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尊王攮夷

旧王孙

王政《历史的棱角》

       近代日本人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很奇怪，一部分人是为了本国的目的破坏中国革命，但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效力甚伟。比如著名的宫崎寅藏。
　　
        宫崎寅藏本名宫崎虎藏，通称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接受“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决心到中国熟悉语言风俗，然后逐步实现帮助中国革命的计划。1892年来华了解民情，学习语言，后因经费告罄、生活无着而回国。1894年为殖民会社代理人，同20余名移民一起到暹罗，不久因殖民会社事业失败回国。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与平山周再度来华考察，结识康有为、梁启超。8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加入兴中会，对反清革命出力甚多。1912年元旦参加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8月力阻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宋教仁案发生后支持孙筹划“二次革命”。在孙流亡日本期间经常到孙寓，力图化解孙黄矛盾。1917年初到长沙参加公葬黄兴、蔡锷仪式。1918—1921年为《上海日日新闻》撰写了大量时评，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侵略扩张，宣传中国革命实况。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会见孙中山、宋庆龄。次年在日本东京病逝。著作编为《宫崎滔天全集》。
　　
       可以说，宫崎寅藏为中国革命奋斗了终生。最惨的时候，他全家靠妻子为人当佣妇为生，自己去公园唱日本“莲花落”。
　　
       徐继畬曾说200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直接往来。原因是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像宫崎寅藏这样的一批日本浪人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可以说，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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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最时髦的语言莫过于“革命”一词。而革命，就是暴力，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造反与革命是表面形式上的一体两面。但实质上是不一样的。期间的差异在于，造反是让政治产生形式上的改变，而革命是让政治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因为孙中山的反清不是把爱新觉罗王朝改成孙氏王朝，而是要将整个君主制度彻底推翻。但从孙中山早期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结交并称“四大寇“之时，在外人眼里他们的做法就是造反。当时孙还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直到1895年孙中山乘船到日本横滨，一上船，看到日本报纸登“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认为“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从此孙中山大声疾呼革命，临终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革命”一词取代造反，还得益于邹容的名著《革命军》。1903年5月，邹容的《革命军》由章炳麟作序，革命党人集资，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立即轰动全国，被视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先后翻印20余版。各地为之纸贵，销售量达110万册，为当时第一大畅销书。许多青年竟相传抄，偏远地区竟卖到10两银子一本。
　　
      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端方则说："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 从此“革命”一词彻底取代“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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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政变前夕，慈禧到底打没打过珍妃，为何要打珍妃，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当中记载，慈禧曾就卖官一事责问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珍妃反唇相讥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一语戳中了慈禧的软肋，让慈禧气结于胸。于是下令对珍妃“袒而杖之，降贵人”。“袒而杖之”，就是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地挨板子。慈禧设禁牌两块，一块专为珍妃、瑾妃而设，谕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也记载慈禧曾打过珍妃。《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沉于井。”关键即在那“习尚奢华”，“屡有乞请”八字中。清制，皇后每年例银一千两，妃每年三百两，嫔二百两，分月例支。珍妃的祖父裕泰是陕甘总督，父亲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伯父长善任广州将军达十二年之久，珍妃自幼即生长在伯父府中，享尽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入宫之后每年区区二、三百两银子怎够她用度？亏空日巨，怎么办？解决之道是利用皇帝对她的宠幸，串通奏事处的太监，私卖官缺，而主谋则是其胞兄志。卖官所得，大部归太监和志，珍妃不过是他们的摇钱树。
　　
     有学人查阅故宫档案，找到当时太医的处方单据，给珍妃开的处方都是活血化淤的治外伤药物。身为贵妃，如果说是无意跌倒受伤几乎不可能。因此可以断定是受了慈禧的杖责。
　　
     珍妃喜欢照相，尤其喜欢女扮男装照相，有时还穿着光绪皇帝的衣服照相。慈禧命人到珍妃宫中搜出照相机和穿男装的相片，大怒，为此珍妃又受了“掌嘴”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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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陈璧君汉奸夫妇的遭际十分具有传奇性。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广东新会县外海人，少时即去南洋谋生，经营橡胶业，兼营矿业，成为有名的富商，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县人，嫁给陈耕基后，同去南洋。　　
       陈璧君小时生得较胖，人称“肥环”。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陈璧君说情。她们与陈璧君私交很深，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毛泽东应允只要陈璧君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就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天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便给陈璧君写了一封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何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信很快送到了陈璧君手里。
