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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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这里我又要插几句了。读书呢，经常有问题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却不是问题的，另一种是看上去不是问题而实际上却是问题的。我先举个例子： 　　 齐宣王非常绅士，跟孟老师聊天聊累了，溜达到外屋吸烟室吸烟去了。一支香烟吸罢，回到屋里，却发现孟子正和自己的宠妃同在一张榻上待着，而且，两人谁都没穿裤子！ 　　 ——孟老夫子耍流氓？！ 　　 吸一支烟的工夫虽然不长，却也足够发生很多事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子看见齐宣王进来，气定神闲，给自己找辙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传统。想当年，孔子他老人家去见大美人南子，这两人也是在一张榻上混，也都没穿裤子。为这事，孔子出来以后正碰上他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师叔祖子路——也不知道子路是把风的还是撞见的，反正，子路是很不高兴的，孔子为这事还对天立誓赌咒呢！这件事可不是我孟轲捏造的，这在《论语》里边白刀子青竹子都记载着呢！（那时候还没有‘白纸黑字’。）” 　　 哈哈，这可是个大问题呦，这可是生活作风问题呦。 　　 其实呢，这个看上去是问题的问题却不是问题。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椅子，人们就是像日本人一样那么跪坐在榻上的，而且，那时候的中国人也都不穿裤子——不是因为穿不起，是根本还没有裤子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日用而不知”（这里解释为：天天用到却不明白本意）的词，就是“衣裳”。“衣裳”的“裳”字本不读作轻声的“商”，而是读作“常”，“衣”和“裳”本是各有所指的。“衣”是上身穿的，“裳”是下身穿的，像是裙子，男女都穿，古人就是这样上面穿的是“衣”，下面穿的是“裳”。所以呢，唐朝那个“霓裳羽衣曲”该读作“霓裳（常）羽衣曲”，白发魔女练霓裳也该读作练霓裳（常）。《离骚》里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穿的也是这么一身。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它很有典型意义，它暗含着人们很有可能进入的一种思维误区。比如，有人在报纸上发了篇文章，大力批判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他在文章里说：“那些人呀，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走，谁也不穿裤子！” 　　 他这句话如果就事论事来看，真是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它传达给读者的印象却是：那些人全都道德品质败坏，下流无耻！于是大家全被激怒了，破口大骂那些坏蛋，觉得该把他们全抓起来灭了才对！ 　　 ——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类情况出现，不是吗？ 　　 说谎骗人不是真功夫，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呵呵，历史不是一门死学问，不单单是考证出什么事件发生在哪一年，考证出哪位名人的出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考证出中国什么时代就已经有什么什么了……历史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思辨能力，是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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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有成竹说错话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夫子耍流氓的这个问题，就是属于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刚才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在翻译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没翻译出来，是用引号括着直接引出来的？这句话就是“为长者折枝”，这就属于那种看上去没问题而实际上却有问题的问题。 　　 读书最怕的就是这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导致一种很丢人的结果——会让你慷慨激昂、胸有成竹、眉飞色舞地说错话！我这里谈孟子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写了差不多五万字了，而且我写得又快，一天一万字，所以呢，这五万字里有没有这种说错话的情况呢？我很心虚胆怯地说：“保不齐会有。”如果是对观点有争议，这很正常，可如果是论据和逻辑出毛病了，那就是扎扎实实的错误了。要是谁有发现，肯请指正，不胜感谢！ 　　 好了，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句“为长者折枝”，从字面上看非常容易理解：不就是为老人家折根树枝么？为什么要折树枝呢？那还用问，一定是给老人家当拐杖用呗！再联系一下上下文，推知孟子的意思是要说的是“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所以这个给老人家折树枝的例子举得很恰当啊，这不正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就是看你去不去做吗！ 　　 ——要不怎么说这句话很阴险呢！既从字面上看很好理解，联系上下文又非常流畅，明明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啊！ 　　 历代注家当中，也确实有把“折枝”解释成“折树枝”的，可是，还有别的说法。也有人说“折枝”的“枝”通“肢体”的“肢”，而“折”呢，是“折腰”的意思，所以联系起来，“折枝”就是给老人家作揖打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弯“折”“肢”体＝鞠躬 　　 然后，把这个解释代进上下文去看看：哦，给老人家作揖打拱和折树枝一样都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嘛，意思也讲得通。可是，这还不算完，还有第三种解释，说这个“折枝”是“按摩”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 　　 “折”腾“肢”体＝按摩 　　 “折”磨“肢”体＝按摩 　　 “折”断“肢”体＝按摩（用力太大了） 　　 要是把“按摩”代入上下文呢，句子的意思也还是不变。 　　 那，到底谁说的对呀？没有结论啊？ 　　 有人会说了：“这还不简单，谁官大就听谁的呗！” 　　 这位仁兄一定是在体制内混的时间太长了。我翻译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谁是专家就听谁的，谁最权威就听谁的。” 　　 可问题又来了，这三种说法的支持者全是专家，全是权威。我要是抬出从古到今专业领域里的这些专家的名头出来呢，可能一般人还不大熟悉，那我就说个在大众范围里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吧：李敖，他就是持“按摩”说的。 　　 呵呵，别看就这么一个小问题，考证多了去了。有人从“肢”和“枝”互通的时代来做佐证，有人从“折”字的字意发展来做佐证，等等等等。可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此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抛诸脑后好了，弄不清也没关系，因为，无论取哪一个意思，全句要表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妨把“折枝”这个词在原句里替换成“做一件小事”：为长者做一件小事。就是这个意思。 　　 看看，看看，就这么两个不起眼的字，里面学问大着呢。但这些事情全该推给专家去做，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影响整句的意思。说到这里，我就再多扯扯，还有些词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上面说陈家人时引过庄子那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个“钩”字，有人说是皮带扣，有人说是钱币，但无论它到底是皮带扣还是钱币，用齐宣王的话说，那都是“五毛钱买个痰盂——贵贱不说，它不是个东西”，所以呢，并不影响我们对整句话的理解；“望洋兴叹”也是，“洋”不是“海洋”，所以不能替换成“望这个兴叹”、“望那个兴叹”什么的，但这都无所谓，既然大概其都是这个意思，而语言又是活的，那就这么着呗。 　　可是，也有些词，理解错了就和原义满拧了，比如我前面说过的“礼仪之邦”、“封建”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拿个小一号的概念来说：“呆若木鸡”，这其实是形容绝顶高手的话，不是形容笨蛋的。我们说岳不群往擂台上一站，是“气定神闲”，左冷禅往上一站，是“渊亭岳峙”，可如果是独孤求败或者风清扬这样原子弹级的高手往上一站呢，呵呵，这才是“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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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成佛，人人成圣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从牛到羊再到人，一步步地开始阐释他的“推己及人”的观念。 　　 孟子说：“您尊不尊敬自己的长辈呢？尊敬是吧？那，是不是对别人的长辈也应该尊敬呢？您爱自己的孩子吧？那，是不是对别人家的小孩也该爱一爱呢？要是有了这样的心态，统治天下就像在手心里摆弄个小玩意儿那么容易。《诗经》里不是说嘛：‘先给你的老婆做个好榜样，那你的兄弟也就会有样学样了，然后你的封地也会有样学样了，然后整个国家都会有样学样了。’这道理，说的就是要把对待亲人的心扩展到外人身上，对待外人也要像对待亲人一样。这样一来，这分爱心就慢慢足以安抚全天下的人民了。【孟子突然摆出恐吓状】可要是不这么做，嘿嘿，那可是会连自家妻儿老小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打完巴掌了，该揉一揉了】呵呵，您别急，您好好想想，古代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过是善于把自己对亲人的善心推广到外人的身上罢了。您不比他们差，您对一头牛都那么关心，【改日本口音】你的良心大大地好了！【改语重心长的强调】可是，您的爱心牛是领了，老百姓谁也没感受到啊！您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打断一下孟子，他说的这种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意思是说：做圣人根本就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对亲人的爱变成博爱，这就能成圣人（当然，后来还有其他说法，我现在只说孟子这段里提到的这种说法）。换句话说：你爱你的父母，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父母；你爱你的老婆，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老婆——哦？！这好像不行，嗯，那，老婆除外——总之一句话，要博爱，把爱心洒向世界。做到了这点，也就是圣人了，一点儿都不难。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观点后来激励了很多学子，其中不乏大家——这好像是很激动人心，因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明路，知道了圣人并不难做，尧舜行，我也行，他们并不是移山填海，也不是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个推己及人的洒爱心么，这有什么难的？雷锋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要真是这样，那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应该出过数不清的圣人才对吧？ 　　 可是我们当真看看历史，全国人民学雷锋，可有过第二个雷锋么？好，这个事件时间短，不算，咱们还是看儒家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孟之外，韩愈韩圣人、程颐程圣人、朱熹朱圣人，还有谁？把标准放宽，好，还有周敦颐、王阳明、方孝孺——什么？不服气？还有争议？算了算了，我也不列举了，就这么一只巴掌数得过来的候选人还有争议呢。 　　 人人都可成圣人，真成了几个圣人？正如佛家也讲人人都可成佛，可除了经典所记释迦牟尼之前的那些佛，两千六百年来，还有哪个佛？ 　　 ——有人又该不服气了，说修佛要许许多多世代的轮回。嗯，也对，我们看看经典所记的燃灯古佛，如果把佛经中的时间单位换算成我们现代的时间单位来看一下，这位佛祖活动的时代还要远在太阳系诞生之前，看来两千多年不算什么啊。（佛教的轮回观其实考证下来，也并不是现代大众通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人如果拿化身等等说事，我也没话说，反正姑且存我这么一说吧，也不一定就对，呵呵。