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篇很好的关于罗马与日耳曼人的文章

zwz10101 · 发表于 2008-8-16 06:22:30

         条顿悲歌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元狩三年，罗马建城第634年。

　　乍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年份，罕见的和平笼罩着整个罗马城。但这仅仅是大乱后的短暂沉默而已，一个已经故去的名字依旧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如梦魇般挥之不去：格拉古（Gracchus）！十几年来，平民出身的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为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平等和限制贫富分化推进可歌可泣的农业改革，要求授予所有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一位罗马元老（Senator，即参议员）曾经惊恐地问道：“如果格拉古让我们把所有违法土地都交出去怎么办呢？”“就是把整个罗马城都给他，我也不敢有意见！”他的同僚回答。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特权阶级发动了疯狂的反扑，大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遇害，小格拉古于公元前121年被迫自尽，在两次事件中被罗马士兵屠杀和逮捕后处决的本国同胞高达近四千人。如何冠冕堂皇地废除由格拉古兄弟起草，并由公民大会所颁布的农业法，成为罗马统治者们此时的当务之急。

　　罗马的外部环境似乎比它的内政安宁得多。经过三次布匿（Punici，即腓尼基）战争和三次马其顿战争，伽太基（Carthage）和马其顿这两大死敌均已被罗马所吞并，西班牙、山南高卢、希腊与小亚细亚尽入版图，埃及、叙利亚、努米底亚诸国莫不俯首称臣，茫茫地中海，俨然已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内湖。所向披靡的罗马将士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似乎已经达到了孤独求败的境界。

　　但历史很快就将为罗马人安排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纪元前欧洲最为惨烈的大决战已经一触即发。

　　话说在那遥远的北欧海面上，横卧着一座日德兰（Jutland）半岛，它和它周围的几座岛屿构成了后来被叫做“丹麦”的国度。日德兰之名来自朱特人（Jute），意思是“朱特人之国”；而丹麦之名则来自丹人（Dane），意思是“丹人的土地”。朱特人和丹人都属于日耳曼族群（Germani，其实应该念作“格马尼”，“清史”翻译作“邪马尼”），不过当时还根本没有“日耳曼”这个名字，日德兰半岛上也不住着朱特人和丹人，而主要是三个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追授的“日耳曼民族”：辛布里人（Cimbri）、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也有一小搓学者们根据语言学资料，顽固地认为他们实际上应该属于凯尔特（Celtic）族群。后来同属日耳曼族群的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不学无术，竟然用“日耳曼人”来称呼德意志人（Deutsche，几个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的混成体），而用“条顿人”来称呼整个日耳曼族群，实在是数典忘祖。

　　顺便说一下，就连“日耳曼”这个名字也是凯尔特语，意思大约是“邻居”的意思，因为这两大族群在历史上一直纠缠不断。凯尔特人本来发源在现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Bavaria）高原，后来连这老根据地都被日耳曼人夺去了。凯尔特人落荒逃到莱茵河西岸，管这里叫做“高卢”（Gaul），就是“凯尔特人之国”的意思。哪知过了不到八百年，此地先为罗马所征服，又被日耳曼族群中的法兰克人（Franks）夺去，改名叫“法兰西”（France），即“法兰克人之国”的意思。现在地球上已经剩不下多少红头发的凯尔特人了，其残部散居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等地，但遍布欧洲的巨石建筑群和“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等少数几只球队的名称还可以勾起好奇的外人对这个古老族群的追思。

　　这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们吧－－此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和畜牧为辅。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依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散居在公社似的村庄里，基本上不存在蓄奴制度。各村都有议会，负责商讨内政外交事务，并推举他们中最勇敢善战的人当国王。日耳曼人用敌人的尸体和鲜血祭祀各种自然神灵，对雷电、地震等自然现象极其敬畏。古罗马大文豪塔西陀（Tacitus）的名著“日耳曼尼亚志”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记载十分可疑，毕竟塔西陀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莱茵河以东的那片土地。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日耳曼人虽说不大爱洗澡，但实际上还是很喜欢打扮自己的，经常往自己的头发上涂黄油以保持发型－传说他们的头发就是这么黄起来的，把胡须扎成辫子的形状，发明了剪刀以便理发和剪指甲，发明了镊子以便拔腋毛和鼻毛，梳子、牙签、肥皂一应俱全，都有文物可以证实，另外他们还会制造两样中国人直到十九世纪也没发明出来的东西：玻璃和剃须刀。前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发明家们不争气，后者则是因孔老夫子的教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日耳曼人用木头建造单层长屋，和自己养的马、牛、羊、狗等家畜－－个头都特别小－－一起住在里面。出于猎人的天性，他们的情绪急躁易怒，标枪、长矛和战斧是他们的主要武器，用于防御的则是铁制的头盔和木制的盾牌。
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曾经这样问道：“有谁会离开四季温暖宜人的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亚细亚，穿越未知而危险的海洋，移居到土壤贫瘠，气候恶劣，环境荒凉的日耳曼尼亚（中北欧）去呢？”当时的日德兰半岛也和日耳曼尼亚其它地区一样，布满了森林和沼泽，终年雨雾弥漫，“十年倒有九年荒”。不久前丹麦出土一具条顿少女的遗骸，经法医检查，死时才满13岁的她竟然有11年因饥饿导致骨骼发育延缓。也许正是由于生活所迫，就在公元前120年前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中的大多数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并由此揭开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最初的序幕。