　　
       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表示拒绝。她提笔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回信：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7年以后，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她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外，还因痔疮、颈部淋巴炎、肺炎等住过医院，每次住院，短则个把月，长则近一年，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1959年5月2日，陈璧君突然咳嗽、气喘，心跳加快，被再次送进医院。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68岁。第二年，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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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但在国旗问题上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后来，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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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后，蒋为搜罗韩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先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何不肯落井下石，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1890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14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即一代名士高步瀛的侄女。韩长大后投奔冯玉祥，冯见韩复榘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此，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中原大战时，韩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对教育工作，韩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而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韩复榘听了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的乡村建设计划。梁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韩复榘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旨在进行政治及行政改革。韩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在济南曾办‘村治学院’，现在山东又办有邹平之‘乡村建设研究院’。”又说：“我学识浅陋，而有学识的即‘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它是集合知识能力分子在救济农村，一方（面）培养农民知识，一方（面）把农村组织起来，有组织才有力量。”他还说：“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他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所提建议，韩多采纳。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另外，韩复榘对戏剧事业十分热衷。当“晦鸣社”又回到济南演出时，其推出的爱国新剧受到韩复榘的关注。在一次剧团上演《文天祥》时，韩突然上台发表即兴演讲。他说：“王先生编的戏很不一般，兄弟认为大有深意，列位要好生想想，这才叫移风移俗哩！” “晦鸣社”因此而声名大噪。
　　
      1931年，齐如山与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陈半丁等在北平创立“北平国剧学会”，后因经费问题而一度停办。韩复榘在济南闻讯后，鼓励齐“务必把‘国剧学会’再恢复起来”，并赞助他4000元的开办费及每月400元的经常费。“北平国剧院”很快又重新开展工作，直到抗战爆发。
　　
      1938年 1月24日晚，韩复榘在禁闭室被戴笠手下枪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死时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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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13日下午，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与亲属共6人乘自备汽车由杭州返沪，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狙击，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其子逃脱。据沈醉回忆，当时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 ，“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史量才（1878-1934），字家修，江苏江宁人， 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被军政府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1913年任《申报》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史量才打理上海"申报"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罗致在他的门下。据说，蒋介石曾在南京专门召见史量才，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蒋说，'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也不甘示弱，冷冷地说：'我们《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也有几百万吧！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又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回答：'委员长！你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客气'"。
　　
      美国人魏斐德分析史量才的死因， 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史的被刺，与朱的上台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为史量才哀撰《史君墓志铭》，极尽褒扬之辞。"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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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陈出对对子“孙行者”一题，一时引起舆论大哗。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怪题事件的制造者，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坚，因此，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此反弹更加强烈。