另外还要说明一下，中国人讲“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个观点的，最早的应该是晋代的道生，这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罢了，他在当时是被佛门当作异端分子的。） 　　 人人可成佛。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佛？ 　　 人人可成圣人，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圣人？ 　　 为什么？ 　　这些问题，在这里先放个话头儿，等进入到孟子谈心性观的时候再去讨论，现在的重点呢，还是他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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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民们的瞎激动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说：“要想知道东西的轻重，那就得过过称；要想知道东西的长短，那就得拿尺子量量。曾子曰：‘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人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王您好好考虑考虑。” 　　 孟子接着说：“您难道就非得去发兵打仗，去跟诸侯们结怨，还得让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这您就玩高兴了吗！” 　　 齐宣王说：“你当我是变态啊！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实现我的远大理想。我打仗怎么着啦，你以为我是哈巴狗戴串铃——充大牲口呐？” 　　 孟子看来是明知故问：“您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啊？能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这回不说歇后语了，笑而不答。 　　 孟子问了：“您是嫌吃不起满汉全席吗？是嫌穿不起正品乔治·阿玛尼的时装吗？还是发愁没有等离子彩电可看？后悔上回鹦鹉螺的Hi-Fi大音箱没买着？要么就是嫌家里的菲佣太少，还想聘个正宗的伦敦管家？这点儿事有什么可愁的啊，您那些小弟不是一个招呼就都能给您张罗来么？” 　　 齐宣王说：“孟老师，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哥哥的岳母嫂嫂的娘——弯穹绕啊！你这是擀面杖敲鼓——抡的是哪一槌啊！我堂堂大王就这么点儿出息么？” 　　 孟子这回入正题了：“那您的那什么远大理想我就能猜出来了。您是想开疆拓土，使秦、楚这些超级大国都来向您朝贡，您还要一统天下，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得听您的。呵呵，【奸笑一声】如果按您的做法去实现这个远大理想，那就跟上树抓鱼一样。” 　　 我插一句，孟子在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成语：我翻译出来的这个“上树抓鱼”原文是“缘木求鱼”，不过这个成语不是太常用。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水浒》里，开篇词就有这个“缘木求鱼”，小时候觉得这词很新鲜，联系整回书的妖魔鬼怪，有种很强的宿命感，可现在一般见到的《水浒传》好像大都直接就从九纹龙史进开始了，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一个回目没有了。从“缘木求鱼”扯到《水浒传》，并非纯属闲扯，因为后面会谈到书的不可信，正好这读《水浒传》的儿时经历也是个例子，既然顺便想到，就拿来做个伏笔好了。 　　  　　 回到对话。 　　 齐宣王被孟子一奸笑，又被“缘木求鱼”这个很牛的成语一吓唬，不觉有点儿发毛，忙问：“有这么严重么！我怎么觉着你孟老师这话是棉纱线拉毛驴——不大牢靠呀？” 　　 孟子答道：“缘木求鱼虽然抓不到鱼，但起码没有危险，可要是按照您的方法去实现您那个远大理想嘛——嘿嘿，您要真是全力那么做，那可是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 　　 孟子暗想：“我回头写书的时候，像什么‘狗熊上树’这种话可不能给写进去，我就只记下那些‘缘木求鱼’之类的漂亮词！” 　　 再打断一下。对话进行到这儿，各位对齐宣王这个人得出什么印象没有？ 　　 这人看来不错是吧？胸怀远大理想，要南征北战，开疆拓土，颇有后来的某某大帝之风。我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一讲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如何如何，我们在底下就跟着激动，什么雄风万里，什么平南扫北，牛啊！强啊！其实要真把你放到那些个“大帝”和“大朝”的时代去生活，当然也有舒服的，可就多数情况来讲，有你受的。 　　 我有时在想，这种瞎激动，如果是私天下时代的帝王有这样的心态，那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到了不能再正常；可要是私天下时代的草民有这种心态，那就显得非常古怪了；要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也有这种心态，那是不是也不太正常呢？ 　　 我看过不少人跟着一些《某某大帝》、《某某王朝》之类的电视剧瞎激动，而且更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这些电视剧里的人物们经常会慷慨激昂地高呼什么“我大汉如何如何”，“我大宋如何如何”，难道这和皇军高呼“我大日本帝国如何如何”的心态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谁一提“我大汉”就心潮澎湃，那他也不应该去怪人家日本人说“我大日本帝国”（孟子不是说要“推己及人”吗）。况且，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大汉”，也没有过“大宋”。 　　 我是不是很像在说胡话？那些朝代不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吗？小学生都知道啊。 　　 不错，那些朝代确实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但是，那只是“汉”，只是“宋”，而不是什么“大汉”和什么“大宋”。中国历史上真正把“大”字挂在朝代名称之前，是从明朝开始的，要说“大明”，这倒真是有的。补充一下：这是以汉人政权的传统来说，如果出了这个范围，“大明”之前其实还有“大”字开头的，后文再说。 　　 说到“大明”，正好前一段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多少年纪念，搞得很热闹的样子。我们现在不妨来想一个问题：在大众心中，对于明朝的皇帝，对于明朝的时代，都熟悉哪些？ 　　 朱元璋应该是一个，开国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年号永乐，搞过《永乐大典》，搞过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侵越南，威风不可一世。 　　 还有谁？ 　　 就剩下坏典型了，万历啊，崇祯啊什么的。一说大明帝国的辉煌，主要还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我看到前一段因为郑和纪念日所以连带着把朱棣这位盛世大帝也着实吹捧了一通。这怎么说呢，用齐宣王的话来说，叫“赶车不带鞭子——光拍马屁”，叫“媒婆提亲——尽拣好听的说”，把这位大帝夸的呀，那叫“媒婆夸闺女——天花乱坠”，我看在眼里，心里这感觉啊，那真是“媒婆迷了路——没说的了”。 　　 如果能让你乘坐时间机器，自由选择一个历史时期去生活，我不知道各位会选什么，我也没想好自己会选什么，但我在没想好选什么之前马上就先想好了不选什么——永乐年间就是一个，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选择去生活在永乐时代的，除非让我当皇帝。 　　 那些把朱棣渲染成盛世明君的人，把永乐时期粉饰成辉煌大国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要是有了时间机器的这个选择机会，真会愿意去住在他们挑大指的这个时代么？在权威媒体上做这些事的都是些专家吧？——难不成这些专家到底是专家，说的都没错，只是我自己对明史的了解太肤浅了？嗯，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再说点儿肤浅的意见吧，我要替明朝的一些皇帝鸣鸣不平。 　　 唉，想一想，有这么多人都跟着永乐大帝瞎激动去，可有多少人知道明朝还有个“仁宣致治”呢？ 　　 “仁宣致治”是个平静的时代，或许也不太好，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介草民在明朝选择一个时代去生活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个时代的。在这段日子里，没什么超级工程，没什么军国大事，还把当年明成祖朱棣占领来的越南又退还给人家了（有没有人会觉得这很丢人？），船队也不出海了，反正，没什么可说的了，好像更没什么能让我们骄傲的东西，没什么能唤起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尊心。可是，如果说到最后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几百年前人家朱家的江山，换句话说，那时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人家朱家的私产，他们家的事和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尊心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么？——我出生和生长、生活在一处老宅子里，这座宅子以前是属于一个叫张三的人的。我有时穷极无聊，翻看张三遗落下来的日记，看到张三当年风光的时候在整个这条胡同里没人敢惹，还有，现在我这院子里的一个超级豪华的大影壁也是他当年花了大价钱盖起来的。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再想到我的祖爷爷当年好像还给张三当过长工，我的心里便油然而生了一种骄傲，一种自豪！ 　　 ——顺便一提，张三这个大宅院在张三曾孙子的时候，有一间厢房落到李四手里了，我现在正忙着和李四的后人交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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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好谈兵 　　  　　 孟子又开始深入他的道理了：“我说您照现在这样下去会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大其词。问您一个问题：假如邹国和楚国开仗，您觉得谁能赢？” 　　 齐宣王说：“当然是楚国能赢了。” 　　 孟子说：“这就对啦，邹国这样的小国怎么能抵挡得了楚国这样的大国呢？这是常识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您要是常听评书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天下之大，齐国不过占了九分之一而已，要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这跟邹国去打楚国有什么两样呢？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孟子先吓唬了齐宣王一回，然后又开始兜售他那老一套了：“您要是施行仁政，那么天下的政治精英都会想来您的朝廷里供职，种地的也都想来您齐国种地，经商的也都想来您齐国做买卖，背包族也都想走走您齐国的大街，各国里那些异见分子都想到您这儿来讨个公道，您想想，这样一来，谁还能挡得住您啊！” 　　 孟子这番渲染，确实动人，齐宣王看来动了心，忙说：“我这人呐，别看生得高大，其实就是个二尺长的吹火筒——只有一个心眼，脑瓜不大灵光，孟老师您可得好好讲讲，我有兴趣搞一搞。” 　　 到了这里，孟子该算是能稍微松口气了，齐宣王总算表示有兴趣了。“不过，”孟子在心底告诫自己说，“我还是得放屁捂屁股——多加一份小心！” 　　 孟子下边就会长篇大论说出一整套他的仁政方案，在进入下文之前，我们先看看上面孟子的这个“邹人与楚人战”的说法是不是真像听上去的那么回事？ 　　 这种话就属于典型的乍一看很有理，细一捉摸满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九分之一真的打不过九分之八，秦始皇也就别统一六国了。儒生谈兵，这是跨了专业、跨了学科了。后世遇到类似的打仗问题，一定会说：“孟圣人说过什么什么，我们要听权威的！” 　　 孟子是儒学权威，可不是军事权威，当他跨专业发表意见的时候，那水平不一定就比普通老百姓更高。这种两千多年前就蒙过齐宣王的逻辑到了现代社会照样还能蒙人。不记得了吗，前些年里，常有人引证某某高官、某某作家的意见来证明意念吃饭之类的事情。咱们政治问题可以参考官员的意见，人家是专家；写作问题可以参考作家的意见，人家是专家，意念吃饭之类的问题这些人里没一个是专家，专家如果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那就不是专家了。如果是有物理学专家对意念吃饭这类事情发表肯定性意见，那才是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的，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骤下结论呀，说不定他也错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自然科学史就是不断修正错误理论和错误观念的历史，宏观来看，错误理论出现的数量恐怕比正确理论要多出不知多少。 　　 