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

weiliqiang

本文系转载，作者范雎

​​一

汉民族是在秦汉时期定型的，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主体民族。

但在先秦，汉民族没有统一黄河流域的时候，历史也曾经有过其他选择项。后来，历史做出了选择。

汉民族的前身，是服膺于华夏礼义的部落集合体，统称“华夏”。当时黄河流域内许多不同的部族部落错居杂居，有华夏，也有其他诸族。华夏与诸族之间的隔阂，称为“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华夷之辨，按照《礼记.王制》里的归纳，主要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也就是衣食住行用，差异都很大。比如，东边的“东夷”，披发纹身，不生火，吃生食；南边的“南蛮”，脸上纹花，赤着脚不懂礼仪，也不生火，吃生食；西边的“西戎”，也是披散头发，穿着兽皮制作的衣服，不以五谷为食；北方的“北狄”，穿着飞禽羽毛做的衣服，居住在洞穴里，也不以五谷为食。

但这只是表相，真正的差异，在于生产方式。

不生火、吃生食，说明他们主要是以捕猎、采摘为生的，华夏则很早就开始了农耕生活。农作物的生长，需要肥沃的土壤、需要便利的灌溉、需要看护、施肥，而且需要至少数月生长期才能成熟，这些因素决定了华夏只能过定居的生活。

从事农耕，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并且内部需要统筹、需要分工，这使得智慧过人、具有管理能力的人物容易获得领袖地位。富余的农作物可以储存，这会加剧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财产差异，使一部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钻研管理、技术、医学、艺术等等，产生了社会专业分工。

这些钻研出来的成果，会反作用到社会中去，日积月累，华夏社会物产丰裕，城池高固，器械精良，艺术精巧华美，整体文明程度远超那些茹毛饮血的邻居。

《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它反映的，是战国时期思想家的政治理想。战国时期，华夏确实已居于中心，因此以“中国”自居，说“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意思是中国与四方的夷狄，各有习性，不可推移。

战国距离商朝，距离西周时期，有数百上千年，这个时间跨度，相当于隋唐到今天。《礼记》所谓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内夏外夷的布局，其实是千百年来相互征伐、吞并、融合的结果，在一开始，华夷犬牙交错，华夏之中有夷狄，夷狄之中有华夏。

夏、商都立国于今天的河南。夏的疆域一开始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后来扩张到河北、山东。夏代东方就已经有了“九夷”，夷夏毗邻相居，双方持续地爆发战争，夏代新扩张的疆域，就是从“九夷”手中争夺过来的，神话传说中的后羿、寒浞等人物，据说就是“九夷”中的部落首领。

商，原本是东夷的一支，占据了夏的故土，同时也成为夏文明的继承者。商代时，陕西高原有戎、狄、羌、氐，山西高原有鬼方，黄河中下游有东夷，淮河流域有淮夷，南方汉水流域有荆蛮。商人喜欢用羌人作为人牲祭天，商与羌、氐、鬼方、东夷长年累月的战争，是其国力削弱的重要原因。

周发源于陕西高原的渭水流域，原本就与戎、羌有很深的渊源。比如著名的姜子牙，这个姜，其实就是羌，直到春秋时期，陕西还存在“姜氏戎”。姬姓与姜姓，很早就存在紧密的同盟关系，在周代的政治宣传中，姬姓是黄帝的姓，姜姓是炎帝的姓，而黄帝、炎帝都是少典之子，所以妪、姜两族是兄弟之邦。西周成立后，除了广泛地建立起姬姓诸侯国，也建立了许多姜姓的诸侯国，齐国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西周初成立时，境内散布着戎、狄、夷、蛮，甚至在王朝腹心之地的陕西洛河流域，都有白狄生活过。西周广泛地建立诸侯国，扩散了华夏文明的辐射范围，《国语》中如此形容这种华夷犬牙交错的状态：“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日后成为春秋强国的秦国、晋国、齐国，在成立之初，都是曾被戎狄蛮夷重重包围、活在灭亡恐惧中的小国，他们的大国地位，是数十上百年征战打出来的，他们的百姓，有许多就是归化的戎狄蛮夷。至于另一个强国楚国，本身就是南蛮，主动演化为华夏的——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惊人的生命力，而且一经渲染，再难褪色。

到了秦汉，疆域从黄河流域扩张至珠江流域，华夏文明也随之扩散到王朝的整个版图。汉民族这个称谓，来自于汉水，来自于刘邦最早被封的汉中王，汉水流域原是楚国的疆域，楚国在战国以前，是被诸华夏鄙视的南蛮，建立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