　　
       当时，考生中的周祖谟对的是祖冲之，被认为是绝对。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张政烺先生对的是“胡适之”。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用胡对孙，说明他知道"猢狲"的故事。冯友兰自述里面也有这个说法。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的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对“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周祖谟在《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中说，其实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考生知道在中国语言中什么是实词，什么是虚词，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明的测验。
　　
      其实，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不会不知道作为对联里面标准的“无情式”的对应该是“祖冲之”的。而且，由于陈一定也知道肯定有人会对出“胡适之”，胡在当时名声太大，对出这个答案就是在今天的学生来说也不是难事。陈先生对胡适一直没什么好感，出了这样一个具有轰动效应、吸引学界眼球的题目，明摆着是揶揄一下胡适，顺便点一下胡在数典忘“祖"。当然，最后的正确答案又不是“胡适之”，陈先生腾挪的功夫的确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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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孙中山到达旧金山。此时同盟会在美洲筹款工作困难极大，以至于最后在万般无奈下，令全体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其后，孙中山在洪门中被遵为“大哥” ，刘成禺也博得“洪棍”的封号。刘成禺，字禺生。当时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因面麻，被洪门兄弟尊称为“麻哥”。　　
       利用会党和暗杀清廷大员来进行革命，一直被后世学人诟病。但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无钱、无势、无力，开始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后来想与康有为一派共同组织起义，都未成。这个时候，不加入洪门别无他途。
　　
       冯自由的《华侨革命开国史》这样记载：旧金山《大同日报》为美洲致公堂之机关报……其创办人为康有为弟子欧榘甲。……欧为援同门起见，竟于总理入美境时肆意攻击，谓洪门人士不应为革命所愚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及该报唐琼昌初劝欧与总理合作，欧坚不从，遂下逐客令，摈之于门外。暂由总理代理笔政。即函托冯自由于留日学界中物色主笔。冯初推荐桂人马君武，马以事辞，乃改聘鄂人刘成禺。刘于甲辰年（一九零四）春夏间抵美，而《大同日报》之阵容为之一新。自是全美侨众之革命思想，遂因《大同日报》之崇论宏议而一跃千丈，不独洪门人士为然也。
　　
       这段叙述十分重要。其他如温雄飞、康平子、邓慕韩等人的回忆与此几乎不差一字。正如冯自由所言，有段时间里，孙中山还不惜亲自披挂上阵代理《大同日报》笔政。 后来聘用刘成禺，“大同日报自刘到后，革命横议，鼓荡全美。华侨受其感化者日众，计总理游美之成绩，实以改组大同日报为最著。其后庚戌辛亥（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一）两年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士与洪门合作并非癸卯起，而在壬寅时就发生过一件大事——洪全福广州起义。这次起义是太平天国余绪（洪全福乃洪秀全之侄）与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一次直接行动。至于在旧金山的致公堂，与太平天国则有这样的紧密联系：洪秀全、杨秀清起义于金田，曾有许多洪门义士参加。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为避免清军迫害，纷纷走海外，此为洪门在海外发展之嚆矢。相传平南王黄德滋赴澳洲（澳洲大金山Bendigo 现尚存平南王手创之义兴公司会所），铺王杨铺清（杨秀清之弟）赴美。《民报》第二号“来稿”专栏上还有孙中山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洪门大哥不愧为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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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成立会在当地华侨李昌（牧师）家举行，成立会结束后，举行宣誓仪式，入会者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总理令各会员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1905年1月，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召集部分留欧学生，商讨筹组革命团体。孙中山说："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条款，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盖会党之规章，成于明末陈近南先生。当时陈先生以士人无行，往往叛党，故以最粗最鄙之仪式及一切不通之文字为教条，俾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 诸人又复纷纷持异议，谓："我们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孙中山反复辩论宣誓之必要，同人难者愈多。孙中山见众议不决，遂问留学德国的朱和中："子英兄，尔意如何？"朱曰："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孙中山喜曰："然则尔愿意宣誓乎？"朱曰："愿。"孙中山曰："即从尔起。"朱曰："可。"大家无言。留学生以纸笔进，孙中山援笔直书：
　　
        立具愿书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 年 月 日。某某押（指印），主誓人：孙文。
　　
        同年7月30日，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拟定盟书，与会者推黄兴和陈天华二人审定。盟书如下：
　　
        联盟人，省 府 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中国同盟会会员○○○。
　　
       随后，孙中山带领大家举右手宣誓。
　　
      另据张难先回忆，当有人对此种仪式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坚持认为宣誓手续非常重要。“非此无以表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 其实，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政要宣誓效忠宪法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颇为推崇的孙中山是有意识地将宣誓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开中国政治宣誓之先河。由于孙中山示范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初颁布了《宣誓条例》，1946年的"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政治宣誓又了作明确的规定。