呵呵，以后呢，大家就知道，遇到有关孟子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同样的资格来给女孩子挑选护肤品。 　　 我们知道了，孟子的军事建议未必就能当真，那我们就来听听真正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听谁的呢？听孙武的么？时间太靠前了。听曹操的么？时间又太靠后了。听拿破仑的么？外国意见不符合中国国情。那找谁呢？其实，有一个人恰恰就是最佳人选——孙膑。 　　 孙膑，中国军事史上有公信力的专家，恰好也为齐国服务过，恰好就替齐宣王的前任齐威王狠狠地打败过梁惠王的魏国，而且，齐威王还恰好就曾经就这个双拳如何去敌四手的问题请教过孙膑，而且更巧的是，孟子不是说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么，孙膑回答齐威王的问题正好就是“以一击十”。当时，齐威王请教孙膑：“以一击十的仗能不能打呢？”孙膑的回答是“当然能打”，那么，怎么个打法？孙膑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经典之极，精辟之极，也阴损之极，所以向来都是不传之秘。谁要是领会了这八个字，两国交战可以争锋，街头斗殴可以致胜。此事记载在《孙膑兵法》当中，别处并无转载。 　　 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张哦，《孙膑兵法》确实秘不外传，因为长久以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兵书在哪儿，只是历代常有传闻，说某某常胜将军得了孙膑秘术，如何如何，甚至宋朝以后还常有史家怀疑过孙膑其人和《孙膑兵法》的真实存在，或者怀疑孙膑和孙武其实是同一个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东临沂的一次考古发现才找到了这部武功秘籍。据说，七十年代的时候这支考古队的驻地不大平安，有成群结队的盗墓团伙来打古墓的主意，考古队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就在这危难之际，队里几天来一直在研读这部《孙膑兵法》的一位老同志从这部古代秘籍当中得到了重要启发，带领考古队全体成员，以一击十，以失传千年的兵法成功击退了盗墓团伙，威震山东。 　　 那么，孙膑针对如何“以一击十”的那八个字的回答到底是什么？ 　　 抱歉抱歉，如果我说出来，流传开来，恐怕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我就不说了，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就像有的小说里提到有人用药品自杀，作者也会声明一下不便点明这种药品的名称。 　　 咱们接着谈孟子的“仁政”。 　　 孟子接着说：“五亩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有绸子衣服穿了，喂猪——” 　　 哦？先别喂猪？ 　　 噢，让我把喂猪的事先放放？ 　　 还是想知道那八字兵法是吧？ 　　 ——也罢，我就豁出去了，担一个教唆青少年犯罪的罪名好了。齐威王问孙膑有没有办法以一击十，孙膑回答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怎么样，高不高？要是不高怎么能成了成语呢，而且还是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 　　 谁发现问题了？ 　　 马上发现问题的就是脑子快的。听完我的提问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嗯，【我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最快的。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嘛，嗯，【我还是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比较快的。——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那么，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我上文不是才说过《孙膑兵法》早就失传了吗？不是才说过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才重新发现了《孙膑兵法》了吗？不是以前也没人转载吗？接着我又说了那八个字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对吧？这不是习以为常的成语吗？那问题是：如果早就见不着《孙膑兵法》这部书了，那这个成语怎么说也不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有人用吧？ 　　 读书要善于发现问题，攻击别人也要善于打到七寸——咦？怎么上下文一核，对不上，有马脚？！ 　　 我得站出来解释解释了，这不是马脚，因为孙膑这八个字虽然是他对齐威王的回答，虽然是记载在失传很久的《孙膑兵法》上，但是，这八个字并不是孙膑的创意，孙武早就说过了，《孙子兵法》里早就写着了。呵呵，有时我在想，读者和作者之间有没有一种“斗智”的关系在？我写得虽然很快，可还是很小心的，惦记着：可别被谁抓到小辫子才好；有时也会换换位来玩：如果我是读者，我该从哪儿下手去抓小辫子去？ 　　 话要扯远，赶紧往回收。看，军事专家对以少胜多是既有信心，又有办法的，实情也是如此。读历史看了那么多战争，我有一个深切体会，呵呵，我也秀才谈兵一回，这体会就是：并不一定人多就力量大，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时间”——力量的大小，简单来讲，基本取决于人数和时间的关系。以春秋战国的联盟局势为例，如果你是人多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缩短，力求速战速决；如果你是人少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拖长，打持久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于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人和人之间的联盟更不可靠了！我从历史上看了很多战争，终于总结出了这一句话。所以呢，如果你是多国联军，那就赶紧趁着热乎劲，打！如果你人少，对付一个大联盟，只要能拖些时候，这个联盟自然就会松动，自然就会出现内耗，自然就会给你可乘之机，甚至不用你打，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乱世战局之中，也体现在派系斗争甚至办公室人际关系上面。 　　 另一种局势下，人多也不一定可怕。大一统时代，动用全国大军和外国作战，从政治势力来说，这是一对一的战争，双方都没有联盟者，或者说，没有有实质性力量的联盟者。拿刚才谈过的明成祖朱棣来说，他就动用过几十万大军多次出征蒙古，蒙古人的办法是，尽量躲着你。要知道，几十万人劳师远征，补给是很困难的，尤其往北去，又是沙漠又是荒原，想抢老百姓都找不着人可抢。好容易有几回交火，就说是打胜了吧，吹嘘战功是可以吹嘘，可实际上呢，这种胜仗虽胜犹败。好处呢，是皇帝争争面子，坏处呢，国力大伤，不过这种损失反正都是老百姓背着。 　　 大家看我开始谈兵，不管有理没理，反正有自己一套。但是，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有军事家眼光，跑到国防部去给部长们支招儿出主意，恐怕所有人都得认为我发疯了，要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谈兵可一直都是一景啊。 　　 文人谈兵，乃至文人带兵，有没有成功的？当然有，曾国藩不就是一个范本么。有没有失败的？当然也有，史可法就是一个范本。这两位，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些光说不练的嘴把式，说起来牛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真牛，要投笔从戎什么的，王勃不是都说过“有怀投笔”么，可总是“有怀”的多，真正“投笔”的少，大多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慷慨激昂空发议论，外人乍看上去好像豪气干云、忧国忧民，其实说的那些全不着调。我再多说句招人恨的话：现在论坛上不是就不少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谈兵书生么？ 　　 当然，书生也就是读书人，读书是会帮人明理的，而“专业问题找专家”这个道理也是不少读书人都明白的。那么，如果真要接触军事问题而又一时找不到专家的话，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少读书人所关注的问题。 　　 怎么办？多做田野工作，实地勘查走访，去做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真工夫。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有了一些提出军事建议的资格。每当乱世，就会有这样的读书人在做这种工作。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晚明最著名的两位大奸臣之一，阮大铖。 　　 这位大反派阮大铖如何奸、如何坏，想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从晚明被人一直骂到现在，写大字报骂他，编戏剧骂他，写书骂他，骂得淋漓尽致，非常过瘾。其实呢，我还真有点儿同情这个人。我还是别扯远了，表过了态，就不论证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总之，要了解一个人非常之难，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我现在要谈这个阮大铖呢，仅仅是要谈一下他作为书生的谈兵之道。 　　 清军入关之后，南京立起来一个明朝的小朝廷。从这个时候来看，明朝并不一定就要灭亡，南京的明朝很有希望守住长江防线，北方最后是被清军占领也好，还是被起义军占领也好，长江以南还是明朝。这就像金军和南宋隔着长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能否把长江防线守卫好了，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不少声音说要守江北，要北上收复失地，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反正，长江防线很重要。 　　 我以前在读这个时期的奏疏的时候，发现有一篇东西，没什么空话、大话，直入正题，文字平实朴素，内容则是从实际调查了解出发，谈长江防务问题，给出了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意见。这篇文字让我觉得很是醒目，比其他人的东西都要感觉顺眼，感觉实在。没错，这就是阮大铖写的。 　　 要是有人问我阮大铖这奏疏里提出来的办法对不对，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懂军事，又不熟悉那段地理，更无法还原当时历史环境的全貌，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是没能耐去判断的。但是，就从一大堆奏章当中，空话、大话、慷慨激昂却不容易让人摸到门儿的话，打架的话，苛责人的话，套话，什么都有，我就觉着阮大铖这篇实实在在的，而且说的问题都是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看着也觉得不错，但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做得到，都是问题。阮大铖这个，我觉得是抓在了实处、近处、要害处。 　　 史书里是说过阮大铖很喜欢谈军事问题，但历史上好谈兵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其中还有不乏一些名人，可大多都是不着调的，所以呢，如果不是看到这篇奏疏，我也会想当然地认为阮大铖谈军事也是满嘴跑火车那种，更何况他还是个著名的大反派呢。但是，现在看来呢，他的主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虽然没法判断，可至少看得出他不是玩虚的——这就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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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国、亡国全有理 　　  　　 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么！”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的用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的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置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么？