖圭（左有王旁），邱宝仁，林国祥。
他们当中，有六个人后来成为北洋舰队主力舰长。其中最优秀的是定镇二舰舰长刘步蟾和林增泰，经过长达一十二年的系统学习和专业实习，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舰长，也是大清帝国最有资格出任北洋舰队司令的人选，但是李鸿章没有选择他们。
他选择了丁汝昌，一个骑兵司令出身的人，没有进过海军学院的大门，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个选择让大家感到十分困惑，精明强干的李鸿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1881年，他亲手揭开了这个谜底。
在那个奏请让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的奏折里，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隐藏在他的心中，也隐藏在这个奏折之中。
四 理由
李鸿章是个很有想像力的人，除了他，大约谁也不会从丁汝昌身上看出来，这个人具备成为海军舰队司令的潜质。
一切，开始于1877年的那次谈话。一次十分偶然的谈话。
当时，丁汝昌正赶往甘肃就职，路过天津，碰巧伤病复发，就请假住下来养病。人食五谷杂粮，生个病再正常不过，但是丁汝昌这个病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他的人生道路，将因为这场病而彻底改变。
养病期间，出于礼节，丁汝昌前去拜访了李鸿章。这原本是一次极其普通的人情礼仪，顺路拜访一下老领导，本是人之常情，无非是聊聊天，叙叙旧，巩固一下感情，来日好有个关照。
可是这一次聊的时间有点长，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密谈，李鸿章摒退了左右，与丁汝昌进行了单独的密谈。这一谈，就是一两个时辰。对于身兼数职、日理万机的李鸿章来说，这是很少见的特例，尤其是接见一个曾经的部下，简直就是破天荒的事情。
如果不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两个男人绝对不会八卦这么长的时间。于是忍不住要问，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这次谈话由于没有秘书做记录，当事人也没有写回忆录和日记之类的东西，所以史料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推测他们谈话的内容。因为这一谈，丁汝昌就没走了。
丁汝昌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他将收获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惊喜。天上有时候真的会掉馅饼，而且这个馅饼很大，砸得人有点头晕。
李鸿章把丁汝昌截留了下来，随即被派到新到蚊炮船飞霆号，1879年正式上奏朝廷，将丁汝昌留在北洋，不久被任命负责督操北洋炮艇，到1881年李鸿章下次上奏，正式请求任命他为北洋海军统领，已经是北洋舰队司令的第一人选了。
看来有时候多到领导那里，尤其是老领导那里走动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稍稍翻阅一下丁汝昌的简历，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李鸿章做得很不靠谱。
丁汝昌于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家境一般，曾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投入李鸿章淮系名将刘铭传门下，参与镇压太平军，曾在长江水师任过职，剿平太平天国后，又北上剿灭捻军，成为一名马队军官，因屡立军功，被授予提督衔。
既不是福州船政局的学生，也没有出国留过学，压根儿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与海军唯一沾点边的就是在水师干过一段时间，但是传统水师与现代海军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在海军和海战知识这一块，丁汝昌基本上算是一个文盲，根本不具备指挥一支现代化海军的能力。
外行指挥内行，不但没法打仗，而且没法服众，底下这些官兵们怎么可以买账呢？更何况他要指挥和驾驭的是那些经过十几年系统学习和实践的留学生，丁汝昌与他们既没有同学情谊，又没有领导恩威，在他们心中怎么可能地有崇高的威望呢？这些人与淮军那些官兵不一样，丁汝昌凭着勇敢和战功，驾驭那些淮军官兵当然绰绰有余，但是要想让这些“现代化”了的海军将领心服口服，恐怕没这么容易。
对于这两点，精明的李鸿章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执意要指定丁汝昌来当这个舰队司令呢？
在1881年的那个奏折，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决定，也是逼不得已。因为北洋海军的这些舰长，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虽然有了海军知识，但是终究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缺乏实战经验，而丁汝昌是战场里杀出来的，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这条理由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很离谱。丁汝昌是有实战经验没错，但那些都是兵步和马队，与海军完全不沾边，唯一沾点边的就是在水师呆过一段时间。传统水师那点经验，相对于现代海战来说，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丁汝昌不但没有海战知识，而且没有海战经验，比较起来，那些福州船政局出来的留学生们，他们至少还懂海军和海战知识，也在军舰上干过舰长，难道不比丁汝昌啥也没有更适合当舰队司令？
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何况别人？
选帅是件大事，关系到北洋舰队能不能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舰队，也关系到北洋舰队的领导层能不能团结一心，丁汝昌除了资历和年龄，与刘步蟾和林增泰他们相比，没有其他任何优势，把他提拔空降下来，这些才华横溢的舰长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呢？
李鸿章也知道自己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少说服力，于是在奏折中着重强调了丁汝昌也不是完全不懂海军，他说丁汝昌自从调到北洋来之后，能够虚心学习，积极与中外同事切磋，对海军知识也渐渐上了轨道，说不定到关键时刻能够创造奇迹。