　　刚走出日德兰半岛（当时叫做“辛布里半岛”）不久，这三个日耳曼民族就迎面碰上了一条大河，也就是当时被罗马人叫做阿尔比斯河（Albis）的易北河（Elbe），它发源于现在的捷克山区，向西北方流入北海。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对这条日耳曼尼亚地区第一大河早有耳闻，他们沿河流的右岸逆流而上，向欧洲大陆的腹地开去。沿着河流行进是古代民族迁徙的普遍特色，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已方人员获得足够的淡水和食物，二来也不至于在森林中失去方向。要知道，当时欧洲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0％以上，松鼠完全可以从现在的俄罗斯蹦到葡萄牙，中间都不用从树上下来一次。没有指南针的帮助，想在这样的密林中辨清东南西北，是件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知他们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自从日耳曼这个族群形成以来，他们的民族迁徙就周期性地影响着全欧洲各个民族的命运。它决不是什么和平之旅，探索之旅，而是掠夺之旅，战争之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的队伍所到之处，莫不十室九空，易北河沿岸的民族要么交出自己全部的财富，焚烧自己所有的房屋，与他们一起踏上南征之路，要么就将惨遭屠戮。但在易北河上游的山区里，他们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波吉人（Boji），一支曾经占领北意大利，建立博洛尼亚城（Bologna），此时在日耳曼尼亚硕果仅存的凯尔特部落，依靠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最终迫使日耳曼人放弃了征服他们的努力，转向更加遥远的南方。此时由波吉人居住的土地以后也将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波希米亚（Bohemia），“波吉人之国”。

　　穿越波希米亚森林之后，宽广的多瑙河突如其来地展现在日耳曼人的面前。他们顺流而下，在公元前118年前后抵达了现代人所说的匈牙利平原－这块欧洲文明永远的伤心地。一千年之前，多利安人（Dolian）、伊利里亚人（Illyrian）和佛里吉亚人（Phrygian）等民族就是从这块土地上出发，南下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埋葬迈锡尼和赫梯等古老文明的。从此之后，匈牙利平原上的居民虽然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却都严重威胁着南欧诸国的安全。

　　此时居住在匈牙利平原上的也是一个凯尔特民族－－曾经在公元前279年与伽拉太人（Galatian）携手入侵过希腊的斯科迪斯克人（Scordisci）。他们无法抵御日耳曼人的猛烈攻势，被迫向对方臣服。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至此终于获得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沃土，他们立即定居下来，在今贝尔格莱德西郊建立了首都“条顿堡”（Teutoburgium）。另有一支辛布里人继续沿多瑙河东进，一直抵达黑海，与当地的色雷斯人发生了接触。还有某些人思乡心切，携带着南方的珍宝返回了日德兰半岛，其中的一个金盆是当今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然而好景不长，北方蛮族的异动终于传入了罗马人的耳中。居住在匈牙利平原西南边陲的另两个凯尔特民族：诺里克人（Norici）和陶里斯克人（Taurisci）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新邻居的威胁，于是派使者赴罗马求救。蛮夷相争，自古有之，罗马人起初并未特别重视此事，但意大利东北边境日益动荡的事态终于勾起了他们关于公元前387年凯尔特人攻入罗马城的不快回忆。公元前113年春，罗马元老院遣当年的执政官卡波（Carbo）率领两个整编军团前往诺里库姆，去“安抚”那些闹事者。如前所述，罗马人此时还不知道日耳曼族群的存在，因此把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都当作凯尔特人或西徐亚人（Scythian）。
当卡波抵达事发地点时，他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对方人数众多－－号称有一百万人口，能作战的成年男子超过三十万；也不是因为对方身材高大－－成年男子平均身高达一米八十，比罗马将士们普遍高出近一个头；而是因为对方的态度十分友善。辛布里使者毕恭毕敬地听完罗马执政官的训斥，然后表示他们无意发动什么侵略战争，而只是在寻找土地；既然已经定居在此，他们就不会再去找邻居们的麻烦了。卡波当面表示，他对这样恭顺的回复非常满意，但暗地里却打算乘对方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突袭他们，以便获取军功。他的邪恶计划在付诸实施后变成了巨大的灾难：日耳曼人在战斗初期确实措手不及，但很快就稳住阵脚发起反击，把罗马军杀得落花流水。若不是战斗中突然天降雷阵雨，迷信的日耳曼人以为这是天神武丹（Wotan，也称奥丁／Odin）让他们停战的指示而停止追击的话，那罗马人肯定要全军覆没了。执政官卡波带着几千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回意大利，遭到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谴责。更加糟糕的是，他愚蠢地发动的这场“诺里亚（Noreia）战役”为罗马与日耳曼人之间长达十三年的血腥战争揭开了序幕。