因此，汉民族与华夏，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以华夏文明为主干，兼容并包了诸蛮夷文化尤其是楚文化之后的文明认同集合体。那些曾经的赤狄、白狄、山戎、犬戎、羌戎、东夷、淮夷后人，以及西南的蜀国人、西北的义渠国人，到了秦汉，都已经自认为是汉人；以往夷狄的姓氏，如鲜于、令狐、隗姓、狐姓、姜姓等等，也都变成了汉人的姓。

二

秦汉四百年，汉人政权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四百年，足够一个家族传承十六代，国家记忆与家族记忆重合在一起，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

尤其是汉武帝以后，政府采纳董仲舒的学说，废黜百家，独尊杂揉了阴阳五行的儒学，宣扬“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权神授，再匹配秦汉以来日益完善的官僚体制，支撑起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这个基础设定深入人心。

此后，不管两汉魏晋如何政权更替，世人共识一直是：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至于那些蛮夷，都在荒外边远地区，遥遥地领受王化，是谓“荒服”。

华夷之间，泾谓分明，错落有致。

但其实，到魏晋时期，匈奴、羌人、氐人、巴氐大规模内迁，散居关中、并州，内夏外夷的布局早已经被打破。但是思维是有惯性的，且惯性十分强大，在大乱将至的前夕，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接下来的乱世，不止是亡国，更是要亡天下。

因此刘渊一称帝，摧毁了当时许多汉族士人的世界观。即使西晋灭亡，匈奴牢牢占据北方，他们依然拒绝承认这个政权的真实性，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

不止汉人，匈奴自己也是心情复杂。

皇帝，本不是匈奴君主的名号，刘渊称帝，即否认自己是冒顿单于的后裔，而是两汉刘氏的传人。刘渊后来甚至修改了谱系，《金石录》中记载了刘渊弟弟刘雄的墓上碑文，其中如此介绍刘雄的祖先，“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此前所谓的“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刘渊直接就将祖先改成了汉宣帝，装孙子装得十分彻底。

但是这种荒诞别扭的继承关系，只是刘渊的一厢情愿，不仅汉人嗤之以鼻，匈奴也无法认同，至于那些前来归附的羯人、乌桓、羌人、氐人，更是感到莫名其妙。当初石勒劝说同族张㔨督入伙，说的是“刘渊单于要推翻晋室，你们不跟从，可否能独善其身？”他们追随的是匈奴单于刘渊，可不是汉人皇帝刘渊。

刘渊少年时，作为质子，应该参加过晋武帝设在洛阳南郊的受禅大典，于是他依样模仿，在都城南郊筑坛祭告天地，宣告新朝成立。刘渊又模仿两汉故事，立社稷、设宗庙，仿照两汉的官制，在新朝设立全是汉朝的官衔，然后绝大多数由匈奴来担任。

汉人与匈奴之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怨，刘渊假装看不见，假装自己在建立一个真正的汉人王朝。似乎冒着一个“刘”的姓氏，天下汉人就会望风归附。这种心理，都不知道应该讥笑为沐猴而冠，还是掩耳盗铃。

与此同时，那些手中已经握起屠刀的底层匈奴们、羯人们，并不认同匈奴贵族对于华夏礼仪的倾慕，他们心中充满仇恨，“晋人无道，奴隶御我”，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报复，要掠夺，要展示自己翻身做主人的新地位。

于是，没有节制的掠夺，没有必要的屠杀，不可遏止地频繁发生了。仅在永嘉三年的一次屠杀中，就有汉人百姓三万余人被沉进了黄河。在东晋人王隐所写的《晋书》中，这些暴行都被记在刘渊的帐上，说“刘渊残虐，所在城邑无不倾败，流离死散，殆无孑遗。”

对于族人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刘渊几乎无能为力，最多只是大声痛骂几声。

三

刘渊晚年，在平阳城西建立单于台，单于台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 用部落军事制的方式来管理六夷。所谓“六夷”，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巴蛮。单于台听命于大单于。

皇帝与大单于并存，这是十六国历史中胡汉分治的开始。

“胡汉分治，说明了胡汉融合之不易。”[1]刘渊已经明白，重建一个大汉盛世的梦想已经不可能实现。昔日的奴隶如今已变成更加凶狠的主人，他的族人并不打算与汉人共享和平。

其实且不论胡汉之间，即使是在匈奴内部，因为汉化程度的不同，分歧也大到足以撕裂族群。

那些率领族人较早迁居中原的匈奴贵族，自东汉以来，一直受到汉人政府的优待，是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受到种种限制，但在经济上享有各项特权，不用承担徭役、不用缴纳赋税，很快，他们与汉人贵族一样，拥有广袤的庄园，拥有数以千计的奴仆。他们最早开始汉化，也汉化得最彻底，他们很早就抛弃了匈奴的姓名、服饰、发型、语言，取汉人的姓名，穿汉人的衣服，读汉人的典籍，学习汉人的语言、文字，用汉字写诗、写文章，按照汉人的礼仪拘束自己，积极向汉人的主流社会靠拢——他们唯恐自己不够汉人，因此表现得比绝大多数汉人还要汉人。