这条理由，看起来似乎也不错，虽然没有进过海军学院，但在实践中学习也是一条途径。不过仔细想想还是不靠谱，要说专业知识，丁汝昌再怎么悟性高，也拼不过那些留学的尖子生啊。比如刘步蟾和林增泰，无论学识还是胆识，以及在官兵中的威望，哪一条不比丁汝昌强呢？
李鸿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要坚持选丁汝昌，而不愿意从留学生中挑选表现出色、更有任职资格的刘步蟾或者林增泰呢？
真正的谜底，其实是李鸿章所说的另外四个字，只不过常常被大家忽略罢了。因为也许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一个说法，叫做潜意识。
五 谜底
这四个字，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评价：“忠勇朴实”。
在一篇比较长的奏折里，这四个字很是平淡无奇，一点也不起眼，所以常常被人忽略。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李鸿章是想说服朝廷同意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统领，就应该给他个高度评价啊，可是这个评价并不高嘛，怎么能够说服朝廷，又怎么能说是李鸿章选帅的真正理由呢？
但是真相的确就在其中。
这个评价虽然不高，但是从日后丁汝昌的表现来看，李鸿章的这个评价却极其准确而中肯，简直是入木三分。
忠，就是忠心。对谁忠心？当然是朝廷。丁汝昌打过太平军，打过捻军，对清政府死心塌地，忠心耿耿。这个朝廷清楚。更重要的是丁汝昌还能忠于李鸿章。因为丁汝昌是他的老部下，是淮系的老底子，又是安徽的老乡，知根知底，丁汝昌之所以在天津要专程前去拜访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李鸿章在淮系的声望和地位，要驾驭丁汝昌当然是小菜一碟。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刘步蟾和林增泰那些留学生就不忠了吗？答案当然不是。他们忠于朝廷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会不会忠于李鸿章，这个他拿不住，没有十分的把握。毕竟这些留学生们都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不是淮系的老底子，他们进入北洋的时间还很短。作为新进入淮系的福建和广东人士，这些人对他能不能做到忠心耿耿，完全由他掌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作为他构建淮系力量体系的核心力量，北洋舰队这支武装，他不会冒险交给这些人。
勇，就是勇敢。有了这个品质，起码不会当逃兵，不会投降往朝廷脸上抹黑，也不会让他给别人抓住辫子。
朴实，就是实在，稳重，老实，诚实，等等，反正不会耍心眼使坏，不会两面三刀，不会玩阴谋诡计，总而言之就是“听话”。
这一点才是李鸿章最看重的。唯德是举，唯亲是举，这是他选择帅的第一原则。领导提拔人才，说是说德才兼备，其实在才差不多的情况下，往往看重品德，最重要的品德当然是听话，不听话怎么驾驭你？所以领导宁愿找个能力差一点但听话的，也不愿意找一个能力强但不听话的，只有这样用起来才顺手，才放心。
领导喜欢用自己身边的人，用贴自己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官场自保的必然选择。
忠心第一，品德第二，才华第三，这才是大清帝国官场提拔的真正规则。一心想把淮系做大做强的李鸿章，更是这一原则的忠实执行者。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心理学上，自己意识不到的想法，称为潜意识，它比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想法，更能左右人们的行动。
比较起来，那些留学生们由于有点水平，可能不大把并不精通海军的李鸿章当成偶像来崇拜，也就不会俯首帖耳。所以这些人当舰长没有问题，但是当舰队司令暂时还不放心。
谜底总算水落石出了。李鸿章选择帅的目的是方便控制北洋舰队，而不是有利于北洋舰队在未来海战中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
李鸿章的这个做法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是可以理解。这并不是他的首创和发明，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官场的通病，在民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选官制度历来都遵循着站队原则，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哪一个官员不想构建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
明清在这个问题上尤为严重。湘军崛起之后，这个情况就不断地恶化。从入关那时候起，满人对汉人严加防范，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八旗和绿营完全打不了仗，最后是靠着曾国藩组建的民兵湘军才打下天京，从此以后，兵为将有的局面开始出现，这种状况在李鸿章手里变得更加严重，淮军名为官兵，实际上只有李鸿章才能调动指挥，地方大员开始把持精锐武装，正是大清帝国走向灭亡的预兆。
丁汝昌虽然不是舰队司令的最佳人选，也不具备一个优秀海军司令的才华，但是也不像人才想像的那样无能，从日后的表现来看，也能打个及格。当然这有个前提——如果不打仗的话。
李鸿章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让他能顺利地统领北洋海军，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动丁汝昌成长，使他更接近一个海军司令的标准。
毕竟海军司令不是一个普通的岗位，李鸿章不能不慎重对待，并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察和考验，在正式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之前，关键性的考验一共有两次。
1881年是第一次，也是很关键的一次。
自从那次生病以后，留在天津已经四年了，丁汝昌都处在考察期，或者叫做试用期，但这毕竟只是打理北洋海军的后勤和日常管理，为了检验丁汝昌是否真的有独挡一面之才，李鸿章派他到英国负责接收超勇和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
这次接舰团的规模非常庞大，共有四百多人，团长就是丁汝昌。