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来而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利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去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侮蔑劳动人民”等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做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理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的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我们五十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我用来交换了游戏光碟，可他们很快就在新帝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往坏了说，即便这部分人民被新的统治者虐待，做牛做马，可这又碍不着我什么事，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这种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等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们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么？ 　　 话说回来，所以，到了私天下时代，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和帝王的财产私有权发生冲突了——我要是三天没擦我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就胆敢理直气壮地在我开机的时候不显示画面了？！这还了得！ 　　 有冲突？没关系，我们有调和，于是，民本的意思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个“爱护私有财产”了。 　　 这个时候，儒家以民本思想劝说帝王，一般就好比劝说农场主：“农场主啊，您得对您这些骡子和马什么的好一点儿。它们能好过点儿了，干活也就多了，您这片大产业也就慢慢能发达了。”要是农场主不理这一套呢，胡作非为，超越了底限，这下牛马终于受不了了，起来造反了，大猪带领一干牛马，高呼“等贵贱，均贫富”，和农场主展开了战斗。动物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夺取了这片农场，想争取的平等也争取来了。只是，看过《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动物们都赢得了平等，只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历史就是这样一茬又一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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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娘、后娘、别人的娘，有奶就是娘 　　 孟子这里一分析“士”与“民”的区别，这是让统治者很发毛的。孟子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不论你是接受它，还是由衷地厌恶它，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少老百姓来说，管你正统不正统呢，管你是姓赵还是姓朱呢，管你是汉族还是外族呢，管你是耍阴谋还是玩手腕呢，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舒坦日子，那就够了。这道理用好听的话说呢，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就算用骗把老百姓都给骗舒服了，就有机会坐得了大位子；用不好听的话说呢，就是“有奶就是娘”，对上边的人来说，你想发达，那就得想办法让大家有奶喝，对下边的人来说，我不管你上边坐的是谁，只要给我奶喝，我就不给你捣乱。 　　 进一步说，就是没奶的亲娘不如有奶的后娘，没奶的后娘不如有奶的别人的娘。孟子后面还会透露：只要有奶，就算外国娘，那也是娘！ 　　 可是，“有奶就是娘”还有什么“认贼作父”这种事不是最可耻的么？孟子说了，可耻不可耻，这是“士”才有的念头，你要拿这个道理去跟“民”说，没人尿你这壶！ 　　 孟子的这番道理提醒了两千年来的众多政治家和野心家，使他们明白：要想争天下，在各种手段当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夺民心，而要想夺民心，就得奶水足。上面讲过的田齐篡姜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要说孟子以后的野心家玩这手的，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很可能没读过《孟子》，但“英雄所见略同”总是有的。 　　 这个问题，要是拿汉人说事，总觉得力度不够，所以我请来的这位英雄并非汉人，算来该是契丹人。他就是辽人中的雄鹰——耶律阿保机。 　　 提起辽国，很多人都没好印象，这主要是被评书里的《杨家将》给闹的。《杨家将》是汉人立场，是宋朝立场，可如果我们是辽国人，像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什么的可就成了大英雄了，我们要听评书艺人讲“金沙滩”这段书，肯定全场喊好，心里觉得这一个爽！——当时那个社会，能给自己的国家民族开疆拓土的可都是大英雄啊。（韩昌的历史原型其实是个为辽国工作的汉人，但在辽国的地位绝对不比评书里低。） 　　 大战杨家将的这些位英雄，他们的老祖宗就是我现在要谈的这位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早年生活的时代，契丹还是部落联盟的贵族民主政体，耶律阿保机是一支失势贵族之后。 　　 如果不是后代人吹捧老祖宗的话，耶律阿保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些不凡之相了，他的身材、胸襟、武功、胆略、智谋和领导天才都像极了他的一个契丹老乡，而他这位契丹老乡我一提肯定谁都熟悉——他就是曾做过丐帮帮主，一手降龙十八掌威震武林，江湖人称“南慕容，北乔峰”里和“南慕容”齐名的乔峰乔大侠，后来他恢复萧姓，叫做萧峰。这大家就好理解了，萧峰什么样，耶律阿保机差不多也就什么样。为什么还说“差不多”呢，我们得把萧峰的赤诚忠信拿掉，换成他老爸的狡诈心计，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耶律阿保机了。 　　 看看，是个强人不是？ 　　 是强人就要夺权，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耶律阿保机不是华盛顿。强人耶律阿保机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的位子，越坐瘾越大，越坐就越不想下来，可按规矩呢，任期一满就得进行换届选举，但这时候的耶律阿保机，就算两条腿想站起来挪挪窝，可屁股却说什么也不干！ 　　 听大家的还是听自己屁股的，这是个问题。 　　 下面发生的事情后人有不同的记载，我这里姑谈其一。 　　 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社会体制的惯性也往往是巨大的，所以，改革从来都不是容易搞的，想把民主传统改成独裁，现在有难度。耶律阿保机这时候一看，大家伙儿有拿撬棍的，有拽椅子腿儿的，还有挠自己胳肢窝让自己绷不住劲的，怎么办？ 　　 有办法！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耶律阿保机那沉甸甸的试图挑战民主传统的屁股竟然主动从座位上起来了！ 　　 耶律阿保机对大家说：“各位老大，我费了好大劲可算把屁股说服了，各位也体谅体谅我的不易，我跟大家商量商量。” 　　 大家伙儿一听，嗯，也是个理，行，有商量。 　　 耶律阿保机说：“我这些年为咱们的大联盟立功无数，有不少汉人可都是我抢来的，我想下台以后自己弄点儿人单挑一摊，把汉人撮撮堆儿，建设汉城，各位以为如何？” 　　 有人回答说：“你的想法倒不坏，可是，你要想统治汉城，先得问问人家韩国人答不答应吧？” 　　 耶律阿保机气结：“我说的汉城不是韩国汉城，等韩国人真把汉城改称‘首尔’了大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个主意不会引发国际纠纷，那就同意好了。 　　 于是，耶律阿保机带着这些年来掠夺来的大量汉人开始建设汉城。汉城是个好地方，又产盐，又产铁，大家要知道，古代社会里盐和铁的地位就相当于现代的石油，耶律阿保机拥有了汉城，就等于统治了中东。不仅如此，耶律阿保机又玩了个花活，他完全按照汉人的城乡规划来建设汉城，所以，当汉城建设好了之后，看上去就和中原城市一样。大家想想，这些被从家乡掠夺到北方异族的汉人们此时此刻该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就等于在美国做牛做马修铁路的华工进了唐人街了。看看，唐人街的历史起码能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时代。 　　 和早期的美国人不同，耶律阿保机很给唐人街好政策，让汉人们在这里生活起来就像在中原家乡生活一样。这些汉人可美了，本来都是被异族抢来的，做牛做马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也完全变了，受不了啊，可这一有了唐人街，大家又有地种、又有饭吃了，街坊邻居还都是汉人，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早点不用啃羊骨头了，有豆浆油条了，老北京又喝上了豆汁儿，老四川又吃上了担担面（这我是太夸张了，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不想家了！ 　　 这时候你要是能去唐人街和各位父老乡亲聊聊天，肯定有不少人会感动地说：“没有耶律老爷，就没有我们的新生活。” 　　 还会有人说：“耶律老爷啊，我亲爱的妈妈！” 　　 为什么他会管耶律老爷叫妈妈呢，很简单，耶律老爷给他奶喝了。 　　 耕有田，穿有衣，汉城出了个阿保机。那么，如果有谁读了这段历史，批评这些汉人老百姓是汉奸，甘心做异族的顺民，这是不是有些苛刻呢？ 　　 有人一定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是呀，耶律阿保机本来抢汉人，奴役汉人，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他怎么不大理会自己的族人了？怎么一心为汉人做贡献了？是良心发现了？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去了？ 　　  　　 什么东西引力最大？ 　　 地心引力？恒星引力？黑洞引力？ 　　 都不是，是至高权力宝座对强人屁股的引力。 　　 耶律阿保机在汉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自己的屁股努力。有句谚语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站起来”，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屁股来说，这句谚语应该改成“从哪儿起来的，还得从哪儿坐回去”！ 　　 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这几年疏离了本族人？因为他知道，要想让屁股满意，就得破坏传统体制，然而，本族人都陷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之内，要靠他们来帮助自己破坏旧体制，难度超级大。那要靠谁？靠外人。靠哪些外人最可行？靠汉人。汉人凭什么会帮自己？就凭自己能给他们奶吃！ 　　 于是，在汉城的苦心经营，终于赢得了汉人的归心，耶律阿保机知道，这个时候，汉人已经可以为我所用了。多年来处心积虑的耶律阿保机终于向贵族民主制的传统发起挑战了。 　　 耶律阿保机派出人手，通报各部落首领，说：“你们吃的盐，都是我这里出产的，这些年来我供应了大家这么多好吃的盐，可连个谢字都听不到。耶律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做人要厚道，都知道看帖要回帖，可你们吃了我的盐了，难道就不该回我一桌酒宴吗？” 　　 各部落的头头脑脑们接到耶律阿保机的传话，互相一商量，有人问了：“看帖还得回帖，有这回事么？你们几位都回帖么？” 　　 有人搭腔：“倒是听人说过什么‘看帖不回帖，天天流鼻血’，所以我一般是回帖的。” 　　 “靠，这么恶毒！” 　　 又有人说：“还有更恶毒的呢。我看论坛上总有人发什么壁虎之类的恶心故事，最后说什么不回帖就要倒大霉，我胆小，所以我都会回帖。” 　　 大家一合计，既然看帖得回帖，那吃了人家好几年的盐，过去给人家摆桌酒席道道谢也是应该的。 　　 于是，各部落的大佬二佬们全都带着好吃好喝去找耶律阿保机了。在盛大的宴会上，大家吃肉喝酒，不亦乐乎。都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坏了，一群汉人手持利器冲了进来，一顿砍瓜切菜，大佬二佬们顷刻之间全都玩儿完。据说，一位大佬在临死前还拉着自己儿子的手，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说：“孩儿呀，你老爸不行了，你要能活着出去，千万记住老爸一句话！” 　　 孩子也浑身是血，气喘吁吁地说：“老爸，您就说吧，孩儿一定牢记在心。” 　　 大佬使劲喘了口气，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孩儿呀，你千万要记住，看帖回帖虽然应该，可你要见了那种拿狠话挤兑人回帖的帖子，可千万不能回啊！”话音才落，大佬往后一倒，气绝身亡，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死不瞑目啊。 　　 就这样，耶律阿保机杀光了各部落的头头脑脑，屁股终于如愿以偿了。从此，传统民主体制遭到彻底破坏，耶律阿保机成为辽政权的开创者。前文不是讲过在朱元璋之前还有拿“大”字开头的非汉人政权么，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大辽”。而严格说，“大辽”还不是第一个“大”，耶律阿保机建国本来国号是契丹，后来改为辽，后来又改为大契丹，后来又改为大辽，看来连改国号这种事都会有人上瘾。 　　  　　关于孟子的这个民心问题，中国历史上可看的例子的太多，我为什么单单拿出耶律阿保机建设汉城的例子呢，因为这个例子不仅涉及到两个政权，而且涉及到两个民族，说服力更强。