　　诺里亚战役之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又无法在中欧地区住下去了。他们并未乘胜追击，向南方的意大利开进，而是不可理喻地折向了西方，先逆多瑙河而上，再顺内卡河而下，于公元前110年前后渡过莱茵河。现在该轮到到居住在这里的高卢人做恶梦了，而他们也都是罗马的盟友。

　　高卢盟友的求援让罗马人颇为头痛，因为就在不到一年前，身为“国际警察”的他们刚刚向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王国发动了朱古达（Jugurtha）战争，此刻实在分身乏术。偏偏朱古达国王深通兵法，战事久拖不决。而与此同时，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日益深入高卢地区，有把战火燃烧到罗马行省山南高卢的意向，实在不能等闲视之。罗马元老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避免两线作战，先命执政官贝斯提亚（Bestia）与朱古达讲和，撤兵回来对付北方蛮族。可是朱古达野心膨胀，很快撕毁和约，发兵杀死自己的竞争者，然后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如是可忍，孰不可容，罗马元老院只得在公元前109年命二位执政官两路出兵：梅特卢斯（Metellus）率两个军团南下增援北非，希拉努斯（Silanus）　率领四个军团北上迎战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

　　且说执政官希拉努斯率领两万余罗马军和相等数量的高卢盟军抵达罗讷（Rhone）河上游，迎面正碰上辛布里人的主力部队。和在诺里亚战役之前一样，日耳曼人还是先礼后兵，主动派使者来请示罗马人，能否考虑在这附近划给他们一块适宜生活的土地，他们甚至已经向罗马派去了使团解释此事。希拉努斯将对方的请求一口回绝，还补充了几句“汝等蛮族人面兽心，我罗马绝不可做出独坐穷山，放虎自卫的蠢事”之类的话。辛布里使者气冲冲地回去了，同日下午两军合战于罗讷河谷，希拉努斯当场阵亡，四万多罗马、高卢联军将士无一生还。

　　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日耳曼人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过于落后，缺乏政治经验，既无雄才，也无大略，小富则安。此时他们本应离开高卢，南下直捣防卫空虚的罗马城，将其夷为平地，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并非难事。但在罗讷河战役后，他们却就在当地定居下来，给了罗马人以喘息之机。

　　但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在高卢中部的活动却还是导致了高卢本地凯尔特人的迁徙浪潮。公元前107年，凯尔特人中的提古林尼（Tigurini）部落离开他们的本土南下，杀死了罗马执政官卡休斯（Cassius），并逼被俘虏的罗马军队钻了轭门，这一奇耻大辱至今还被记载在拉丁文名著《高卢战记》里。

　　可能是由于歉收导致粮荒的原因，公元前105年春天，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突然又离开了罗讷河上游，沿着河岸向南方的马赛城前进。他们此时估计并不知道，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罗马野战军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自从罗马诞生以来，它还从未集结过六位数字的大军，即便是在布匿战争中面对汉尼拔这样的劲敌时也没有过。但在连续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利，国际威信丧失殆尽，又接到蛮族威胁高卢南部行省的报告后，罗马终于决定倾举国之力与敌人决一雌雄。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朱古达战争已经结束，朱古达本人被俘虏，这就使得罗马可以完全忘却两线作战的烦恼。

　　公元前105年10月6日，欧洲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两支军队在马赛城北的阿劳西奥（Arausio）小镇郊区相遇了。日耳曼方面总人数约为30万，其中能够战斗的成年男子有15万左右，主帅是辛布里国王波伊奥里克斯（Boiorix），副将是条顿国王条顿伯德（Teutobod）；罗马方面投入了16个军团，加上联盟部队及随军奴隶，总数超过12万人，主帅是执政官马里乌斯（Mallius），副将是代执政官凯皮奥（Caepio）和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Scaurus），半数罗马元老均随军参战。为了树立统帅的权威，马里乌斯和凯皮奥事先均被元老院授予大元帅军衔（Imperator，后来演变为罗马皇帝的头衔），这在此前还绝无仅有。当年的另一位罗马执政官鲁福斯（Rufus）因病不能成行，所以推荐军事经验丰富的凯皮奥为代执政官顶替自己，但凯皮奥与马里乌斯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糟糕。假若鲁福斯能够预知未来的战况，不知道他会为自己的决定大笑还是痛哭。

