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研究

昭武椽 · 发表于 2020-12-13 17:57:42

本帖最后由昭武椽于 2020-12-13 17:59 编辑

出院恢复，休学在家期间随手写的一篇小文章。帖木儿玩家可以戳进来看看。

摘要：明朝建立之初，就十分注重与中亚地区帖木儿王朝的友好往来。虽然双方关系曾短暂恶化，但是从帖木儿的幼子沙哈鲁•伯哈德统治开始，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化，赫拉特由于是沙哈鲁的统治中心，所以在明朝与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往来，极大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明朝；赫拉特；朝贡贸易

明朝与中亚的朝贡贸易，始于帖木儿统治时期。在明朝开国之初，由于政权刚刚建立，国家的实力并不支持明朝政府继续对外用兵，而明太祖朱元璋又急于取代元朝“世界宗主”的地位，与西域诸国进行朝贡贸易无疑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洪武初年，朱元璋“屡遣使诏谕”[1](8598)西域诸国，但是几乎没有国家派人前来朝贡，原因在于当时中原地区尚未完全平定，蒙古残余势力依然不容小觑，而当时中亚地区，帖木儿刚刚击败其政敌忽辛，控制河中地区，其内部统治尚未完全稳固，所以他对于中原局势持观望态度。直到明朝逐渐控制了中原地区，并陆续消灭了一些蒙古割据势力，帖木儿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自己与明朝的关系。洪武二十年（1387年），远在伊朗西部地区作战的帖木儿派遣使者向明朝进贡，两国的朝贡贸易由此拉开了序幕。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远征至捕鱼儿海，获得了几百位撒马尔罕的商人，朱元璋命人将其遣送回国，这也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虽然之后由于帖木儿意图入侵明朝，两国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帖木儿的去世以及沙哈鲁开始统治中亚地区，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赫拉特也取代了撒马尔罕成为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西域诸国之首，我国汉文史料中称赫拉特为“哈烈”或“黑娄”[2](30)。

一、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背景

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国力强盛。明朝奉行扩张性的政策，并且明成祖本人对于西域的朝贡贸易也十分的重视。公元1402年，初登皇位的朱棣就“遣使赉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赐其酋长金织文绮”[3](270)，显示了他的雄心。虽然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但也显示了朱棣本人对于帖木儿帝国的重视。

回历807年（公元1405年），帖木儿病逝，诸子争位，后帖木儿之孙哈里勒驻跸撒马尔罕，控制河中地区，而呼罗珊及其周边地区则为驻跸于赫拉特的帖木儿四子沙哈鲁•伯哈德所占据，两人争斗不休。哈里勒一方面为了缓和与明朝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防备东察合台汗国沙迷查干汗的入侵，于永乐五年（1407年）送还了之前被帖木儿扣留在撒马儿罕的傅安等人，并朝贡方物。沙哈鲁一开始对于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态度是消极的，“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1](8609)。可能是受哈里勒入贡的影响，在永乐六年（1408年）明成祖朱棣再次派遣傅安出使赫拉特时，沙哈鲁也一改之前对于明朝的冷漠态度，派遣使臣么赉等跟随傅安于永乐七年（1409年）入京朝贡西马，由此也开启了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序幕。

赫拉特是呼罗珊的四大名城之一，虽然在蒙古征服中亚时被毁灭，但是在帖木儿的统治下，赫拉特再次兴起。沙哈鲁于1409年占领撒马尔罕后，由于其统治根基在呼罗珊地区，所以并没有按照惯例在撒马尔罕建都，而是将都城迁往赫拉特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而河中地区则分封给自己的长子兀鲁伯。赫拉特的地位超过了撒马尔罕，成为了中亚的政治中心，所以西域诸国前往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时，“皆序哈烈于首”[1](8610)。

沙哈鲁•伯哈德是一位平和稳重的君主，他统治中亚地区40余年，致力于发展同明朝的朝贡贸易，以期获得丰厚的回报。沙哈鲁统治的时代是中亚历史上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而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往来也十分的密切，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15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繁荣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二、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概况