而且，这段既是举例，也是一个伏笔，伏的是什么，后文马上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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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奶就是娘，有枪也是娘，有奶有枪更是娘 　　  　　 上面提到耶律阿保机这个例子，似乎说明民心可用，给奶就行，虽然权谋得很，却大略验证了孟子仁政王天下的说法。那么，孟子说的既然在理，为什么当时没什么人听他这个理呢？问题在于，有奶就是娘，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有枪也是娘”，枪和奶不可偏废。其实这个道理，现代人都明白得很，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已。那么，要想“王天下”怎么个王法？道理很简单：枪要狠，奶要足，战略战术不含糊。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抢腰恨，奶腰组，沾撩沾书八酣虎。” 　　 我该举例子了：满清入关。 　　 扬州十日狠不狠？狠！ 　　 嘉定三屠狠不狠？狠！ 　　 文字狱狠不狠？狠！ 　　 但是，康乾盛世奶水足不足？ 　　 这段历史，我要具体讲例子呢，呵呵，很现成，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正好拷贝粘贴拿来抖搂抖搂。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严肃。可是呢，咱们也该严肃一回了，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很沉重的啊！好，拷贝粘贴开始——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像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像。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年初）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 　　 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1645年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富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满人军队的数量总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 　　 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类的事情首先是提出了一个道德底限的问题，投靠异族统治者而大肆屠杀同胞，这种做法为什么竟然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响应者？！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大批人群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对祖国的誓死报效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有多少人是义无返顾的坚持者？“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怎样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了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州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州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像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州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州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在面临主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作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们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至。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呢？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巨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1653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像。 　　 回想当年动荡的社会，普遍来说，满州统治者仅仅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而到了满清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几乎所有人都为剪断辫子而痛心疾首，都为八旗军的败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那一时期，八旗军是以异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也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为反抗“剃发令”而滚落下不知多少颗人头。 　　  　　 回头再看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拷贝粘贴结束。看看，我可不是只会嬉皮笑脸，可不是只会满嘴跑山东快书和歇后语，我也有严肃的时候，正如道学先生也有性欲，只不过平日里把它藏起来罢了。这篇文章写得早，当时有人看过之后居然由此认为我是个大汉族主义者，认为我意图在汉人中间煽动反满情绪！天地良心，这实在是误读啊！就算我会在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也不会变成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所以，为了避免这次还有人误读，我先提提旧事，打打预防针。 　　 看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一个历史书法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我又扯太远了？怎么又谈上书法了？那是不是又得谈谈绘画什么的呀？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书法”这个词不是指字写得漂亮，而是指史官记载历史时的写作方法。 　　 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书法”，就是用“书法”一词的本意——书写历史的方法。 　　 清军入关，建立政权，我们叫做“统一”。 　　 可是，有谁想过没有，如果清军入关，没多久又被赶出去了，那历史会怎么说？ 　　 ——很简单，会说他们“侵略”。 　　 好了，我们看到了，同样一件事，做成功了就是“统一”，没做成功就是“侵略”；而“统一”就是好的，“侵略”就是坏的，这是不是有点儿逻辑混乱呢？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是不是用现代格局去套历史事件呢？好，这个问题如果稍微延伸一点儿，如果日本当年侵华成功了，现在的历史会怎么写呢？会不会写成那是一场“统一战争”呢？ 　　 这个问题肯定不少人都曾经约略疑惑过。我记得自己还是小中学生的时候就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这一问可麻烦大了，把自己给问到训导处去了。 　　 所以呢，这个问题虽然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我就不往下说了，实在是少年时代训导处的经历让我对此产生了心理障碍，嗯，就到这里好了。 　　  　　《孟子》一书的“梁惠王章句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原文一共七节。这时候我再把朱元璋弄的那个《孟子节文》拉出来，告诉各位，这一部分的七节里边被删了六节，只有“五十步笑百步”那一节被留下来了，可见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多么深恶痛绝。孟子在这里大谈民本，大谈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统治者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已经开始涉及了“人民可以对统治者不服从”这个话题，确实不招皇帝喜欢。孟子专案组组长刘三吾在《孟子节文》的序言里吐露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一统了，皇帝老儿也是独一个了，所以，我们对孟子思想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了。”

天使归来

先看了三帖....眼累了.....  汗.....qs要来都来长的啊...  (夜用加长型...)哈哈哈哈哈哈哈..:D  qs兄息怒... [e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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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小则，滑舌见长啊。  今天继续贴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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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我爱周杰伦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原文太长，省略……） 　　  　　 这一段又是《孟子》中的名篇，又有漂亮话要出现了。 　　 孟子正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争得面红耳赤，捋胳膊挽袖子，不亦乐乎。方才猪肉荣的佛山无影脚没练到家，被一位大内高手打落擂台。孟子一见，毕竟和猪肉荣有同宗同源之谊，又一起喝过酒，于是丹田一提气，便要上场给猪肉荣挽回面子。可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拽他袖子，孟子回头一看，却是齐宣王新收的小弟——庄暴。 　　 庄暴满眼哀求的神色，带着哭腔说：“孟大哥，您先别跟他们争鸣了，快帮帮兄弟吧！” 　　 孟子把脸一沉：“台上这个大内高手甚是嚣张，某家非得去煞煞他的锐气不可。” 　　 ——且住，百家争鸣怎么还有什么大内高手呢？呵呵，这可不是我胡说，这位大内高手还确实是个狠角色。这里先放个话头，后文再见分晓。 　　 庄暴一听可不干了，死拉硬拽把孟子从场子里给拽出来了，到墙旮旯里了又开始哭：“孟大哥，救救我吧！” 　　 孟子一愣：“小庄，你这是怎么了？” 　　 庄暴把眼泪一抹，哽咽着说：“是这样，大王有天突然对我说他喜欢音乐。” 　　 “啊，”孟子点点头，“然后呢？” 　　 “然后？”庄暴一愣，“然后？没然后了，没了。” 　　 “啊？！我倒——”孟子“咕咚”一声。 　　 庄暴连忙解释：“大王的确就说了这些，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啊！” 　　 孟子缓了口气：“那你不回答不就完了呗。” 　　 庄暴大惊：“这怎么可以！我是做小弟的，哪能答不上来老大的话呢！您快帮我想想办法！” 　　 “哦，这样啊，”孟子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嘿嘿”一声奸笑，“好办了！” 　　 “好办了？”庄暴糊涂了。 　　 “好办了，”孟子自顾自地说道，“大王喜欢音乐，齐国就有救了！” 　　 庄暴两眼一瞪：“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过了几天，孟子找齐宣王去了，一进门，嗬，真热闹！ 　　 房间里迎面就是一台高级组合音响，音量正开到最大，一大片红灯、绿灯乱蹦乱闪，一看就知道这机器是乡镇企业专门针对农村市场生产的那种流行款式。再看墙上，花花绿绿全是明星海报，有周杰伦，有蔡依林，有TWINS，有S.H.E.，还有张海报是韩国字，孟子仔细一认，是安七炫，各式各样的海报把四面墙都贴满了，还有一张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怀旧版，居然是叶玉卿！孟子心里纳闷：这个叶玉卿不是唱歌的啊？——啊？！拐角的地方还有两张木子美和竹影青瞳！看来这位大王不光是喜欢音乐啊。 　　 最醒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齐宣王本人。齐宣王在房间的正当中，跟着音乐的节奏张牙舞爪，狂蹦乱跳，嘴里还念念有词：“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兮！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兮！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哼——” 　　 孟子一看组合音响顶上正摊着一张唱片封套，周杰伦的《双节棍》。孟子一抬手，把音响关了。齐宣王本来正背对着孟子，突然四周一静，不知道怎么回事，忙转过身，嘴里的词还没喊完：“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哎呀，孟老师？！