　　阿劳西奥大血战实在过于残酷，以至于后人对于战况的发展全然不清楚。似乎马里乌斯制定了一个东西合围的战略，和凯皮奥把军队平分为两部分，打算先把辛布里人引入他设在罗讷河谷内的圈套内，然后夹击消灭，最后再来收拾包围圈外的条顿人。凯皮奥当面答应，但为了抢风头，却在作战时执意率本部提前突击，结果一触即溃。由于战线过长，马里乌斯对此全不知情，反而被正杀在兴头上的日耳曼人团团包围，虽然尽力死战，但终于还是无力回天。总而言之，就在公元前105年　10月6日这一天之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便于阿劳西奥战场上全歼了16个罗马军团，执政官马里乌斯阵亡，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在被俘后惨遭斩首。可怜12万罗马将士竟然仅有十人生还，其中之一就是战败的罪魁祸首代执政官凯皮奥。他后来遭到军事法庭审讯，很不名誉地死在监狱里。

　　与战斗本身相比，日耳曼人在战后对待战利品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如前所述，他们此时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对奴隶制度完全不理解，自己不想当奴隶，也不要别人给自己当奴隶。因此，所有罗马战俘、乃至于随军的奴隶，不分贵贱，均被就地处决，他们的内脏和鲜血被用来祭祀日耳曼人的战神武丹；更有甚者，日耳曼人连罗马人的武器装备和金银财物都不要，反而把它们一律扔进罗讷河里祭祀河神，河水为之不流。由于日耳曼人古怪的宗教信仰，即便罗马人的随军牲畜都无法幸免：在方圆数十里的树林中，树干上遍钉着罗马人的首级，树枝上挂满了从战马、驴、骡身上扒下来的皮毛，鬼哭狼嚎之声直上云霄。

　　若干天后，意大利全境，尤其是罗马城内，响起了比阿劳西奥战场上更加响亮的哭声：这场惨败导致的人口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罗马社会均为之摧毁。半个政府、半个元老院都已经不复存在，元老阶级和骑士阶级全加在一起，也无法再组建起一支象样的军队来保卫家园，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压制平民和奴隶阶层。是放弃意大利，退守希腊或北非，还是从各个邻国中召集雇佣军？国难当头，罗马呼唤民族英雄，而民族英雄也很快应运而生了。他的名字叫：马略（Marius）。

盖乌斯·马略出生在罗马远郊的一座村镇里，他的父亲是位破产骑士的后代，以给地主当佃农为生。贫穷的早年生活打造了马略勤劳直率、吝啬凶残的复杂性格，而与名门世族朱里乌斯（Julius）家族的联姻则大大提高了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从不特意去讨好部下和群众，对学术毫无兴趣，甚至连当时西方的通行外交语言希腊语都不学。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真正伟大的民族是不需要学外语的，公元前30世纪的苏美尔人、公元前27世纪的埃及人、公元前　24世纪的阿卡德人、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人、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人、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人、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都不需要学外语，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人需要学外语呢？希腊文明像夕阳，再灿烂的衰亡也是衰亡；罗马文明像朝霞，代表了人类前进的方向。只有反复无常的外交间谍、唯利是图的国际倒爷、百无一用的酸儒说客们才需要花费精力去学习外语，像他马略这样光明正大的政治和军事天才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外语盲马略成年后加入军队，曾经在名将小西庇阿帐下服役，最终在朱古达战争中崭露头角。多年的实践经验使他深知，罗马在布匿战争中形成的军事体系弊端颇多，早就有意加以改革。公元前107年，马略首次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但是区区一年的在任期使他难以改变很多东西。阿劳西奥惨败后一个月，他以朱古达战争的胜利者身份返回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并以绝对优势当选了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此时都已魂丧沙场。作为罗马共和国此时硕果仅存的宿将，马略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推行他的军事改革了。

　　马略军事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设法为罗马召集起足够数目的士兵。截至到公元前104年为止，罗马已经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正面交锋四场，加上因日耳曼人南迁所直接引发的三次与凯尔特人的冲突，九年内七战七败，三名执政官阵亡，26个军团只轮不返，再加上同盟部队，损兵折将总计高达二十余万众，比三次布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总和还要多。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兵源，马略一上台就联合元老院发布了这样的禁令：所有能够拿得起武器的男子，无论民族和阶级成分，从即日起都一律不得离开意大利本土，否则杀无赦。当天他们就将两个打算航海去希腊的商人斩首示众，总算是阻止了潜在的难民潮。

　　虽然意大利人口短缺，但马略还是否决了从各个邻国中召集雇佣军的计划。这倒不是因为雇佣军太昂贵，而是因为这些罗马自己的手下败将们很难是日耳曼人的对手。罗马还是应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下去。过去的罗马军队都是以贵族、骑士和富裕农民为主体，其装备一律由士兵本人购置，行军时还经常有妻妾和奴隶前呼后拥地跟着提行李，所以士兵的地位也比较高。马略此时已经别无选择，为了获得足够的士兵，他只好从贫民窟中搜集出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和贫下中农，用国库里的钱为他们统一购置装备，指望把这些社会底层的渣滓们训练成可与条顿武士相抗衡的精锐之师，罗马共和国几个世纪以来耕战兼顾、兵农合一的临时征兵制度因此被彻底改变。士兵们不许再携带家属和奴隶，必须把一切都交给组织，而组织当然就是他马略自己，士兵们的入伍、退伍、晋升、发饷等统统由他以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一手承包下来。这样募集起来的职业军人地位低下，实际上成为将领们的私人奴仆，只知有统帅马略，不知有国家，史称“马家军”。