旧王孙

1912年1月12日， 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对此，京津同盟会专设北方暗杀部，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在北京西河沿设置办事机关，旨在诛杀元凶巨憝。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满人良弼被选为第一个暗杀目标。彭认为"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因此，彭家珍自告奋勇担起暗杀良粥的重任。因良弼与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关系密切，彭即以崇恭代表的名义由津赴京。彭家珍在奉天时已熟悉崇恭的举止习性，便决定装扮崇恭去见良弼。彭制作了崇恭的名片、军服、佩带，又预习崇恭的声音笑貌。同年1月25日晨，家珍写好遗嘱藏于皮包内。26日(辛亥腊月初八)晚，家珍探知良弼等亲贵将于次日去内廷，借领受腊八喇嘛恩粥赏赐为名，密议镇压南方革命的军事行动。家珍对镜化装，取出炸弹二枚，分藏于外套的两个口袋中，手枪一支插在腰间。
　　
       彭驱车前去良弼的红罗厂新宅，到前门后，恐良弼去军咨府或回旧宅，便前往两处询问，均答未见。一门房说："良大人一般是回红罗厂新宅住宿。"家珍又驱车向红罗厂。良弼家守门人告以未归，并说"请崇大人客厅稍候。"家珍入客厅久待不晤，便又决定乘车前迎。当他出门不远，即望见军咨使的灯笼在前，知良弼已返，即令回车。彭在良弼住宅门口下车，立于两马石中间挡住进门的路。良弼车到，家珍拦车上前行礼，仆人将其名片呈上。礼毕，彭将右手伸入外套右衣袋中，这时，良弼右脚已下车。弼于灯光下审视家珍，觉得不全像崇恭，顿生疑虑，急欲躲避。彭家珍已将一枚二号炸弹掷出，左手又急插入左侧衣袋，炸弹触地而裂，一声霹雳腾空，良弼左膝立断，只有筋皮连接，周身俱伤，扑地昏厥。彭家珍不幸被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弹回击中后脑，当场牺牲，年仅25岁。
　　
      两天以后,良弼死去。"同时殒命者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据传,良弼临死前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事后，清廷为之震恐，宗社党人作鸟兽散。1912年2月13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彭家珍以身殉国，为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孙中山赞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并授予"大将军"荣衔，准"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崇祀忠烈祠"。彭家珍牺牲后，其未婚妻王清贞过门守节终身。

旧王孙

张静江是南浔巨富张颂贤的孙子。少年时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1902年被荐为一级参赞，25岁时随法国公使孙宝琦出国，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　　
       在船上偶遇孙中山之时，张静江就给了孙三万两银元。并约定：此后，张一门心思在巴黎做生意挣钱，孙中山要是需要革命经费，电报上只须用A、B、c、D、E五个英文字母，就可得到一、二、三、四、五万银元。
　　
      其后， 孙中山命人拍一个“A”字试探。仅过了三天，1万银元汇进了同盟会。紧接着再拍去了一个"c"字电报，没几天孙中山又收到了3万元。 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张静江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经济援助，除美国纽约通运分公司支付3万元之外，倾其巴黎通运分公司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此后，在北伐战争中，张静江任长。破家筹集了100万元助战。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卑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蒋终于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曾让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因两人意见相左，被蒋介石轰出国民党中央，贬为浙江省主席。
　　
     张静江故居系其父张宝善于1898年所建。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和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旧王孙

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从颐和园搬到北长安街，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其意第一含柳亚子“亚庐”的号，第二暗喻柳是能“上天入地”。　　
       柳亚子 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字人权，号亚庐，再改名弃疾，字稼轩，号亚子，江苏吴江人。早岁在乡从陈去病、金天羽游，1905年加入国学保存会。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并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柳亚子到达解放区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李济深等6人为代表，同时，也提出希望增加何香凝、柳亚子、张文三人。但心怀不满的柳亚子写诗表示愤怒， "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
　　
       因此，柳亚子虽然住在豪华饭店，脾气却越来越暴躁，最后连会议都不愿出席，干脆请了一个月的假！毛泽东进城后的第三天，柳亚子就以诗代言，对毛泽东发了一通牢骚。他在《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写道：“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他自比战国孟尝君门下因失意而弹铗出走的食客，表示待解放军南征胜利后便回江南故乡隐居之意。毛泽东收到柳亚子的诗后，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安慰他：“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中央人民政府特意安排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休养，住在益寿堂。但柳亚子还是耐不住寂寞。一天，当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时，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一怒之下还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首。著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等。
　　
       柳有两枚印章十分厉害，一枚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