嘿嘿，仁者无敌，仁者无敌……” 　　 孟子一笑：“我上次跟您说的仁者无敌，要行仁政什么的，您现在正在复习呢对吧？” 　　 齐宣王小脸一红，干笑两声，情况太突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孟子好整以暇：“前两天我听小庄说，大王是位音乐发烧友啊。” 　　 齐宣王总算缓过点儿来了，尴尬地一笑：“不好意思啊，寡人不大喜欢先王的音乐，嘿嘿，寡人是周杰伦的粉丝。” 　　 孟子笑道：“大王这把年纪，怎么也该听听王菲什么的吧？” 　　 齐宣王不屑地把嘴一撇：“切，那多小资！寡人就当杰伦底迪的粉丝！” 　　 孟子的回答大出齐宣王意料之外：“挺好的，其实呢，不管是贝多芬葛格的粉丝，还是周杰伦底迪的粉丝，只要是粉丝就能涮锅子。大王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贝多芬和周杰伦其实都一样。” 　　 “哦？”齐宣王一愣，“孟老师，您不是在忽悠我吧？您这个说法可实在太惊世骇俗了！您这不是出了东门往西拐——不对路么？” 　　 孟子心里早把词儿捉摸好了，不慌不忙：“大王仔细听着，我的名言可就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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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非礼，乐非乐 　　  　　 孟子的名言先按下不表，先说说音乐。 　　 在“梁惠王章句上”的一开始，先说了“礼”，也顺便提了提“乐”，所谓“礼乐”，所谓“礼崩乐坏”，这个“礼”和“乐”本是不分家的。 　　 “礼”的意义不是礼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乐”的意义也不是音乐，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所以呢，我方才拿贝多芬的音乐来比喻齐宣王原文里说的“先王之乐”其实并不恰当。 　　 所谓“先王之乐”，我们现在还能见识到。有谁看过祭孔的场面？现在山东曲阜孔子老家搞的祭孔仪式用的一种音乐舞蹈叫做“八佾”（读作“义”），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先王之乐”。那么，这个“八佾”到底还原古乐舞还原得是不是一点儿不差？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当它和原来一模一样好了。 　　 在《论语》的记载里，孔子对“八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句话现在也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了。孔子当时听说鲁国的某位大贵族在自己家里上演“八佾”，于是气哼哼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人不好理解了：人家在自己家里听歌看舞，碍得着你孔子什么事啊？你就算不爱听，你可以不听啊，人家又没请你去听！ 　　 如果换到现代的语境，这件事大概相当于这位老哥在自家的院子里组织军乐队奏国歌，组织国旗班升国旗，再弄来炮队放四十八响礼炮。 　　 孔子当然生气了：照这么发展下去，过两天你老哥还不得到天安门阅兵去？你以为你是谁啊？反了你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就是“八佾”，这种级别的音乐，只有周天子才能玩，别人谁都不能玩。音乐和舞蹈在那个时候是分级别的，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就玩哪个阶层的音乐，谁也不能乱来。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梁惠王称“王”，这就是“礼崩”，现在这里的贵族玩“八佾”，这就是“乐坏”，合起来就是“礼崩乐坏”，意思不是说没人讲文明礼貌了，没人喜欢高雅音乐了，而是说传统等级秩序被破坏了，自我膨胀的人开始多了，天下大乱了。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那个玩‘八佾’的贵族就是个音乐迷呢？或者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我恰恰是个音乐迷，具有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虽然我的身份也许仅仅就是个士，可我就是喜欢‘八佾’，迷得不行。不是有过乐迷都疯狂到枪杀约翰·列侬了么？如果我也是那么一个疯狂的乐迷，就是迷这个‘八佾’，那怎么办？” 　　 标准答案是：那你也得像人家枪杀列侬一样，枪杀周天子去。 　　 但是，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乐迷？我的感觉是：不大可能。 　　 为什么不大可能？ 　　 因为，那时候的这种正统音乐实在太难听了。 　　  　　 扯一扯我们老祖宗的音乐。（齐宣王突然插嘴说：“好熊啊啊，我觉得青龙尊者说的对，你洋洋洒洒的讲了太多的题外话了，有凑字数的嫌疑呢。”我很尴尬，好半天才红着脸说：“嘿，谁让我是作者呢。恩恩，接着听我讲吧。”） 　　 ……音乐这个东西按说属于艺术范畴，要按艺术的说法来讲呢，虽然存在普世之美，可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迷交响乐的，有迷二人转的，有听歌剧听到心潮澎湃的，有唱十八摸唱到脸红心跳的，这都正常得很。可是，说道周代的正统音乐，严格来说，却不大属于艺术范畴，而更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原始巫术和原始崇拜的味道还相当强烈，再加上“官方音乐”这一“官方”，那腔调就更没法听了，而这种音乐的作用又不是为了给人审美愉悦——无论是高尚的愉悦还是低俗的愉悦——所以说就一个字：难听。 　　 当时的人怎么听音乐，历史上还真有记载，咱们就拿一段来看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很有代表性，他是诸侯后裔，显贵之人，教养出众，品德高尚，总之，如果连这位仁兄都不爱听当时的官方音乐，那普天之下也就很难再找出什么人爱听了。为了郑重起见，这段文字我翻译得基本忠实，不做发挥了： 　　  　　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请求能在鲁国全面地观赏一下周乐。鲁国就让乐工们为季札歌唱周南》、《召南》。季札说：“真美啊！这是王道教化的基础，虽然还算不得尽善尽美，也称得上勤而不怨了。” 　　又为季札歌唱《邶风》、《?{风》、《卫风》。季札说：“真美啊！意蕴深厚，虽有忧伤却没有陷于困窘，可以听出卫康叔和武公的德政啊，这就是《卫风》的特色啊。” 　　又为季札歌唱《王风》，季札说：“真美啊！有忧虑却不恐惧，这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歌曲吧？” 　　又为季札歌唱《郑风》，季札说：“真美啊！但是太烦琐了些，人民恐怕不能忍受，这是灭亡之兆吧？” 　　又为季札歌唱《齐风》，季札说：“真美啊！恢弘博大，雄浑深广，齐国是太公始封之国，是东方诸侯的表率啊！国运不可限量！” 　　又唱《豳风》，季札说：“真美啊！坦坦荡荡，乐而不淫，这是周公东征以后的歌曲吧？” 　　又唱《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吧？夏声广阔到了极至，是周王室旧地的歌曲吧？” 　　又唱《魏风》，季札说：“真美啊！委婉动人，有所节制而易于流行，辅以高尚的品德，能成就明主之业。” 　　又唱《唐风》。季札说：“思虑深沉，是陶唐氏遗民的歌曲吧？不然，为何幽思由此深远呢？若不是以美德著称的陶唐氏后人，谁还能唱出这样的歌曲呢？” 　　又唱《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明主，还能长久吗？” 　　自《郐风》以下，季札未作评论。 　　又唱《小雅》。季札说：“真美啊！虽有幽思却不生二心，虽有怨恨却隐忍不言，是周朝的德政还没有显扬时的歌曲吧？那时候还有一些商朝的遗民在呢。” 　　又唱《大雅》。季札说：“恢弘啊！熙熙然乐声和美，音调虽然婉转却有刚健之风，如同周文王的德政之风。” 　　又唱《颂》。季札说：“美到极至了！刚健而不狂傲，婉转而不低迷，繁密处不嫌紧迫，悠远处不嫌离散，婉转而不放浪，反复回旋而不令人厌烦，虽有哀思却没有陷于愁苦，虽有欢乐却没有纵情过度，变化万端而不匮乏，肆意宣泄而不张扬，抒怀而有度，收揽而有节，安静却不凝滞，流转而不放任！五声和谐，八类乐器协调有度，节奏合乎音律，演奏秩序井然，先王的德政之风就是这个样子吧！” 　　季札接着观看舞蹈。看到《象??》、《南?a》说：“真美啊，但还有缺憾！” 　　看到《大武》，说：“真美啊！周朝盛世就是这样的吧？” 　　看到《韶?C》，说：“商汤那样的圣人真是伟大，然而品德方面却仍有不足，可见圣人也不好做啊！” 　　看到《大夏》，季札说：“真美啊！为众人受尽辛苦而不居功，除了大禹，谁还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呢？” 　　 看到《韶??》，季札说：“这就是德政的极至了！伟大啊，像苍天一般无所不含，像大地一般无所不载。就算再有更高的德行，想来也就是这样了！我所观赏的音乐、舞蹈已经在这里到达极至了，如果还有我没看的，我就不敢再请求观看了！” 　　  　　 ——这就叫瞪眼说瞎话。音乐是这么听的么？ 　　 季札这些话，就属于听上去很牛，其实却很虚的那种。这种论调，到现在还能蒙人呢。我小时候就被蒙过。当时从伯牙鼓琴觅知音这种故事知道，音乐是具像的，所以，你来一段曲子，我如果是你的知音的话，我就会听出来你弹的是“巍巍乎高山”，你又弹一了段，我一听，噢，这回是“洋洋乎流水”，所以呢，如果有人听成是“悠悠乎白云”，那就错了。 　　 当年，年少无知的我拿着书本，对照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噢，一开始这个“邦邦邦棒——”意思是“命运在敲门”，然后这个乐句的意思是……再下一个乐句的意思是…… 　　 看看，我是不是很蠢？ 　　 不过还能让我略微感到欣慰的是：当时不少人也和我一样蠢。现在我们知道了，音乐不是具像艺术，是抽象艺术，甚至历来还有过不少音乐家明确反对标题音乐，认为你叫个《第五交响曲》就最好了，不要叫《命运交响曲》。凭什么你开头那两声就非得是“命运在敲门”？凭什么就不是“强盗在敲门”？凭什么就不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明确指向的声音？ 　　 回到季札，他要是说什么“恢弘博大，雄浑深广”，这都可说，可要说能从里面听出德政出来，那就纯属瞎掰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像季札这样的，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在音乐厅正襟危坐，出来以后又振振有辞的主儿，用齐宣王的话说，叫“窝头翻身——显大眼儿”。 　　 但是，季札这个故事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音乐的意义何在。那不是艺术，而是政治。统治者认为，官方音乐有助于维护安定团结。 　　 所以，当红五月歌咏比赛上有人不唱《党啊，我亲爱的妈妈》了，大孩子唱起了崔健《一无所有》，小孩子唱起了周杰伦的《双节棍》——完了，礼崩乐坏了！ 　　  　　 周代的官方音乐现在还真能听到，谁有兴趣，自然可以去见识见识，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好听的。呵呵，说到音乐问题，一扯就扯多了，实在是个人偏好，顺便怀旧一把，我年轻的时候也弹吉他写歌种种蠢事都干过呢。 　　 对考古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在湖北随县挖过一个曾侯乙墓，这次刨人家祖坟刨出来一整套的编钟，这套编钟更正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音乐的一个误解。我一直以为中国音乐都是五声音阶呢，也就是1，2，3，5，6这几个音符来回用，我们不是有个词形容不会唱歌的人叫“五音不全”么，就是说这五个音。结果，这套编钟居然是七声音阶，1，2，3，4，5，6，7七个音符全有！而且音域也宽，变调演奏也没问题。然后我就去查书，才发现原来周代的时候，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已经全都齐备了。 　　 这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在周代就已经能够演奏和西方音乐一样复杂多变的音乐来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中国音乐基本都是五声音阶呢？要知道，五声音阶搞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单调的，我以前弹吉他配和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歌曲配和弦特别容易，在一个调式里，三个和弦就能打遍天下——也就是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如果你想进阶，也容易，再多学一个属七和弦就够了；如果还想进阶，再多学一个主七和弦；如果还想进阶，不是每个大调都有关系小调么，插花着用小调和弦配大调，大调和弦配小调；再进阶，就再多学几个花哨和弦，再玩点儿花活，就够了。后来学英文歌曲了，发现不那么容易了，旋律也复杂了，千奇百怪的和弦一下子全来了，招架不住了。 　　 所以我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很完善的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可发展了足足两千多年，既没有真正在用七声音阶去编织复杂多变的旋律，又没发展出和声和复调？ 　　 我觉得可能的解释是：历朝历代都延续着周代的传统，不大把音乐当艺术来玩。官方对于音乐，一直把它当作礼制的一部分，是政治；民间对于音乐，发展出了种种俚俗小调和地方戏曲。