作为第一次率领这么大的使团出国完成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决定不辱使命，他与李鸿章之间还是有默契的，四年来，他一直潜心学习，苦惊经营，一点一点地建立着自己的威望，从一个海军盲成长为一个对海军知识基本有所了解的人，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
丁汝昌深知此行的重要性，抵达英国之后，他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与英国海军部的海军名将和著名军舰设计师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四年来的努力，使他在管理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接舰团的纪律和秩序非常良好，加上他本人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各方的评价都还不错，率舰队回国途中，他还经常与林增泰和邓世昌等人一起研读海图，制订航线，展现了一定的专业素养，总体来说，看起来他已经是一位舰队司令了，事实上他正在不断进入角色。
超勇和扬威经过两个月的航行，顺利回国，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表现非常满意，也下定了让他执掌北洋舰队的决心，不久就正式上奏朝廷，正式任命他统带北洋海军。
但是，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北洋舰队才刚刚起步，随着海军建设的铺开，舰队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对舰队司令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李鸿章知道，丁汝昌能不能最终成北洋舰队司令，还得靠他自己的努力和悟性。
这一点，丁汝昌也知道。
福州船政局毕业的那批留学生，虽然表现上把自己领导，但是内心里却未必服气，这些未来的舰长们，既是同学，又是老乡，自己如果不能与他们处理好关系，将会被孤立架空，成为太上皇，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与他们处理好关系，更要争取中下层官兵的支持和拥护，所以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低调，要与广大基层官兵打成一片，以赢得坚实的群众基础。
毕竟是半路出家，尽管李鸿章着意栽培，丁汝昌迎头追赶，但是海军司令毕竟是一个含金量太高的岗位，而后续事件的发展，也证明一个海军司令光有“忠勇朴实”的品德是不够的，“出类拔萃”的专业素养在实战中交更加重要，否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将是一场悲剧。
对长崎血案的处理，是丁汝昌正式成为北洋舰队司令之前必须面对的第二次重大考验，虽然他用自己的“朴实”制止了事态的扩大，但如何妥善处理此事，才是最重要的。除了他，接受考验的还有李鸿章。
在决定如何处理此事之前，李鸿章需要弄清楚日本人制造长崎血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种刻骨铭心式的仇恨究竟从何而来？
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将近些年来中日交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好好地回忆了一遍，一直模糊着的答案终于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六 仇恨
沉睡越久的火山，一旦爆发，威力就会越大。
日本人的仇恨，已经积累了好几百年。它就像一座岩浆涌动的火山蠢蠢欲动，长崎血案只不过是这座火山爆发前的一次小小的试喷。
这条仇恨之河的源头，要从丰臣秀吉说起。
他的光辉事迹，关心中日关系的朋友应该会略知一二，这个被称为日本武神的家伙于1583年统一了日本，之后就做起了“天皇坐镇北京，丰臣秀吉坐镇宁波，然后占领印度”的春秋大梦，他三次出兵朝鲜，每次都被狼狈不堪地赶回日本，终其一生，别说进中国国门一步，甚至连“三八线”都不曾迈出。
丰臣秀吉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却留了下来。这样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其中最关键的有七个人。明治维新前有四个。
第一个名叫并河天民。
大家对他可能会陌生一点，此人是幕府时代的日本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者，1716年他向政府提交了《开疆录》，鼓吹“海外雄飞论”，首次提出将“大日本国”扩张为“大大日本国”，办法是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琉球，南洋。
第二个是佐滕信渊。
这个人非常关键，也非常另类，在这里要多说几句。就出身和职业而言，本来这些事儿都轮不到他。他做过医生，当过教师，干过秘书，不是高官，也非要员，但他对日本的影响却极其巨大。此人有个特点，热爱学习，喜欢思想，没事喜欢瞎琢磨。他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自负有才，无处可施，难免意淫，幻想出名，可偏偏这样一个儿，还真的一不小心就“名垂日史”。
四十九岁那年，旅游爱好者佐滕信渊开始环游日本，别人旅游越走越开心，他却越走越忧伤，越走越伤感，在旅游的过程中，支离破碎、面积狭小的国土让他极为不满，一股强烈的悲观和失落情绪开始在他心中膨胀，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绝佳的方案，并写成《宇内混内密策》。
在文中，他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宇内混同论”，当然这只是他自欺欺人、富丽堂皇的说法，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侵略扩张论”，他的方案是先侵略和吞并中国，然后把西域（由此来看此人水平也确实有限，竟然不知西域是中国领土）、暹罗（今泰国）、印度都并入日本版图，这样日本就能改变家底子薄弱的大问题，这种强盗逻辑，翻译过来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这个喜欢无事瞎琢磨的人，琢磨的水平的确让人叹服，他不但提出要侵略中国这个目标，甚至连实施计划和方案都琢磨得详详细细。在他看来，中国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他还预计完成这个狂妄的计划的时间只需五到七年，看来此人是个正宗的日本版“阿Q”。
这个无比狂妄的家伙还指出要侵略中国，得先侵略满洲，然后侵略吞并朝鲜和中国全境。只要想想日本后来多次入侵中国的线路，就不难明白这个人的可怕之处，我想你应该会懂的。
第三个是吉田松阴。