　　在募集到足够的士兵之后，马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改革罗马传统的军事编制。自古以来，罗马陆军的主力就一直是由大约4200名步兵、300名骑兵及少数辅助部队组成的“军团”。作战时，军团一般被分为三个马其顿式的方阵，各方阵所用的兵器各不相同，分别以标枪、剑、弓箭为主。这样做的好处是训练时间短，费用低，见效快，便于多兵种联合作战；坏处是一旦某方阵崩溃，其它方阵将立即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比如弓箭不适合近战，剑和匕首不适合远距离作战，标枪不适合仰攻。一旦被敌人抓住这个弱点，罗马军往往就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在总结了历史教训之后，马略授予每个军团一面带有鹰徽的军旗以便识别它们的番号，把军团的规模扩编到6000名士兵，分成十个大队，每个大队600人，再分为十个百人队。百人队是“马家军”中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百夫长对自己麾下每一名士兵的基本情况都要熟悉掌握，还必须作到即便军团指挥部被歼，每个百人队也可以独立作战。在实际战斗中，马略加深了马其顿式方阵的纵深，以三道横排代替原先的两道。这样虽然方阵的正面宽度受到影响，较难打出痛快的围歼战，但抗冲击力却得到了提升，发生战斗减员后也比较容易补充新力量。这样的阵型基本上是为了抵御日耳曼人的强劲冲锋而量身打造的。

　　现在轮到最关键的装备和训练问题了。在汉尼拔战争中涌现出的新式武器“西班牙剑”曾经把伽太基人和马其顿人杀得落花流水，却在日耳曼人的战斧面前变成了不堪一击的儿童玩具。罗马士兵力量的不足需要以较高的武器性能来加以弥补，因此马略决心将自己募集的盲流们改造成精通各种兵器的全能战士。他把贵族、骑士和平民领袖们都带到角斗场里，向卑贱的角斗士们学习格斗技巧，谁也不许偷懒；学成之后，这些人就到军队里去向士兵们传帮带，这样全民皆兵，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每名重步兵都需要携带一条长矛、两根标枪、一柄西班牙剑和一把匕首，以便能够按照战场上的不同情况来更换兵器；盾牌被加宽、加长、加厚，以便摆出“龟甲阵”，抵销敌方弓箭强的优点。以上各项，再加上头盔、琐子甲、护膝、护肘、护腕、雨衣、油灯、三天的饮食、扎营工具等，一名罗马重步兵必须携带的随身物品总和超过50公斤，比他自己的体重轻不了多少。与以往不同，“马家军”的将士们不能再拥有扛行李的奴隶，所有装备全都得自己背。这当然严重影响行军速度，要知道，罗马当年之所以能够战胜马其顿，主要就是靠了罗马军运动起来灵活快速的优点，它自然不能被随便舍弃。为了兼顾武器和速度两者，马略让新兵们穿着、背着全套装备，每天以5公里的时速连续行军5小时，然后比武练阵，以便锻炼他们的体能。不断有体力透支的士兵倒下，马略对此熟视无睹：在操场上累死，总比在战场上被野蛮人砍死好吧？几个月下来，“马家军”的士兵们连埋怨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哪里是练兵啊?
其实，如果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在阿劳西奥战役后能够及时果断地向罗马进军的话，马略精心设计的军事改革蓝图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公元前104年夏天，马略匆忙地带着5万还没有训练好的新兵开往山南高卢前线，却没有在当地发现任何敌人。不可思议！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竟然没有南下意大利！马略调集了大量会讲凯尔特语的间谍，让他们戴上红色假发，化装成高卢人，四地去搜集敌人的情报，这才得知：由于人口过多，后勤补给不足，在阿劳西奥战役后，日耳曼人决定兵分两路，到高卢各地去收集粮草。按照计划，辛布里人西进加龙河（Garone）流域，既而南下西班牙；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则北上塞纳河　（Seine）流域，然后向莱茵河方向开去了。罗马真是洪福齐天！

　　敌人已经远去，现在马略可以放心大胆地训练他的军队了。他在公元前104、103、102年连续三度当选为执政官，改革大业推行得颇为顺利。马略知道，那些野蛮人迟早是要回来的；罗讷河谷这意大利的门户，决不能再一次向敌人敞开；世界上又有什么东西，比在当年遭受羞辱的故地复仇更加令人神清气爽呢？为此，他在罗讷河流域修建了大量的工事，还特意造了一条运河以连接军营和地中海，保证运粮渠道的畅通。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罗马士兵们摩拳擦掌，就等着日耳曼人送上门来拼杀了。