而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置身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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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A片还是蹦迪，这是个问题 　　  　　 回到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齐宣王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堂堂一国之君，做周杰伦的粉丝，这确实有点儿失身份，而且，上纲上线的话，这等于是置政治传统于不顾啊。从以身作则这个层面来说，那就更糟——礼乐本来就是严格限定等级的，你让下边的人不许僭越，可你在上边的人却主动往下走，这还成何体统了！ 　　 听什么音乐看什么书，到现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大体是处在什么阶层的。比如，问问你在听什么音乐呢，你说在听安七炫和周杰伦的新专辑，那我们就知道你是个小中学生，正在青春期呢；你要说听的是平克·弗洛伊德，那我们就知道你是叛逆青年，是愤青，可能还多少有点儿艺术气质；你要说你听的是王菲，没的说，小资；你要说你听的是罗大佑的老歌，那你就是中产阶级，雅皮；你要说听的是样板戏，这个呢，放在以前你是积极分子，放到现在呢，那你可是个超级大另类了，绝对前卫。 　　 齐宣王这么个处境，就是身份和听的音乐不合拍。 　　 更有意思的是，孟子的祖师爷孔子当年还恰恰就是在齐国的首都临淄的王宫听过一段叫做“韶”的高雅音乐，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成语和一句名言。成语是“尽善尽美”，名言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现在在山东临淄还有这么个旅游点，叫“孔子闻韶处”）。这回好了，儒家后学孟子故地重游，在祖师爷当年听高雅音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方，居然发现齐宣王在听周杰伦！ 　　 后人想像的孔孟可能都是一本正经不会笑的，其实看看这里的孟子，思想很开明的，脑筋也很活泛。孟子并不觉得齐宣王听周杰伦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觉得这很好啊。往下，孟子又有名言出炉了。 　　  　　 孟子问齐宣王：“大王，您觉得看A片爽，还是蹦迪爽？” 　　 ——啊？！这真是孟子说的话么？！ 　　 这是我翻译过来的。翻译呢，有直译也有意译，我这里属于意译。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大王，您觉得一个人听音乐快乐呢，还是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快乐？” 　　 大家再看，我的意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是看A片一个人偷着乐爽呢，还是去迪厅蹦迪爽？” 　　 齐宣王的回答是：“还是大家一起蹦迪才更爽。” 　　 孟子步步深入：“噢，您是觉得一起蹦迪爽啊。那我再问您，是和三五个人一起蹦迪爽呢，还是一大群狗男女一起去蹦迪爽？” 　　 齐宣王说：“这还用问，要热闹当然得一大群狗男女一起啊。” 　　 孟子一步步诱入正题了：“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怎么就不好好想想这个道理呢？如果您在这儿听周杰伦，外边的老百姓听见了，互相全愁眉苦脸地议论着：‘咱们大王这么喜欢音乐，瞧把他给乐的，可他怎么就让咱们大家伙儿活得猪狗不如呢？父亲和儿子见不着面，弟兄和老婆流离失散。’大王您再想想，如果您出去打猎，老百姓看见您旌旗招展的车队，前有开道摩托，后有押阵宝马，还老早就交通管制了，上班的、上学的、上医院的谁也走不了路了，能不埋怨您么！为什么大家会埋怨您，还不是因为您没有做到与民同乐嘛！” 　　 孟子接着说：“可是，如果您在这里听歌，外面的老百姓听见了，互相议论说：‘嘿，看来咱们大王精神不错啊，祝福他身体一天好过一天。’如果您去打猎，老百姓老远看见了车队，互相议论说：‘嘿，咱们大王看来精神头很足啊，谢天谢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百姓们为什么会这样爱戴您呢，还不是因为您做到了与民同乐嘛！您要是能够做到与民同乐，一统天下有什么难的。” 　　 “与民同乐”这个词是《孟子》原文里的话，不简单吧。 　　 这我们就明白了，儒家思想是后来被发展成畸形了，讲修身，讲清廉，把标准定得高到荒谬的地步，清官都得是一清如水，死了都没钱埋才算真清，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几个人能做到啊？看看人家孟子，根本就没这么苛求，他的道理是非常人性的，而只有符合人性的道理才是站得住脚的。孟子的意思是，你齐宣王爱听周杰伦，这很好啊，你让你统治的这些老百姓也能有心情听周杰伦，这才是真好啊。往下推论是：你齐宣王喜欢住好房子，没问题，你也让你统治下的百姓有好房子住；你喜欢好车，没问题，你也让你统治的百姓有好车开；你这当领导的先富了，没问题，你也带着老百姓一起富起来…… 　　 这个道理孟子前面就讲过了，这就是推己及人，己所欲，施于人。可这道理还得有两个补充：第一，如果你齐宣王是变态，是受虐狂，那你可千万别推己及人去；第二，己所欲，施于人，但不要强施于人，如果人家拒绝，那就别勉强。各位，我这两个补充虽然看似荒唐，其实是很重要的，历史上多少悲剧都是由此而起的啊。 　　 关于这一节，还有两个问题要说。先说一个小问题，之后再说个大问题。小问题是，我以前读这一节的时候，有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齐宣王在王宫里听音乐，王宫外面的老百姓居然听得见？！看来后代的帝王们看了孟子这段，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所以干脆把皇宫造得超级大，里面别说听周杰伦，就算有重金属乐队现场演奏，外边也听不见了。既然没人听得见，也就没人会抱怨了。^_^ 　　 山东临淄现在有出土的齐国城市遗址，谁要想知道当时的王宫到底规模有多大，里边听音乐外边能不能听见，不妨去实地看看。 　　  　　 该说大问题了。方才有人注意到没有，孟子最后劝齐宣王的时候，是说齐宣王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乐了，就可以一统天下了。 　　 不对呀，孟子前面在梁惠王哪里的时候不是劝梁惠王一统天下么？怎么转脸就变了？俗话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位孟子还是圣人呢，怎么能做出如此卑鄙的勾当！ 　　 咱们把矛盾极端化来看看，那样更容易看清楚问题。换一个时代背景，换到宋、金对峙的时候，长江以南是南宋，长江以北已经被金国占领了，嗯，就这个时候吧。再交代一个前提：金国的文明程度已经比较高了。问题来了：如果金国能行仁政，你愿意帮助他们一统天下吗？也就是说，你愿意帮金国施行仁政来灭亡宋朝吗？ 　　 这个问题没答案，谁有兴趣就自己去想吧。但是，既然说到这个时代，就不妨把岳飞拿出来说说，岳飞后来不是被批评为愚忠吗？很多人认为岳飞那样的愚忠一直都是古代社会里的臣子对君主的标准心态，其实不是。至少在孟子这个时代不是，在孟子以前也不是。所以，把这个罪名扣在儒家先哲身上是不公平的。看看孟子，梁惠王不听自己的意见，就去齐宣王那里去了，劝这个一统天下，又劝那个一统天下，反正不管是谁，只要想行仁政一统天下，我就帮他干。而且，我们还得注意，无论是魏国还是齐国，可都不是孟子的祖国啊。 　　 有人会说了：“反正都是炎黄子孙——” 　　错，没几个人真是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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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子孙并不多 　　  　　 什么是炎黄子孙？ 　　 大一统时代里调和内部矛盾，强调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追到老祖宗时候全是一家人，所以现在应该相亲相爱。首先声明，我绝对支持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但是，就事论事，还原历史，我们真正的炎黄子孙其实并不太多。 　　 炎黄的时代，炎帝的势力和黄帝的势力其实都远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当时的天下能和他们有一拼的部族还有好多呢。所以，后来的人要往前追祖宗，就会发现不少人都不是炎黄部族的后代。说不定咱们中的谁谁还是蚩尤的后人呢，那和炎黄可是有血海深仇啊！ 　　 当然了，那么早之前的事，真有仇恨，现在也没人真当回事，我也不是要挑拨人民内部矛盾，只是澄清这个概念：炎黄子孙只是后人笼统一说，认真看看那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倒有可能全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好像现代的基因研究有成果说，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追溯到非洲的某位女性。当然了，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时代。春秋战国，轻生取义的事情可有不少感人的，不过像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愚忠却不是那时候的风气。 　　 关于孟子时代的风气，我举几个例子。一开始讲梁惠王的时候不是说过“三家分晋”么，其实，原本在晋国当权的贵族世家一共有六家，这六家慢慢在斗争当中有两家被淘汰下去了，只剩下四家了，这四家当中，就有后来“分晋”的韩、赵、魏这三家。有意思的是，虽然最后是这三家瓜分了祖国，其实原本最强的一家却是那第四家，最强的人也正是第四家的大当家——智伯。 　　 智伯势力最大，能耐最大，贪欲也最大，不大把另外三家放在眼里，欺负人没够。结果在斗争的最后关头，智伯本来眼看就要胜利了，却被三家突然联合，把自己倒给灭掉了。智伯有一个家臣，名叫豫让，豫让要给老主公报仇，就去行刺赵国的老大赵襄子。行刺失手，可赵襄子这人不错，觉得豫让是条好汉，就把他放了。豫让不领这个情，后来又用热炭毁了嗓子，使自己的声音变了，也毁容了，连老婆也认不出自己了，又去行刺赵襄子。可人家赵襄子福大命大，豫让又失手了。最后赵襄子觉得再饶他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豫让也觉得再行刺也不大好意思了，就请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砍了几下，算是自己尽了心了，然后就自杀了。 　　 豫让在死前，赵襄子曾很好奇地问他：“你下这么大的本钱给智伯报仇，为什么啊？” 　　 豫让说：“智伯是我老大，我这个做小弟的当然要给他报仇了！” 　　 赵襄子挑理了：“你在跟智伯之前不是跟过一个老大么，也没见你给你以前的老大怎么着啊？” 　　 豫让这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以前那个老大就把我当个普通小弟，所以我也就待他一般般，可智伯老大拿我当国士啊，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豫让牛吧？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的时候，豫让名列前茅。当然了，司马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 　　 豫让给我们展现的老大和小弟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也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我也敬你一丈。所以，谁也别以为你敬我一尺，我就该敬你一丈，哪怕你是大哥我是马仔。 　　 不知道我的读者里边有没有在道上混的。如果有，就好好跟咱们豫大哥学点儿规矩。 　　  　　 该说第二个例子了，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级别比智伯和豫让可都高了。 　　 前面谈田齐篡姜齐的时候不是提过晏子么？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晏子的事。 　　 晏子这段故事取自《左传》，后来《古文观止》收了这篇，给起了个标题。这个标题起得很好，叫《晏子不死君难》。事情是这样的—— 　　崔武子是齐国的大贵族，权力非常大，他的老婆是个大美人，叫棠姜。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不是个好东西，见了棠姜这位大美女就走不动道儿了。这一来，可就给崔武子戴了绿帽子。这里我先解释一下，绿帽子这个词在这时候还没有呢，要到汉朝才有，我就先这么用着了。崔武子觉得绿帽子戴着不爽，要摘，怎么摘呢，就趁一次齐庄公又往自己家里跑的时候把他给杀了。 　　动静闹大了。 　　晏子闻讯赶来，站在崔家门外，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人就问他：“您是准备为国君而死吗？” 　　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什么要专门为他而死呢？” 　　旁边又问：“那您是要因为国君之死而弃国逃亡吗？” 　　晏子说：“国君的死，难道我有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呢？” 　　旁边又问：“那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要回家吗？” 　　晏子说：“国君都死了，我又回到哪里去呢？为人君的，怎能高踞在众人之上，凡事都应以国家为重；为人臣的也不能只贪图俸禄，而应以为社稷尽力为己任。所以，如果国君是为国家而死的，臣子就应该随他同死；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的，臣子就应该随他一同逃亡；如果国家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若非他的亲昵之臣，谁能当这个灾祸而随他一起去死，一起去逃亡呢？况且，杀死国君的正是那位为国君器重的重臣，我只是个普通臣子罢了，为什么要为国君去死，去逃亡呢？