1830年 9月20日，出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椿东）一个武士家庭庭。在他二十三岁那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黑船事件”，美国人开着军舰逼日本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为了弄清原委，他乘着小舟半夜天更跑到美国军舰，要求偷渡到美国去，结果被美国人丢在沙滩上。
“如果死而能不朽，那就随时准备去死；如果生而能成大业，那就要坚强地活下去”。吉田松阴狠狠对说出了这番话，然后跑到幕府自首，幕府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偷渡是犯法的。
与佐藤一样，吉田也是一个受琢磨的家伙。坐牢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可是他却一点也不在乎，甚至没有一点沮丧，因为他可以静下来，也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他的问题。在狭小的、潮湿的、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监狱中，他写成了一篇影响了无数日本人的文章：《狱是贴》。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行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驰，徐应之于外。”
从文字来看，此人胸中还是有点沟壑的。接着看。
“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以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自己的脑袋都已经朝不保夕，竟然在思考日本的出路，谋划的是万世，其思维之缜密，其视野之开阔，今天读来仍有一股逼人而来的凌厉剑气。因为，日本此后的发展战略都是以此为蓝本，臭名昭著《清国征讨方略》和“大陆政策”，都能从这里找到最原始的依据。
1856年，吉田松阴出狱，可是三年后他又回来了，而且再也没能活着走出去。1859年10月27日，吉田松阴被幕府押往千住小原刑场斩首示众，临终前，他留下了一段名言：
“我年至三十而结果，并与世长辞。我不晓得自己是一颗无实的稻壳，还是一粒成熟的稻米。如果同志们能继承我的微衷，那就像播下的种子，年年能结实，到了收获之年将无愧于心。”
除此以外，他还留下了更重要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至少影响了日本此后的三十年，甚至一百年，甚至更久。
第四个名叫福泽谕吉。
1859年，日本江户，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年轻人将从在这里开始续写吉田松阴的传奇故事，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如果说吉田松阴点燃了日本的星星之火，那么福泽谕吉则将启蒙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
他是继吉田松阴之后，对日本近代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改写了日本的历史。
1835年，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大阪，比吉田松阴小五岁，也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下级武士家庭。更惨的是，一岁半时他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家产更是中落不堪，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家乡，艰难度日，相依为命。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入学启蒙，在这个几乎相当于现在初中生的年龄，他展示出过人的潜力，很快就把那些比他早入学好几年的同学远远地抛在身后。
此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书。从第一本书——《西洋纪事》——开始，福泽谕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畅销神话，每本都在三十万册以上，他凭着一己之力，完成了日本的启蒙运动。在这些书中，他继承了丰臣秀吉以来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
他指出，日本要与亚洲落后的朝鲜和大清帝国绝交，大步迈入文明世界和大国行列，这就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雏形。除此以外，福泽论理吉还明确提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东亚扩张论”，等等。
这些论调想必大家能看明白，他的三个“前辈”都是一路货色，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侵略中国！
从丰臣秀吉到福泽谕吉，这是一条延续长达三百多年的侵略理论链条，充满杀气的矛头无一不是狠狠地对准中国。
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就像一个只有一室一厅的无赖地痦，因为不满于自家的逼仄，一天到晚总是梦想能够拥有一套四室四厅的宽敞房屋，于是当他看到邻居家的别墅就开始起着老鼠打猫的心思，没有实力的时候就意淫，一旦有把猎枪在手也就按捺不住霸占别墅的念头，谁摊上这样的邻居，真他娘的倒了八辈子大霉！
如果说前面讲到的四个人还是“意淫”的话，后面的三个人就开始“手淫”了。他们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代表。
1868年，日本倒幕运动出现高潮，倒幕军打败了幕府军，明治政府取代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了系统而彻底的改革。这场改革看起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是骨子里仍是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延续。
倒幕派成为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号称“明治三杰”，此外还有山县有朋，伊滕博文等人不久也将登上权力中心的舞台，他们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
明治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英雄时代，但其中最耀眼的当属“明治三杰”，他们尽管才华各异，个性迥然。