　　辛布里人在西班牙山区遭到当地土著的层层阻击，进展很不顺利，终于在公元前103年折回高卢；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则横扫了高卢北部的所有凯尔特部落，唯有莱茵河西岸的比利时人（Belgae，也译作比尔及人）能够抵挡住他们的攻势。有证据表明，条顿人中的一部分曾经在不列颠岛南部登陆，另一部分甚至还东渡莱茵河返回中欧，今德国西北部著名的“条顿堡森林”就是因他们而得名的。百年之后，那里将成为罗马军的又一块集体坟墓。

　　公元前102年春天，马略得到可靠的军事情报：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已经在塞纳河上游会师，正向东南方向移动。他们同居住在今瑞士地区的赫尔维提人（Helvetii，也译作厄尔维几人）结成了同盟，打算通过后者的领地向意大利进军。马略认为敌人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要么沿阿劳西奥战役的原路，顺罗讷河南下；要么沿汉尼拔当年入侵意大利的路线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于是作了两手准备：自己率领十个军团防御离敌人稍近的罗讷河谷，而把防御意大利北部的重任交给了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卡图卢斯（Catulus），以及跟随自己多年的一位青年贵族将领苏拉（Sulla）。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战略安排险些铸成大错。

　　在罗讷河上游地区，由于人数过多，给养不足，日耳曼人再次兵分两路：辛布里人选择了汉尼拔之路，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则直接南奔地中海，结果一头撞上了马略军主力。他们在山丘上用三层牛车圈住自己的家眷，然后全体成年男子猛扑向罗马军的壁垒。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战斗一连持续了三天没有分出胜负，“到了第四天早晨，野蛮人突然躁动起来，带着他们所有的财产，绕过罗马营垒走了。直到现在才可以从行进速度和通过时间来粗略地计算出对方的巨大数目：那漫长的队伍足足走了六天六夜，才从我军的面前消失。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跑到我们的营垒前，用嘲笑的口吻询问我军将士：‘胆小如鼠的缩头乌龟们，是否有什么口信要托我们带给你们留在罗马的女人们啊？要知道，她们很快就会投入我们的怀抱了呀！’”

　　愤怒的罗马将士们纷纷请战，却毫无例外地遭到了马略的回绝。一连数日的防御战已经使得自己的部下熟悉了敌人的作战方式，而且对方也明显地开始轻视自己。但在同等条件下，罗马军队依然很难是条顿武士的对手，再一次惨败无疑将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他冒不起这个险，但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会纵容对方直扑意大利而去。等到敌人已经走远了，马略悄无声息地把军队从堡垒中拉了出来，紧紧追了上去。经过多年的体能训练，罗马人现在跑得很快，不久就从侧翼超过了日耳曼大军，并且在山顶上发现：对方的前哨阿姆布昂人正在河谷中洗澡……
初秋的高卢南部干燥而闷热，让习惯寒冷气候的阿姆布昂人非常不适应。饱受长途跋涉之苦的他们全然忘记了可能潜伏在身边的危险，把衣服和武器都扔在河岸上，跳进清凉的河水里去嬉戏。这条小河名叫六水河（Aquae Sextiae），因为一个名叫“六”（Sextius）的罗马人在此处经营过一片葡萄种植园。机不可失，马略把眼前美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统统抛到脑后，对已经奔跑得嗓子眼冒烟的部下们简短而冷酷地说道：“你们不是要水喝么？我在山下卖给你们。用血来买吧！”

　　当皎洁的明月升起时，全体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将士们都默默地坐在六水河两岸的沙滩上，一边望着河水中无数若隐若现的残躯断臂，一边回忆着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一切。那是一场混乱的战斗，一个血腥的下午。敌人在毫无军事准备，地形又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就连妇女和少年也都奋勇地举起战斧和罗马人肉搏。可惜，在马略周密的战略部署面前，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作为一个民族，阿姆布昂人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此时此刻，罗马人既无心庆祝他们的胜利，也不敢安心睡眠，因为就在西北方遥远的山谷里，正回荡着条顿人撕心裂肺的悲歌。那声音全然不像是人类的哭泣，却好似上万头受伤的野狼在怒吼。虽然没有同声翻译，但谁都能够明白那歌声的含义：复仇！复仇！复仇！惊恐中的罗马士兵不约而同地把头扭向了主帅马略，看到的却是一张和他们自己同样惨白的面孔。