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始于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己巳，终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笔者通过梳理《明实录》、《明史》等相关文献有关“哈烈”和“黑娄”的记载，统计了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情况。从1409年至1500年，赫拉特总计遣使入贡24次，其中明确为赫拉特统治者所派遣的有12次。从所贡物品种类来看，多为驼、马、玉石等当地土产，而明朝回赐的物品中，则多为中原地区的钞、彩币、绢布等特产，种类十分丰富。

明朝与赫拉特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朝贡贸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永乐七年至永乐八年，即1409年至1410年，是双方朝贡贸易往来的磨合阶段。沙哈鲁有鉴于哈里勒已于永乐五年（1407年）遣使入贡，一改对明朝冷漠的态度，于公元1408年傅安回国时遣使者跟随，使者么赉等人于1409年入京朝贡，明成祖朱棣宴赉有加，赐沙哈鲁锦绮、彩币。沙哈鲁于永乐八年（1410年）第二次遣使入贡时，明成祖朱棣派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人同其使臣一起回国，并给沙哈鲁带去了朱棣的国书，意图调停沙哈鲁与其侄子哈里勒之间的矛盾。这无疑是一种干涉它国内政的行为。朱棣在文书中自称“天下万物主”，用第二人称“尔汝”指代沙哈鲁，建议他与哈里勒握手言欢。[4](86-98)沙哈鲁对此极为不满，也向朱棣递交了一份颇具火药味的国书，建议朱棣效法月即别扎尼汗、伊儿汗国合赞汗等君主皈依伊斯兰教。[4](86-98)同时沙哈鲁还建议双方保持商路畅通。这次小小的摩擦给双方关系带来了些许影响，沙哈鲁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第三次派遣使者入贡。可以看出，在伊斯兰文明进入中亚后，中亚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认知，他们因为皈依一神信仰的缘故而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高贵感[5](110-139)，这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中亚地区是很少见的，这次外交上的较量也可以看作是中原王朝的儒家思想体系与中亚伊斯兰一神教信仰体系的一次碰撞。值得肯定的是，通过这次的较量，明朝与赫拉特都对双方的一些敏感话题有所明了，所以在接下来的交往中都尽量的收敛与克制。