西乡隆盛，生于1827年，钻研过王阳明的心学，而且还参过禅，在倒幕运动的关键性战役伏见、鸟羽之战担任总司令，为明治政府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曾出任明治政府的陆军大将。青年时代曾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走出家乡外出求学时，也曾写过一首类似的言志诗，以叙青年时代之理想，其中有两个字不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大久保利通，生于1830年，比西乡隆盛小三岁，他与西乡隆盛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家境贫穷，是明治维新的第一号政治家，有东洋俾斯麦之称，执掌明治政府中枢大权，是明治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也是铁腕强硬的政治家，颇有独裁作风，这种作风虽然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但是也给他带来的灭顶之灾。
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生于1833年，比大久保利通小三岁，此人自小体弱多病，原来出身于微寒之家，但后来却精于剑道，有剑豪之称，曾任剑道馆（练兵馆）馆主，是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领导和中坚力量。
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日本终于确定了向外扩张的基本方略，分四步走：
第一步：占领琉球、台湾、澎湖列岛、库页岛，以建立东海岸的外围屏障；
第二步，吞并朝鲜，为入侵中国获得前沿基地，并阻挡俄国南下；
第三步，入侵中国，遏制俄国在远东的发展。
第四步，征服世界，称霸地球。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用意了，长崎事件看起来扑朔迷离，可是了解了上述七个人之后，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干系。在这里，可以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概括日本人仇恨的来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人偏偏就选中了北洋水兵，来发泄他们这种仇恨呢？
七 兴奋剂
电视电影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一个即将康复甚至已经康复的精神病者，有一天当他遇见某个人，或者看到某件东西之后，又会旧病复发。这个人，或者这件东西，恰恰正是导致他变成精神病的“元凶”。
长崎事件中的那些日本人，之所以做出如此极端反常的举动，原因大抵如此。
当一个人的仇恨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就会不可遏制地像洪水般爆发出来。长崎事件中，刺激了日本人的，显然是与北洋水兵有关的东西。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日本警察和平民之所以在长崎对北洋水兵痛下杀手，就是因为北洋水兵的来到，刺痛了日本人最敏感的神经。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虽然面貌焕然一新，可是毕竟底子实在太差，很难一下子彻底翻身变成巨人，离称霸世界还差得很远很远。大清帝国虽然老朽不堪，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疆域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底蕴深厚，这些老底子还是在的，日本人要想打败这个曾经的老师，暂时还比较困难，至少北洋舰队这一关就过不了。
日本是个岛国，要想打出国门，就得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把兵力运出去，那时候还没有空军，只能靠海军。明治政府虽然练了不少精锐陆军，但是如果不能打败北洋舰队，取得制海权，就只在窝在家里“望洋兴叹”。要想学三国玩“白衣渡海”集体游过来，估计日本人没这个能耐。
为了漂洋过海吞并朝鲜，顺利打进中国，日本人开始大力建设海军，从1875年到1886年，他们提出了将近十年左右的海军扩建计划，计划最多的要建造两百艘军舰，可是限于财力，实际上总共只打造了五艘主力舰。
1875年，日本在多次否决宏大造舰计划之后，终于开始实施第一期扩军计划，一口气向订购了三艘军舰。
比睿和金钢是一对同型姊妹舰，属于半铁甲舰系列，舰长67米，宽12.5米，排水量2284吨，吃水5.3米，马力2535匹，航速13.5节， 3门口径为170毫米，6门150毫米的克虏伯炮，水线下装有88—137毫米的铁甲，防止火炮击穿进水。
最厉害的是扶桑舰。
扶桑舰舰长67米，宽14.6米，与前两艘舰虽然一样长，但是体型更宽更大，看起来更胖一些，马力3932匹，排水量3777吨，接近前者的两倍，这就意味着可以装备更强大的火炮，主要武器系统有4门240毫米口径和2门170毫米的克虏伯炮，杀伤力更强。
这艘军舰不但拥有强大的攻击力，而且拥有超群的抗打击能力，水线下方装有更厚更坚固的装甲，100到230毫米的铁甲可以挡住中小口径的火炮袭击，就像穿了一件防弹衣。
这三艘军舰是当时亚洲一流的军舰，尤其是扶桑舰，被誉为亚洲第一舰，在定远和镇远抵达中国之前，它是整个亚洲的明星舰。由于这三艘军舰早就于1878年下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军舰不但逐渐老化，而且随着军舰技术的进步，也相对地落伍了。
还是与时俱进吧。1886年，日本两艘巡洋舰也相继竣工——浪速和高千穗。这两艘军舰是日本也是英国定购的姊妹舰，是专门用来对付超勇和扬威的。这当时最先进的巡洋舰：排水量3709吨，马力7604匹，航速18节，载员337人，260毫米口径重炮4门，150毫米轻炮6门。
看着刚刚下水的两艘大型巡洋舰下水，日本人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是随着北洋舰队的来访，这种兴奋很快就变成了沮丧。
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日本的优势几乎在瞬间就丧失殆尽。定远、镇远、济远加入北洋之后，加上远有的超勇和扬威，北洋舰队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
虽然数量上双方是半斤八两，5比5，但是实力却相去甚远。北洋舰队总吨位近20000吨，日本只有近16000吨，尤其是定远和镇远两舰，一身的钢筋铁骨，又有致命重炮，也就是说，定远和镇远可以几炮干掉日本任何一艘军舰，可是日本没有一艘军舰能够击沉定远和镇远，就算日本五艘军舰一起上也奈何不了这两艘军舰。