追随他们一同迁居中原的普通匈奴、胡人，东汉政府按照管理汉人编户的方式，将他们入籍管理。由于部落被打散，他们无法像在草原上那样抱团求存，原先精通的骑马射箭在农耕社会里毫无用武之处，耕种技术又不娴熟，谋生困难。好在东汉政府优待匈奴，他们也可以免除赋税，但到了魏武帝软禁南匈奴单于，解散南匈奴政权，要求内附匈奴、胡人都要服役缴税，好日子到头了，他们很快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即使起初被分配到一些土地，也很快散失，沦为无产者。许多匈奴、胡人主动依附于大地主，据《晋书》记载，当时太原许多达官贵人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少至百数，多至数千。

还有许多匈奴、胡人则直接沦落为奴隶。匈奴、胡人体格健壮，能吃苦，鲜卑妇女肤白，身体高挑，因此在奴隶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普通奴隶的价值在绢六十匹左右，而健壮的胡人价值则在绢一百匹左右。《三国志》记载了一件事，可知当时购买匈奴为奴已经普遍到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步了：曹魏正始年间，陈泰出任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洛阳的贵人们给他寄去大量钱物，托他购买匈奴做奴婢。

试想，当那些沦落为奴隶的匈奴、胡人在烈日下劳作，遥看自己昔日的酋长打扮成汉人模样，与汉人地主饮酒高会、吟诗唱和，他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些人，还算不算我的同族？”

这些匈奴还不是最悲惨的，毕竟他们来得早，汉化程度相对要深，与汉人语言交流没有问题。而且他们虽然散居，不再像在草原上那样以部落建制，但在并州当地，匈奴整体势力庞大，管理匈奴的官员也大多由匈奴贵族充任，这多少能减轻一些生存压力。

处境更为悲惨的，是那些在魏晋小冰河期陆续向南迁徙的匈奴以及杂胡们。

这些匈奴（未必全是匈奴，杂合着许多不同的胡人，在匈奴统治草原时，他们都称为匈奴或者匈奴别部）在匈奴帝国崩溃之后，依然居住草原，人数约有五十万。后来鲜卑占领草原，他们与鲜卑杂居，久而久之，便以鲜卑自居。曹魏时期，拓跋力微在草原上建立起短暂的部落联盟，这个联盟只维持了三十年，拓跋力微一死，草原上又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从曹魏时期开始，陆陆续续有匈奴举族南下，搬迁到塞内。尤其是从晋武帝泰始年间到太康八年，二十年间，前后有八批匈奴南下，人数总计超过三十万。

按《晋书》统计，这批胡人“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有一种说法认为，其中的“力羯种”就是羯人。

这些胡人几乎完全没有汉化，他们主要被安置在并州与凉州，分布于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安定、北地、金城诸郡，因为首批胡人被安置在河西宜阳城，晋人习惯性地统称他们为“宜阳杂胡”。

由于南方有战事，魏晋政府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关陇、长江一线，北方边境守备松驰，许多北方战略重地，比如西河、雁门、上郡、北地等郡，魏晋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实际已经无法有效管理，没有能力对这些新归附的杂胡进行妥善安置，基本态度是“想来就来，自谋出路”。这些杂胡衣着怪异、语言不通，没有土地，唯一资源就是强健的体格，唯一正当出路就是依附于汉人、匈奴大地主，去做雇工、佃农，运气不好的就直接沦落为奴隶。

沦落为奴隶的杂胡不在少数，甚至上层阶层也不能幸免，大奴隶主石崇写过一篇《奴券》，讲述他有意买入一名“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的胡人王子为奴隶的事情。石勒出生于杂胡小酋长家庭，早年为谋生计，做过雇农、小贩，最后还被贩卖为奴隶，在他造反之前，始终挣扎于社会底层，没有出路。

这些杂胡往往还像在草原上一样，以部落为单位聚集居住。一些势力较大的杂胡，干脆凭险而居，占据一方。例如“胡部大张㔨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当乱世到来，他们就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军队，这两支军队最后都被石勒收服。

这些被汉人主流社会摈弃于外的杂胡，在乱世中握起了屠刀，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怨毒。石勒的军队杂胡最多，这支军队对待晋朝的官员百姓是最残暴的。他们还带有草原的记忆，当然更愿意听命于大单于，而不是皇帝。