第二个阶段为永乐十一年至永乐二十年，即1413年至1422年，这一时期是双方朝贡贸易的上升阶段。明成祖朱棣实行一种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沙哈鲁统治下的赫拉特则是朱棣外交政策的重点。西域诸国入贡明朝时，皆以哈烈为首，明朝也认可这种排序，实际上承认了赫拉特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永乐十六年（1416年）十月，明成祖朱棣派陈诚出使赫拉特时，给沙哈鲁带去了一封国书，国书中不再强调自己是“世界宗主”，而仅仅只是称自己为“大明大皇帝”[6](199-240)，并表示“真主赐予苏丹知识、智慧和周详（之判断力），使苏丹得以统驭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之臣民由此而致富。”[6](199-240)正是这些让步，让沙哈鲁看到了明朝释放的友善与诚意，他于同年派出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使团，由510人组成，他的五个儿子也都派出了代表，其三子米尔咱•拜孙哈尔的使臣火者•盖耶速丁将沿途见闻写成日记，形成了一部被后世称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伟大行纪。由于明成祖朱棣实行的扩张性外交政策，明朝针对北方蒙古势力发动过数次大规模的作战，因此对于战马的需求量很大，而赫拉特进贡的马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战马紧缺的问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史》记载一个名叫“沙哈鲁”的国家于永乐年间遣使七十七人入贡，据笔者猜测，应是有地区假借沙哈鲁之名入贡，沙哈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个阶段为宣德二年至正统六年，即1427年至1441年，这一时期是双方朝贡贸易的平稳阶段。明成祖朱棣去世后，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有感于朝贡贸易“疲中土以奉远人”[1](8626)，采取了与民休养的政策，其对外政策也一改其父的扩张性外交，采用一种收缩性的外交政策，以平稳的态度来处理同西域诸国的关系，他停止了前往撒马儿罕、矢剌思等处的买马活动，同时限制西域诸国朝贡的频率以及来华使者的数量。明仁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但是他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也为之后明朝的外交奠定了基调，明朝放弃了对于元朝“世界宗主”地位的追求，转而奉行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沙哈鲁也逐渐减少了朝贡贸易的频率。明宣宗朱瞻基虽然继承了其父的政策，但是对于沙哈鲁依然十分的重视，努力维持与赫拉特的友好关系，他遵循明朝一惯的“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的做法，而沙哈鲁也一再向明朝表示友好的态度，所以宣德年间是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平稳发展时期，赫拉特贡使来华次数仅次于永乐年间。值得注意的是宣德七年（1432年）赫拉特的贡使法虎儿丁前来朝贡，明宣宗在贡使尚未入京时就安排锦衣卫指挥鸦忽等人迎接贡使，而法虎儿丁入京后向明宣宗表示在沙州时被赤斤蒙古卫都指挥革古者劫杀，明宣宗立刻派人令沙州都督查办此事。之后法虎儿丁于北京去世，明宣宗又“命官致祭，有司营葬”[1](8611)。同年沙哈鲁的第二批贡使入京时，明宣宗赏赐颇丰，1433年使者回国时，宣宗又遣人护送，并且为沙哈鲁带去了一份礼物。这足以看出明宣宗对于沙哈鲁的重视。明英宗继位后，大臣认为皇帝年幼，“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1](8611)，所以并未像永乐、宣德两朝那样派使者前往西域通知新皇帝登位的消息，沙哈鲁遣使次数也开始减少，另一方面，明朝对于赫拉特贡使的回赐物品也远不如永乐、宣德朝丰厚，如正统六年（1441年）沙哈鲁之孙阿剌兀•倒剌•把都儿遣使来朝，明英宗按照低于米昔儿的标准回赐[7](1671-167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赫拉特朝贡的积极性。回历850年（公元1447年），沙哈鲁病逝，其子兀鲁伯于撒马尔罕登位，不久被杀，沙哈鲁重新统一、整合起来的帖木儿帝国再一次分崩离析。而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朝被瓦剌击败于土木堡，明英宗被俘，明朝国势大衰。由于双方外部和平、稳定的环境被打破，朝贡贸易自然也就无可挽回的走向衰落。

第四个阶段为景泰四年至弘治十三年，即1453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是双方朝贡贸易的衰落、消亡阶段。赫拉特由于沙哈鲁的去世，丧失了它作为中亚政治中心的地位，并且沙哈鲁的后裔也围绕着赫拉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一时期赫拉特派往明朝的朝贡使团中，明确为当地统治者派遣的只有两例。景泰五年（1454年），控制了呼罗珊地区并且压制了撒马尔罕卜撒因势力的赫拉特统治者、沙哈鲁之孙巴八儿•米尔咱遣使入贡。之后，1458年，卜撒因依靠月即别阿不海尔汗以及中亚苏菲教团纳合什班底的力量，重新统一了原先的帖木儿帝国，并于天顺七年（1463年）遣使入贡。卜撒因的统一只是昙花一现，1469年，卜撒因被杀，帝国再次崩溃。苏丹忽辛•拜哈拉于公元1470年开始统治赫拉特，1507年，赫拉特为乌兹别克昔班尼汗所占据，它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就此结束。成化、弘治年间，赫拉特曾2次入贡，是否为忽辛•拜哈拉所遣，已不可考。

三、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特点及影响

研究明朝与赫拉特朝贡贸易的特点，笔者认为，需要将其放入明朝与西域诸国（主要是帖木儿帝国）朝贡贸易的大环境中进行考虑。

有关朝贡贸易的性质，中外学者多有论述，总结下来，朝贡贸易实质上是建立在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违背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贸易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皇权的逻辑是受命于天，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但是这一套逻辑与现实中有限的国家领土是相违背的，而朝贡制度能够完美的弥补这一逻辑上的漏洞，远方国家将带来中原的商品以朝贡的方式上交给皇帝，再由皇帝以回赐的方式完成商品的交换。这样，皇帝通过朝贡贸易这种方式营造出了自己为“天下共主”的有德君主形象，以达到更好的统御人民的目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朝贡贸易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还是一种彰显皇威的仪式性活动，具有文化内涵。皇帝所在意的并非是朝贡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其政治收益。[8](37-39)明朝初年的明太祖朱元璋正是怀着取代元朝“世界宗主”位置的想法，积极发展同西域诸国的贸易。