定远和镇远舰体庞大，炮火威武，装甲雄厚，气势夺人，停泊在狭小的长崎港口显得十分打眼。七千吨级的定远和镇远是远东第一铁甲舰，也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军舰，日本此时拥有的金刚、比睿、扶桑、高千穗、浪速吨位都只在二千到四千吨级之间，没有一艘军舰可望定镇二舰项背，于是日本人愤怒了，绝望了，沉积了几百年的仇恨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长崎血案以一种极其丑陋的方式上演了。日本人费尽了吃奶的力气，辛辛苦苦建设海军，准备入侵中国，可是定远和镇远一来，他们发现这个念头将遥遥无期，于是他们便将怒气撒在了北洋水兵身上。真正刺激日本人的不是中国水兵，而是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航空母舰”的到来，让日本人心理产生严重变态。
这就好比一个几乎倾家荡产，想方设法买来几支步枪，准备冲进邻居家的别墅抢劫，突然间发现邻居家门口已经架起了几挺机枪。心情之失落和愤懑，可想而知。
因为如此，很多往往把长崎事件视为日本海军发展史上的一支兴奋剂，说是因为定远和镇远刺激了日本，这才导致日本此后不遗余力地建设海军。
要是日本人这么说，倒还情有可原。如果咱们也跟着瞎起哄，那就掉进了人家精心设置的圈套。要知道，日文虽然是从汉字借鉴过去的，但是却比中国喜欢甚至更擅长玩外交上的文字游戏，常常干出些“徒弟打师父”的勾当，所以不能不多长个心眼。过分夸大长崎事件，受益于只能是日本人，这就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定远刺激说”之所以在日本如此流行，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津津乐道于长崎事件，是因为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对不起那些为了中国近代海军梦而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前辈们。
说长崎事件是一支刺激日本海军发展的兴奋剂，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玄机，其实背后大有学问。按照常理来说，长崎事件是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集体暗杀活动，无论站在道义上还是国际法上来说，日本都负有全部的责任，日本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况且事后日本还赔偿了大笔医药费，所以日本人不可能花费大量精力来炒作这一事件。
刺激说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妥，其实背后大有文章。这个圈套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长崎事件本身，而在于长崎事件的诱因。这是关键。
如果你对日本人所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圈套其实并不太高明。
日本人的逻辑是，因为北洋舰队尤其是定远和镇远威胁了日本的安全，所以日本为了自卫这才加速海军发展，这才有了日本的甲午中日战争，这才有日后的黄海大战，如此一来，战争的责任就一干二净地推给了北洋舰队，推给了中国，其用心不可谓不歹徒万分。如果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瞎起哄，不正好落入日本的陷阱了？！
北洋舰队并不是一支富有攻击性的舰队，看看这些军舰的名字就行了，定远，镇远，安定远方，镇定远方，有人可能会想到威远，威远的威，不是威胁的威，而是威慑的威，北洋舰队只希望能够保卫自己的安全，最好是能够震慑住日本的海军。
北洋舰队这几艘主力舰的名字，都是他老人家亲自起的。可是一艘也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值。长崎血案宣告威慑说的破产，定、镇、济、威，一个字都没有做到。至于“远”这个字就更不用说了，连近在眼前的日本都对付不了，“远在天边”的那些老牌海军强国就更不用说了。更早买回来的超勇和扬威，在大东沟那场决战中，既没有超级英勇，更没有扬威立万。
事情的真相已经非常明朗，真正刺激了日本人的并不是北洋舰队，也不是定远和镇远，而是日本人自己。不管怎么说，长崎血案已经发生了，摆在李鸿章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处理这起恶性蓄意杀人案件。
从实力对比来讲，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日本，应该把凶手五花大绑，马上送到北洋舰队，任由中国人来处理，枪毙都不过分。但是事实却完全出乎李鸿章的预料。日本人很快就会告诉他，这个想法很天真，而且一点也不浪漫。
八 失策
长崎血案的处理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中国赢了。
经过了解，李鸿章发现日本人一开始就很没有诚意。他们虽然野蛮，可是并不糊涂，他们在拿北洋水兵大开杀戒的同时，还北洋舰队停泊的港口附近埋下了伏兵，做好了继续防止北洋水兵自当自卫的准备。
北洋水兵褪去炮衣的时候，长崎居民开始聚集到熊本要塞，请求驻军司令出兵相助。长崎知县没有答案这个要求，表示愿望按李鸿章的意思走谈判解决这个路。
既然双方都无意在战场上较出高下，剩下的办法只有坐到桌上谈判，和平解决长崎事件，经过谈判，经过艰苦的拉锯，这桩本来非常容易处理的案子才有了结果，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如下：中国赔偿日本15500元（日元），日本赔偿中国55200元，中国首次出现赔款顺差，日本比中国多支付赔款39700元。
从鸦片战争起，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下两位数，赔的银子不下一千万两，不赔款就谢天谢地了，清政府要想从列强那里拿到赔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白日做梦。长崎血案是清政府唯一一次从别人那么拿到赔款的破天荒纪录。看起来好像是清政府取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把赔款的细则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钱赔得越多，就越失败，越窝囊。判决结果有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定性，双方达成的共识是长崎冲突的原因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
第二部分是定量，确定赔偿金额，按照双方议定的赔偿规则。中日双方分别给对方的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死亡的军官和警官的抚恤金额为每人6000元，水兵和警察每人4500元；因伤死亡的，每人2500元，负责抢救的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本支付。中国看起来是赢家，其实在两个部分里，都是彻底的输家。