而且，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无法适应汉人的社会，乱世之中却要求他们服从汉人方式的管理，这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所以，为了匈奴内部稳定，需要有个大单于。

现实形势同样也需要一个皇帝。

抛开刘渊等匈奴贵族的个人政治理想，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刘渊治下有一半以上人口是汉人，而且，匈奴汉国的疆域越往南方扩张，汉人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君主与士大夫共天下，刘渊要维护统治，必须得到汉人士族的支持，哪怕不支持，起码也不要唱反调。

西晋政府自作孽、不可活，亡国亡天下，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汉人士族（豪强与士族往往是一体的），往往在当地都具备一定实力，他们没有选择反抗，即是与洛阳司马氏离心离德，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乐意臣服于异族人。汉人士族内心是有文化优越感的，多数以仕宦于刘渊为耻，例如被刘渊任命为御史大夫的大儒崔游，早年曾经教授刘渊读汉人典籍，他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不想污了晚节，坚决推辞，没多久就病死在家中。这个态度在汉人士族之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刘渊所谓的“兴复汉室”，挽救了汉人士族可怜的自尊。古代的华夷之辩，不是论血统，而是论文化归属，孟子曾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可见夷狄与华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刘渊的“兴复汉室”就是“用夏变夷”。刘渊“虽为夷狄，但忧中国”，这是《公羊传》上都肯定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是附逆，不是沦落为夷狄。

倘若刘渊单单只是匈奴大单于，那就是以夷变夏，性质完全变了。汉人士族被拿掉最后一块掩羞布，该如何自处？如果不想被发左袵，沦落为夷狄，就只有揭竿而起。

刘渊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汉人，了解这种心理。那块掩羞布，还是很有必要的。

既然皇帝与大单于都很有必要存在，“胡汉分治”就变得顺理成章。

刘渊被迫承认，胡汉之间文化差异巨大，彼此水火不容，无法用单一的政治体制进行管理，只能两套体制并行。汉人受皇帝任命的官僚系统（这些官僚并非都是汉人）管辖，胡人则听命于单于台。

胡汉之间，各有分工，“一般说，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这就叫胡汉分治。” [2]

十六国政权军队的主力，大多数由本族子弟组成。那些胡人将领，原本就是本部落的首领，领着本族兵马外出征战，士兵与他们是部众与酋长的关系，有较强的依附性，在平时不出征的时候，他们听命于单于台。

胡人政权当然也有汉人军队，但是最精良的武器、最充裕的给养，都只提供给本族士兵，尤其是当时威力最大，也是最昂贵的甲骑具装（连人带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都由本族骑兵组成。汉人军队则是不被信任的配角，一般是轻装步兵，武器次、给养差，数量虽然多，但战斗力弱，主要被派去作炮灰或者搞后勤。

单于台与官僚系统，一武一文，大单于管着军队，官僚系统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行政方面。十六国百年兵荒马乱，行政体系早已崩溃，基层政权把持在各地坞堡主手中，实际上是郡郡作帝、县县称王，中枢政令往往无法下达地方。官僚系统所谓的行政，不过是勒索地方，抓壮丁、抢牛马、收刮粮草，为连绵不息的战争提供后勤服务罢了。

这种权力分配方式，从十六国早期的匈奴汉国（前赵）、后赵，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晚期的西秦、南凉，贯穿百年（中间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除外）。

直到南凉秃发乌孤时期，还有鲜卑将领如此提议：“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指河西鲜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

到十六国结束时，上百年的频繁战争，各种主动或者被动的迁徙，已将各民族打散，整体呈现杂胡化。各族人混居在一起，一个匈奴，很可能左边住着一家子鲜卑，右边住着一家子羌人，前面住着一家子丁零，后面住着一家汉人，这些异族人都会说汉话，而汉人也会说胡语。

至此，胡汉之间已经没有分歧，胡汉分治也就没有必要。就如硕大的坚冰被打碎，这些民族很快都融解为汉人。

刘渊将皇帝之位传给儿子刘和，又任命另一个儿子刘聪为大单于。

匈奴汉国军队的主力，由匈奴、羯人、乌桓、氐人组成，这些人都归大单于刘聪管辖。刘和这个皇帝，因此做得十分不安稳。

刘渊死后，尚未出殡，刘聪就杀进宫去，弑杀了皇帝哥哥刘和。刘聪也是汉化很深的匈奴，也有一个皇帝梦。刘聪接着称皇帝，但是从此“大单于”不再轻易授人，往往由皇帝自己兼任，或者授予储君。

而那些不姓刘的匈奴们，似乎对“皇帝”还是不以为然。刘聪死后，匈奴贵族靳准发动政变，杀死了大多数刘姓匈奴。当时靳准的口吻与汉族士人出奇的一致，他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