　　奇怪的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让罗马人提心吊胆的条顿复仇大军却并没有出现。马略定下心来，决定以阿姆布昂人的尸体为诱饵，给条顿人设计一个陷阱。他派副将马克卢斯带三千精兵秘密埋伏在右岸的山林里，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大摇大摆地开到六水河的左岸，越走离旧战场越远。果然，次日清晨，条顿人就在六水河谷里出现了。正当他们痛哭流涕地掩埋阿姆布昂人的遗体时，马略突然率骑兵快速返回，在早就布置好的山丘上摆开阵势，向对方挑衅。果不其然，条顿人在近似疯狂的愤怒驱使下，不列什么阵势就立即向罗马军扑了上来。但他们沉重的武器在仰攻中发挥不了作用，而罗马骑兵的集团冲锋却因居高临下的原因而势如破竹。条顿人在遭受惨重的损失后被挤压回平原地区，在那里，他们整顿好阵型，在肉搏战中重新占据了上风。马略军的反复攻击都无法撼动对手那城墙一般坚韧的防线，直到马克卢斯和他的三千精兵从条顿人背后突然出现，胜利的天平才倒向了罗马人一方。双方激战至深夜，条顿军的阵型彻底粉碎了，但他们顽强的抵抗又持续了一整天。当条顿人的主营陷落时，成百上千的女子在里面举剑自杀：遭受罗马士兵的蹂躏，对她们来说是一件比死更加可怕的事。

　　马略如今总算可以放心地检验自己的辉煌战果了，在他脚下的沙场上倒伏着十万至十五万具条顿人的尸体，另有数千人被俘。令马略恼火的是，无论是在生者还是死者中，他都没有发现自己最想看到的人：条顿王条顿伯德。这位武艺超群的壮士硬是从罗马军团中杀出了一条血路，逃到北方投奔高卢人去了！有道是除恶务尽，经过耐心的外交努力，条顿伯德和他幸存下来的少数部下最后还是被高卢人引渡给了罗马，从此开始自己的铁窗生涯。十余万条顿人的遗体散落在六水河两岸之上，那里从此成为山南高卢土壤最为肥沃的田地之一。甚至他们的骨骼都没有遭到浪费，而被罗马农民用来搭造庄园的栅栏。法兰西的葡萄酒为什么美如画？条顿勇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它！

　　在对待战利品的态度上，马略也不像日耳曼人在阿劳西奥战役后表现得那么笨。他把最好的战利品留给自己，次等的分发给有功将士，只有已经破损得不能再用的才被堆起来焚烧，美其名曰“祭天谢神”。当他正在营寨里计算自己在此战中的获利总额时，一名骑兵突然飞驰到帐前，通知他已经第五次当选为执政官。另外，元老院还决定为马略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但他却明智地拒绝了：比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更加危险的辛布里人依然在中欧某个不为人知的地区内活动，这些野蛮人随时都有可能突然袭击意大利本土，等到消灭了他们再举行凯旋式不迟。
辛布里人果然来了！铺天盖地地来了！六水河战役后仅仅两个月，他们就突然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茫茫积雪里出现，向驻扎在意大利北部的罗马军队发动了迅雷般的袭击。卡图卢斯和苏拉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得在几天后率领数千残兵败将逃过波河，波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失守。马略此时依然远在高卢，而意大利本土兵力又极度空虚，正是辛布里人一举攻占罗马的大好时机。可惜的是，波河平原上宜人的气候令他们流连忘返，葡萄酒取代了牛奶，温泉取代了冰雪，亚麻取代了兽皮，甜蜜的生活一点点地消磨着这些野蛮人的战斗力。他们全然忘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决定就在那里过年，同时等待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从西方前来会师。

　　次年7月初，辛布里人没有等来自己的条顿兄弟，却等来了死对头马略。还沉浸在奢侈和幸福中的辛布里人完全不想战斗，他们又向罗马人派去使节，要求把波河平原让给他们居住，顺便还想向他打听一下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的去向－按道理，他们早就应该抵达此地了，莫不是在半道上迷了路？听到这个问题，罗马将士们哄堂大笑，只有马略板着脸回答：“我已经给你们的条顿兄弟安排好了永久的居住地，不必再为他们的未来担心了。来人啊，把条顿王条顿伯德给我拉出来！”

　　只到现在，辛布里人才明白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所遭遇的命运。要想获得居住地，并拯救囚笼中的同胞们，他们除了战争已经别无选择。7月29日，辛布里王波伊奥里克斯给马略发来了战书，请他选择会战的时间和地点。马略满不在乎地说道：“我们罗马人从不主动选择会战的时间和地点，都随你们定好了。不过既然你们求战心切，那我们就明日决战吧，西方那块平原地势开阔，是个不错的战场。”

　　公元前101年7月30日，罗马共和国的命运之战在米兰西郊的维尔塞莱（Vercellae）平原上爆发了。辛布里人占据着战场的西面，男女老幼加起来约有20万；罗马方面则都布置在战场的东面，卡图卢斯和苏拉率20300人居中，马略本人指挥着两翼的35000人。现代人对此战的了解大都来自于苏拉在事后的回忆，据他分析，马略执意要指挥两翼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和他抢夺更多的军功。甚至在战前的祭神许愿中，卡图卢斯和苏拉就和马略发生过矛盾，可见积怨甚深。