第一步输得的确很不应该，李鸿章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这种定性其实是和稀泥，没有是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息事宁人、宽大为怀的优良传统。这个定性，其实只适用于8月13日的民事纠纷，并不适用于8月15日日本有预谋的围攻杀戮，清政府在这里没有坚持原则性的定性，无异于鼓励蛮横而嚣张的日本侵华情结。
第二步其实输得更惨。日本支付中国怃恤金和医药费越多，说明北洋官兵死伤越多，而且还是死于“语言不通”和“误会”，作为一个军人，这种死轻于鸿毛，毫无价值，尤其是死于这种不明不白而且是因中国水兵而起的打架斗殴，而且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些被无故打死打残的官兵，都是清政府十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培养一名这样的军人，所花的代价和成本，尤其是他们对于海军的意义，绝对不是几千块钱所补偿的，日本方面死的是警察和平民，其价值怎么能够与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官兵相比！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被誉为“中国近代三个半外交家”之的李鸿章李中堂李大人，怎么会如此失策，下出一着这样的外交臭棋来呢？
这次派遣北洋舰队到日本长崎访问，对外公开的理由是对舰船进行大修保养，但是背后却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只有李鸿章知道，这是他的一步棋。
对于日本尤其是日本海军，李鸿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警惕，正因为如此他才想方设法，不惜用尽各种心机和手段，不惜违心地推荐蚊子船浪费银子，不惜千方百计巴结醇亲王，终于把铁甲舰买到中国，使北洋舰队的实力首次超过日本海军，但是他并不想用铁甲舰去打击日本，他只想让日本人明白，不要再打朝鲜和中国的主意，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让日本人见识一下北洋舰队的实力，尤其是定远和镇远的实力。于是有了长崎访问。
这次非正式访问的目的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战略威慑。
所谓威慑，就是把对方吓住，瓦解对方的意志，消灭对方的邪念，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可惜的是他孙子兵法看多了，成了一个照搬教条的书呆子，孙子兵法虽然没有错，但能不能发挥作用也得看对象。
对于一个突然或者偶尔心起歹念试图进入邻居家抢劫的人来说，威慑可能会让他放弃这种邪恶的念头，可是对于一个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有条件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犯罪的人来说，这种威慑只可能让他加快犯罪前的准备工作，并因为不能马上实施犯罪表现出极度的郁闷和烦燥情绪，长崎事件就是这种情绪的失控与发泄。
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也就不可能在长崎事件处理中，以强硬的态度给予日本以应有的惩罚，所以也就起不到真正震慑敌人的作用，反而将息事宁人的态度暴露无遗。
他的糊涂让日本多掏了几个安葬费和医药费之外，并没有从思想上对长崎事件进行彻底清算，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意识背后隐藏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就是长期在日本土壤中生根发芽的侵略中国论，现在已经接近开花结果，到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将它扼杀在摇篮中。
“姑息养奸，遗害无穷”这句话，放在这里最合适。
长崎事件处理成这个窝囊相，等于是鼓励日本人继续往前走，正是从那时起，日本人开始国民总动员，不顾一切地追赶北洋舰队，与此同时，“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头禅。更为恐怖的是，在日本小学生中也开始流行一种自创的游戏，他们分为两队，一队扮演日本舰队，一队扮演中国舰队，游戏的内容就是捕捉中国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
弗洛伊德经过研究发现，儿童时代带给人的记忆足以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发明者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游戏一定伴随着很多青少年的成长，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以此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崎事件的处理都是失策的，也是失败的，于情于理，或者拼实力，都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很窝囊，也很没有面子。尽管清政府自己不这么认为。
可偏偏就是这个结果，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大家一定与我一样，都想弄清背后真正的缘由。
按照李鸿章的性格，本来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日本人。由于长期以来受多方误导，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懦弱，缺乏阳光和剽悍气质。其实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对待日本人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鹰派，真正的软弱的鸽派另有其人。这种强硬来自于他对北洋舰队的自信。