李云泉先生认为，中国的朝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平主义性质、互利性、不平等性、封闭自守性。[9](314-319)王冬青先生则认为朝贡贸易还具有威慑性。[10](11)张文德先生认为，明代朝贡制度还具有事大主义和贸易使臣家族性等特征。[11](183-185)潘勇勇先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明朝与帖木儿帝国朝贡贸易的四个特点：（1）友好交往是主流；（2）双方侧重点不同，明朝侧重于政治、军事利益；（3）中亚商人和明朝外交使节在朝贡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双方的朝贡贸易具有国际贸易的性质。[12](50-52)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讨论很好的概括了明朝与帖木儿帝国朝贡贸易的特点。但是我们在考虑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时，还有两个特点需要考虑：

第一，赫拉特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往来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赫拉特虽然是呼罗珊地区的名城，但是相较于撒马尔罕而言，它离河中地区太远，并不适合作为统治中亚地区的政治中心。不过，由于沙哈鲁的基业在呼罗珊，所以当他统一帖木儿帝国后，并没有选择撒马尔罕为都，而是驻跸于赫拉特，赫拉特由此获得了中亚政治中心的地位。换言之，赫拉特之所以能在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时获得西域诸国之首的地位，与沙哈鲁个人的威望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即使是双方朝贡贸易最为繁盛的永乐、宣德两朝，赫拉特来华朝贡次数也远不如撒马尔罕，据潘勇勇先生统计，永乐年间，撒马尔罕入贡16次，宣德年间为11次，这远高于赫拉特入贡的次数（分别为11次和4次）。究其原因，路途遥远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沙哈鲁一开始就认为哈烈“道远”[1](8609)，所以对于朝贡贸易并不积极，后来由于自身切实的政治、经济需要，才开始发展与明朝的朝贡贸易，而明朝也知道哈烈“极远”，“慕义而来”[13](2030)，所以回赐时也较为丰厚。沙哈鲁去世后，赫拉特丧失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帖木儿帝国内战不休，这无疑加大了赫拉特入贡的难度。虽然有巴八儿和卜撒因暂时恢复赫拉特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统治并不长久，随着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呼罗珊地区，赫拉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中心地位，成为了波斯的边境城市。嘉靖十六年（1537年），严嵩在《议处甘肃夷贡》中称赫拉特为小国，可以从侧面看出赫拉特地位的下降。[14](2296)而明朝不务远略的外交政策，也使得赫拉特对于入贡不再积极，双方的朝贡贸易自然也就衰落下去。

第二，明朝与吐鲁番、哈密的关系对于明朝与赫拉特（甚至是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西域诸国入贡明朝，必经吐鲁番、哈密地区，那么控制吐鲁番地区的东察合台汗国以及依附于明朝的哈密就成为了明朝与西域诸国进行朝贡贸易时至关重要的枢纽国，它们与明朝三者关系的好坏将成为陆上丝绸之路是否畅通的决定性因素。西域诸国入贡明朝需要借道哈密，哈密王经常拦截贡使并索要道路钱，西域诸国苦其要索。[15](520)成化、弘治年间，东察合台汗国羽奴斯汗、阿黑麻汗屡次觊觎明朝哈密地区，双方边境摩擦不断，明朝不时以绝贡的手段来威胁东察合台汗国。最严重时，弘治六年（1493年），明朝“却其贡物，羁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边，闭嘉峪关，永绝贡道”[1](8532)。这无疑也影响了明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朝贡贸易。郑晓《皇明四夷考》记载，弘治十年（1497年）秋，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派人送还了先前为其扣押的哈密忠顺王陕巴，并说西域诸国“不得贡，怨阿黑麻”[15](524)，想要与赫拉特等地一起入贡。明孝宗朱祐樘“谕黑娄等处差来使臣，候土鲁番入贡，许之同来”[16](2314)。由此不难看出，东察合台汗国、哈密与明朝三者关系和睦是西域诸国入贡商道稳定、畅通的前提。