　　清晨，波伊奥里克斯率领15000名重骑兵进入了战场，身后跟着数万步兵，都用铁链琐在腰间，组成上百排的连环长阵，这就是辛布里人在战场上有进无退，百战百胜的秘方。朝阳照耀在辛布里人马的盔甲上，反射起来的光芒比月球还要明亮。但他们却看不见敌人，因为马略选择在东方布阵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从东方升起的阳光掩盖本军的存在，并在战斗中影响敌人的视力。另外，他还早就算好了当天将刮东风，这个预言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应验了：辛布里重骑兵很快在风沙中迷失了方向，回撞入本方的步兵方阵之中，成千的步兵被琐在自己身上的铁链拉倒，或是被战马踩死。然而，即便是当罗马骑兵已经在辛布里骑兵身上取得了明显优势后，胜利依然遥遥无期：辛布里妇女在后面疯狂地敲着野牛皮鼓，他们的男人们在这激励下迅速恢复了阵型，重新像海浪般推过来。要不是马略之前对罗马军的阵型作了改革，卡图卢斯和苏拉指挥的中军肯定就要崩溃了。

　　最终战胜辛布里人的不是罗马军，而是意大利夏天的酷暑。这些习惯寒冷气候的北方人在高温下拼杀了十几个小时后，由于失水过多，体力终于先于罗马人枯竭。正午过后，马略所指挥的两翼踏着齐膝深的血水，逐渐压向敌军的心脏地带。黄昏时分，辛布里王波伊奥里克斯在身被数十创后轰然倒地，死在他手上的罗马人比死在汉尼拔手上的足足多出一倍，可叹很多军事史书上竟然没有他的名字。

　　三天之后，战斗总算分出了最后的胜负，罗马军一共杀死了大约12万辛布里人，俘虏了6万人。8月2日，最后300名身着白衣的辛布里妇女被包围在一个小丘上，她们请求马略能够保全她们的贞洁，而这位可敬的执政官却答复说：那样会违反战争法。不久后，他就看到了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悲伤的一幕：那些女人在山丘上亲手刺死自己的父母，掐死自己的儿女，然后全体自杀。罗马士兵们胆战心惊地走过一辆辆牛车，车轮下压着婴儿的尸体，车厢中躺着老人的尸体，车顶上吊着母亲的尸体。
一个多月后，马略满载着无数的战利品凯旋回到罗马。全城的人都跪倒在他的脚下，欢呼他是可与罗慕路、卡米鲁斯相提并论的“罗马城的第三位缔造者、祖国之父”。他的头上戴着象征天神朱庇特的金冠，身上披着象征最高权力的紫袍，一位忠诚的奴隶跟在他的身后，不断地唠叨着：“伟大的国父啊，千万不要忘了，你还仅仅是一位凡人！”马略很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凯旋队伍中，有两对充满嫉妒和仇恨的眼睛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那是代表贵族阶级利益的卡图卢斯和苏拉，他昨日的同事，明日的死敌。相反，他刚在向自己山呼万岁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位同乡兼远房亲戚的儿子－年方5岁的马克·西塞罗。除此之外，他还高兴地获知，自己的小舅子盖乌斯·尤利乌斯也刚刚喜结良缘。一年之后，盖乌斯的儿子、马略的外甥在罗马诞生了，他的名字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罗马共和国未来的掘墓人。（西塞罗与恺撒原来是亲戚！）

　　被五花大绑的条顿王条顿伯德也同样出现在马略的凯旋式上，罗马人把他拉到体育场里，逼迫他表演田径项目以娱乐大众。这位近两米高的巨汉不负众望，在那里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他从并排站立的七匹马背上一跃而过，也就是说：跳过了一座大约1.4米高，5米长的长方型障碍物（当时的马比较矮）。现代学者估计他这一跳起码有1.8米高，7米远，在两千年前堪称奇迹。不过世界记录并没有给条顿伯德带来金钱、荣誉、鲜花、掌声，或者自由乃至于生命：当天他就与全体部落贵族一起被罗马人斩首祭神，其余同胞全部被变卖为奴隶，曾经震撼全欧洲的辛布里、条顿、阿姆布昂三大民族至此全部宣告灭亡。罗马就这样挺过了自己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关，现在它才是真正的地中海之王！然而，今日之罗马已经不再是昔日之罗马，共和国在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将无可挽回地走上独裁专制的帝国之路。

　　解铃还须系铃人。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催生了罗马帝国，也将把它送入坟墓。在比辛布里人、条顿人、阿姆布昂人的故乡更加遥远的北方，战斗力更强的一个又一个日耳曼民族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于公元前58——51年征服高卢的恺撒，为日耳曼人的战斗力和数量所震撼，多次提醒元老院要注意他们的危害。但和300多年后东方的邓艾将军一样，他的担心最终在他死后变成了现实：辉煌无比的东西两大帝国最终都被野蛮人夺走了半壁江山，罗马、伽太基、洛阳、长安等名都相继沦陷，后人只有在它们的遗址废墟上为神州陆沉而无奈地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