该打的时候不打，是要付出代价的。十年后，当北洋舰队被日本彻底击跨，他想硬却再也硬不起来了。从那时候起，在日本人面前，李鸿章就再没有硬过。九年后在马关被日本人打了一次黑枪那次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对大清帝国的外交史，尤其是中日交往史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你就会发现，除了李鸿章想不战而息人之兵这个想法外，导致长崎事件处理失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同样的悲剧总在反复上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摔倒的大清帝国，每一次都表现得无比勇敢，没有哭，揉一揉，然后再次毅然摔倒在同一个地方。
如同北洋舰队为什么会败给联合舰队一样，这个原因他同样不能说出来，只能深埋在心中独自忍受世人的误解和唾骂。
九 面子
长崎事件处理成这个样子，实在太丢人了。李鸿章觉得脸上无光。
把北洋舰队开到长崎去，不但没能镇住小鬼子，反倒被他们不明不白地屠杀，死伤一大片，真他妈太损军威了，太损国格了！
西方国家都在看热闹，他们在一边站着，冷眼旁观大清帝国如何了结这段官司，看李鸿章这个外交高手能不能拿下凶手。
李鸿章也算是有见识的人，办过不少外交，与日本人打交道也不是第一路，可是这次却感觉有点不给力。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打或者谈。最管用的恐怕还是琅威理主张的那样，先揍一顿，再坐下来谈。
李鸿章也想先打一下，但是仔细思考一番，还是放弃了。理由是力量不够，钱不够花。（力尚不足，饷亦奇绌）
只好走外交路线，派人过去打官司。可没曾想日本人不但很恶毒，而且很狡猾，千方百计就是不结案，死不认错，毫无诚意，态度非常恶劣，一拖就是半年，死去的人已经成了骨头，砍伤的人已经出了院，最后还没个说法，实在太气了。
最可气的是谈了半年，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还是处理成这个鬼样子。堂堂的**上国，曾经八方来朝的大清帝国，怎么嗯得下这口气？
但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结果，正是因为大清帝国为了一样东西才造成的。这种东西很虚幻，很飘渺。
一般来说，太喜欢这个东西，就会陷入一种病态。大清帝国一直无法治愈这一顽疾，就像戒不了毒瘾的鸦片鬼。李鸿章也感觉很无奈，明知这样不妥，可是他没有选择。
在李鸿章的记忆里，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经历过这种折磨。那时候，本来也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日本人，可最后也像长崎事件一样，让日本人捡了大便宜
顺着李鸿章的思绪，回到十二年前。长崎事件为什么处理成这个样子，大家看完这件事情之后，一切都会明白的。
事情发生在1874年。
那时，日本在强行霸占了琉球（今日本冲绳县）之后，又把枪口指向台湾，由海军运了三千多人入侵台湾，结果因为实力不济被迫放弃，对大清帝国来说，日本这次挑衅非常意外，大家对这个弱小的邻居也来仿效西方那些大国的强盗行径非常惊讶。这本是一个教训日本的机会，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把握住。
处理的方式还是大清帝国热衷但并不擅长的方式：谈判。
清政府有时候的确很糊涂，让人不知道怎么说它才好。连个小日本都对付不了，人家打上门来了，不教训倒也罢了，竟然还赔了这么一大笔钱。
其实五十万两白银对于财大气粗的大清帝国来说，充其量九牛一毛。重要的赔款人说法，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丢人。
赔偿总是要个说法的，比如医务费拉，误工费拉，等等。打仗也是一样，虽然是勒索，但是勒索的理由各有千秋。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赔偿英国的就是军火药味费，也就是人家打了你，你还得赔偿人家营养费，因为人家动手打你是要消耗体力的嘛。如果你搞清楚清政府这次赔钱给日本的说法，估计会更气愤。
这笔钱是分两次支付的。
第一笔是抚恤金。协议达成之后，日本退兵之前支付。数额是十万两。抚恤的对象是被害的日本人。
第二笔是拆迁费。日本退兵之后支付，数额是四十万两。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修建的道理和房屋等基础设施，由中方买单。
第二笔赔偿金与鸦片战争赔款的由头大同小异，都是人家打了你一枪，你还得负责买枪和子弹的钱。
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笔赔款抚恤的对象不是在台湾被打死的日本人，而是在台湾被杀的琉球人，这就等于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换句话，就是承认琉球是日本所有！
清政府莫不是脑残了不成，怎么会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呢？
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条款并不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而是清政府自己提出来的。就算进行糊涂，可你李鸿章不是最懂外交，也是很精明的吗，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当然不是他脑崩智商突然下降，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原因，虽然今天听起来无比荒唐不经，但在当年却极其正常。
日本人提出的是要赔偿军费，清政府上下，包括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他们已经打定了息事宁人的主意，希望花钱消灾，换取台湾安宁，但在付钱的理由上却有不同的看法。
李鸿章摸准了朝廷的脉，赔偿军费有损大清帝国的形象和面子，毕竟老大一帝国，被一弱小邻居欺负一下，结果像西方大佬一样也赔军费，说不过去，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理由。准确来说是要找一个台阶让朝廷能够下来，李鸿章虽然负责签字，但是却需要朝廷点头盖印。
李鸿章对朝廷建议说，赔款总是要赔的，不过说法可以改头换面，一是“抚恤琉球被难之人”，也就是在台湾被杀的琉球船民，二是“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你日本人大老远跑到台湾来一趟不容易，既然你们缺钱花，那就打发你们一点，算是扶贫帮困吧！
这个建议立马得到清政府和总理衙门的赞同，日本人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条约很快就签好了。
中日两国的文化在赔款说法这个问题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是要脸不要钱，日本是要钱不要脸，管你什么由头，拿了钱才是实惠。管你白猫黑猫，抓到钱就是好猫。
清政府玩这的一套把戏，就是传说中的自慰：自己给自己快感。
真是痛快！实在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