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不但有助于明朝稳定西北边疆，它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通过与赫拉特之间的朝贡贸易，明朝确保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势力与自己和平相处，使其不偏向于北方蒙古势力，这对于明朝自身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这无疑是从汉朝一脉相承的西域战略，汉朝通过对于绿洲的防御性军事占领来达到制约匈奴发展的目的[17](339)，而明朝由于国力不允许，无法控制西域的绿洲，所以退而求其次，采用朝贡贸易的方式来确保同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对于帖木儿帝国而言，沙哈鲁时代虽然完成了统一，但是花剌子模地区被金帐汗国所占据，阿塞拜疆落入了黑羊王朝的手中，而帝国东部的东察合台汗国也在虎视眈眈，所以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也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和平稳定。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明朝对于赫拉特的兴趣在于它是中亚地区的政治中心，所以在永乐朝初期一再遣使宣谕，随着沙哈鲁的去世，赫拉特丧失其中心地位，明朝对它的兴趣也就不可避免的下降。通过朝贡贸易，明朝皇帝也满足了自己“世界宗主”的野心。同时，西域诸国的情报源源不断传入明朝，明朝可以依靠这些情报，维护中亚地区与东亚地区的稳定。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时，东察合台汗国沙迷查干汗派人入贡时曾经向明朝政府提及自己想要进攻撒马尔罕的哈里勒势力，明成祖朱棣派使者劝诫沙迷查干不可轻举妄动，并“赐之彩币”[1](860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明朝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随着后期明朝实力衰落以及北方的威胁日益强大，明朝被迫改变了外交侧重点，西北地区不再是明朝外交的重点。东察合台汗国攻克哈密，明朝撤除蒙古七卫，从永乐年间建立起来的依托朝贡贸易的西域情报体系崩溃，明朝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丧失。

经济方面，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实际上是明朝所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正是在沙哈鲁与明成祖朱棣的努力下，西域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地区由洪武年间的撒马尔罕、别失八里2处增加到了永乐时期的26个地区，一个庞大的世界贸易秩序得以确立。通过朝贡贸易，中亚与东亚地区实现了商品互通，明朝得到了最急需的战马来缓解它的北方军备问题，而中亚地区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及其子孙、贵族获利百倍，既满足了自身的经济需求，高额的利润也激励着他们不断遣使朝贡，在朝贡过程中夹带着一些商队，商人的活动刺激着明朝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对于赫拉特而言尤为明显。不过，朝贡贸易也严重损耗了明朝的国力，“薄来厚往”的策略是不可持续性的，随着明朝自身财力的下降，它转而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对于朝贡贸易的兴趣也就逐渐下降，获利的减少自然也就对西域诸国的朝贡积极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化方面，明朝与赫拉特的交流，使得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中亚文化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东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双方的和平交流也为当时的整个中亚、东亚的稳定秩序奠定了基调。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和平繁荣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首先要考虑到中亚地区领导人的问题，沙哈鲁为人平和宽厚，与他的父亲帖木儿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能够维持住帝国的和平稳定，并且与明朝发展朝贡贸易，但是沙哈鲁一去世，帖木儿帝国缺乏德高望重之人坐镇，很快就会陷入内乱与纷争。其次，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古代想要长时间的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是不可能的，它自身无法产生轴心文明，只能接受相邻的轴心文明的辐射。[18](3-16)中亚地区的分离倾向会很自然的引发争霸战争，一旦战争开始出现，朝贡贸易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最后，赫拉特地理位置特殊，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统一的帖木儿帝国崩溃，赫拉特就会受到河中地区、印度地区以及伊朗地区三股势力的争夺，其衰落也是必然的事情。

总而言之，明朝与赫拉特的朝贡贸易创造了明代中国与中亚地区和平交往的华丽篇章。虽然朱棣所设想的两国“使节及商人常川往来，永不中缀”[6](199-240)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两国朝贡贸易往来所留下的遗产可以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