又要往哪里去呢？” 　　这时候，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苦了一场，又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以尽臣子哭君主的礼仪，然后就出门走了。我这里再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哭啊，怎么跳啊什么的，就是礼制所严格规定的内容，不能哭错了，也不能跳错了。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君臣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你为公如何了，我也为公如何；你为私如何了，那对不起，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无关。中国要到后来才形成愚忠思想，臣子要对君主无条件效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等等。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事情是很宽松的，臣子在这家做得不爽了，就跳槽去另一家，这很正常的。可等到了大一统时代，你就算想跳槽也没处可跳了，所以当“君要臣死”的时候，臣想不死也没处可逃。 　　所以，孟子的主张在魏国行不通，那就拿到齐国来碰碰运气，反正目的是行仁政，谁行都一样。当然了，主张行苛政的也是这个路数，反正目的是行苛政，谁行都一样。这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位技术人员拿着自己的一项专利，这家公司走走，那家公司问问，反正目的是要开发专利，谁来开发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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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真是一个好词，是很耐人捉摸的。 　　 “与时俱进”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在这个规律当中，有的东西往好了进，有的东西往歪了进，有的东西往坏了进。儒家思想就是越来越往歪了进的。 　　 现在我们对孟子已经大致有了个了解了，这位山东老儿其实是很可爱的呀，至少是一点儿都不迂腐的。鲁迅描写孔乙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然，我们不能从孔乙己身上去想像孔子和孟子啊。 　　 鲁迅在他的时代里使劲批评儒家这套东西，确实也批评得有理。那时候别说大人，就说小孩子学的那些书，说是儒家教育吧，也算是吧，可我看着总觉得越看越浑身发毛。前些年这些书还很是流行过一段，好像是物极必反，老式的私塾教育又回归了，又要讲讲所谓孝悌什么的了。可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什么孝悌真是孔孟的孝悌吗？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子讲孝悌，讲忠信，这都没错，孔子也讲这些东西，但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孝悌我却觉得不是孔孟所讲的孝悌，变了味儿了。不仅是变味儿，还是变态！我要是有孩子，说什么也不让他看这些书。 　　 后世的孝道，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看元代以后流行的童蒙读物《二十四孝》，这也是鲁迅当年狠批过，现在却又有人翻腾出来的老书。二十四个故事里我来说一个：汉朝有个人叫郭巨，家里很穷，上有老妈，中有老婆，下有一个三岁大的孩子。郭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的老妈偷偷把自己碗里的吃的省下来给小孙子吃！哇呀呀，这还了得！郭巨心里难受，觉得对不起老妈，有违孝道啊！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多搞点儿吃的吧，唉，劳动力市场不景气，能保住眼下这份低薪工作就非常不易了，实在没有余钱改善生活了。怎么办？ 　　 各位，咱们看了这么半天的《孟子》，也学学人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之道，如果换了你是郭巨，你会怎么办？ 　　 什么？给老妈申请五保户待遇？ 　　 ——这得感谢新社会，郭巨那会儿还是汉朝呢，没有这种好事。 　　 什么？可以去麦当劳泡着，那儿的番茄酱是白给的？每隔十分钟就向营业员去要一包？ 　　 ——靠，够前卫！够精明！有没有着点儿调的主意啊？ 　　 找亲戚朋友去借？ 　　 ——这倒现实些，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再说了，郭巨的亲戚朋友比郭巨还穷呢。 　　 什么？投奔水泊梁山？ 　　 ——看，孟子他老人家又说着了，无恒产者无恒心啊。可是，郭巨是个老实人，胆小。还有什么招儿没有了？ 　　 全家上吊算了？ 　　 ——如果这话不是起哄，嘿嘿，说的还真有点儿接近正确答案了。 　　 这事要是换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人家郭巨有办法，和老婆一商量：“不能让咱妈挨饿！咱家口粮本来就不富余，可咱孩子还得吃掉他奶奶的一份，这可不行。” 　　 老婆问：“那你说怎么办啊？” 　　 郭巨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小兔崽子埋了！” 　　 郭巨老婆一惊：“什么叫兔崽子？那可是你亲儿子！” 　　 郭巨一听，嗯，也是这个理，不过心又一横：“亲儿子我也顾不了了，儿子还能再生，可老妈死了就没有了。” 　　 郭巨老婆舍不得儿子，咕哝着说：“那，不成咱到时候再给你老爸介绍个后老伴儿？” 　　 “呸！”郭巨啐道，“我早就是单亲家庭了！” 　　 就这样，横了心的郭巨开始在地上挖坑了。这是做什么？为了埋儿子！ 　　 可就在郭巨挖到三尺多深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个罐子，一打开，里面全是黄金，还有个字条，写着：“这是老天爷赏赐给孝子郭巨的金子，官府不能抢，老百姓也不能夺。” 　　 有了金子，儿子就不用杀了。从此，郭巨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真是个感人的故事啊，郭巨的孝心连老天爷都给感动了，特地给了他一大罐子金子，真是好人有好报啊！这个故事的原文最后还有四句诗，最后两句是“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看看，这就叫“孝感动天”。古人不是常说“忠臣孝子”吗？黄药师听说欧阳锋胡乱杀人，杀了孝子，不是也很恼火吗？他不是也说他老黄虽然称个“东邪”，可平生最敬忠臣孝子吗？这个郭巨，就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位模范孝子。模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全国上下会轰轰烈烈地掀起“当孝子，学郭巨”的热潮，小青年的文化衫上流行郭巨的大头像，郭巨的事迹学校里要讲，农村里要广播站广播，电视上要做连续节目，还会被改编成电视剧，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一点，郭巨不是一个，是二十四个。二十四孝各有各的绝活，尽管其他人并没有埋儿子。 　　 那么，如果你学了郭巨，挖坑挖到三尺深了，正盼着金子出现呢，可除了蚯蚓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只好真埋儿子了。 　　 我前面已经讲了，大众型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有迹可寻的，到郭巨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所谓儒家孝悌之道已经羼杂了很多别的东西，有民间迷信的影子，有民间劝善文的影子，有庸俗化佛教的因果报应的影子。这个问题后文里还会遇到的。 　　 我们拿二十四孝来对照一下孔孟之学，这真是孔孟的孝悌之道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儒家后学们对孔孟思想所做的“与时俱进”的工作把它给“极端化”了，鲁迅批判的那些东西正是这个极端化的顶峰产物。我的感觉是，孔孟之道如果说是套在人脖子上的一条绳索的话，那这条绳索本来是相当宽松的，相当人性的，你在里面喘气有时会觉得不大舒服，可大体上还是没什么生命危险的，你要去杀人放火的时候才发现被绳子拦了一下。可后来呢，这绳索就越勒越紧了，直到紧得让人没事待着的时候也呼吸不畅了。 　　 刚刚我们既然谈到了刺客豫让，那就再拜托这位仁兄从方才的话题里出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话题里来继续发挥作用。 　　 先问问大家，对豫让这人有什么看法没有？ 　　 做人做到他这份上不简单吧？ 　　 换你你能做到吗？ 　　 反正换我我不行。我这人胆小怕事，既然老大都玩完了，咱这做小弟的虽然痛心疾首，可一想想八十老娘和八个月的孩儿，唉，先解决下岗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吧。 　　 我想的也没错吧？下岗也不能怨赵襄子吧？就算怨赵襄子也没用对吧？趁着年轻还有把子力气，找个夜总会当打手去总还是有机会的，毕竟还做过智伯的小弟嘛！ 　　 大家看清楚了吧，我，就是这号人！ 　　 如果孟子知道我这样，也不会说什么，他前面不是说了吗，没有产业了却还有道德操守的，只有“士”才行，嘿嘿，我不当士了，我当“民”去，没有产业了就不顾道德操守了，因为我是“民”，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孟老师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跟我过不去的，说不定还会给我介绍个职业培训中心让我去学学家政服务什么的呢。 　　 可是，当历史发展了，社会变啊变的，后儒们越来越牛了，别说对我这号人，就连对豫让豫大哥也有微辞了——小豫，你做人还凑合，不过离儒家标准那还差得远呢！ 　　 吃惊不吃惊？做人做到豫让这份上，还仅仅是个“凑合”。 　　 那，这话是谁说的啊？有确实出处没有啊？别急，我当然有出处、有证据。 　　 我这个证据一点儿都不冷门，可能谁都看过，说不定你们家现在就有。 　　 这就是学习古文的入门书：《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这本书很有意思，要学点儿古文呢，它是入门书，同时呢，也是文学，也是历史，尤其是，除了清朝之外，历朝历代都收有文章，所以如果顺着读下来，还能让人从中约略感觉一下各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如果我现在讲的这个《孟子》有人爱看，我还真想以后有机会照着这个风格把《古文观止》从头到尾顺它一遍。嗯，不扯远了，《古文观止》明朝这部分收了方孝孺的一篇《豫让论》，是专门来讨论豫让的。 　　 有人可能会挑理了：“你不能随便在通俗读物里拽个人出来就让他代表当时的儒家说话呀，这个人得是有代表性的，有公信力的。” 　　 这话说的不错，如果我把孔乙己说过的蠢话展示出来，说是让大家看看鲁迅时期的儒者有多丢人，呵呵，这肯定是不对的。李白还写过很糟糕的诗呢，可我们得拿他的优秀作品来说事啊，那些才是能代表他的。 　　 那就看看方孝孺够不够资历？ 　　 呵呵，论地位，方孝孺在他同时代儒者当中稳坐头把金交椅，毫无争议。 　　 论名气，方孝孺名满天下，众人闻风影从。 　　 论学问，这个嘛，我只能说我个人看法了，我认为，方先生的学问实在了不起，是我很佩服的。我前边说过，不少后世的儒学名家都没什么干货，尽玩虚的，可方先生是真有干货的，而且深刻得很。 　　 方孝孺在现代人眼里，大家一般知道他好的一面是气节了得，宁被朱棣灭了十族，就是不屈服（其实诛十族一事未必如此，是有争议的，但这里就不费篇幅细说了），不好的一面是书生气重，最后书生误国，既可怜又可恼。这我还是多说几句好了，为方先生叫叫屈。一些人一提方孝孺就是这些内容，这实在是把人家给简单化、符号化了，把那段历史也给简单化、符号化了。唉，提起此人，我真有千言万语想说，可又不能再扯远了，就现在可能都有人把豫让的事给忘了，我还是赶紧回来吧。总之，方孝孺的公信力是勿庸置疑的。 　　 方孝孺认为豫让的做法是不大合乎一个的“国士”标准的。方孝孺说：“你豫让既然说智伯待你为国士，可你知道吗，什么叫国士？我告诉你：国士国士，乃救国之士也。所以，在智伯开始贪婪心起的时候，你豫让就应该向他指出这样下去的危害啊。你要怎么来劝呢？态度要亲切，还要诚恳。可如果智伯不听呢？那好办，一个字——接着劝！那要是智伯还是不听呢？那也好办，还是一个字——再接着劝！有唐僧那种劲头就行了。可智伯要真是个高人，连唐僧都不管用，那怎么办？那也好办，你豫让不是后来以死回报智伯么，呵呵，反正你是要死的，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干脆就早点儿死，智伯要还是不听你的劝，你就当着他的面自杀。这样一来，智伯再怎么冥顽不灵，也会受到你豫让的感动的。他这一被感动，也就自然会明白原来你说的都是对的，于是改变作风，和韩、赵、魏三家和好了，这多好啊！可你豫让在智伯开始堕落的时候不拉一把，在旁边干瞪眼看着，等他犯了事了，死了，嘿，你又出头了，把自己当个牛人，可你早干吗来着！” 　　 前边我说豫让的故事的时候问过大家，对豫让这个人，是不是觉得人家已经做得够可以的了？已经无可挑剔了？已经是楷模中的楷模了？ 　　 可是，现在再看看方孝孺的说法，他说得在不在理？呵呵，好像也很在理哦。儒家发展到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苛刻了。儒家既讲内圣，也讲外王。这个内圣本来没什么玄的，可是被后人越搞越玄，标准拔得越来越高，正所谓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但我还得找补两句。这里引述了方孝孺的说法呢，联系方先生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的那种符号化的印象，就更有点儿火上浇油的意思。其实，方孝孺的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成名很早，写作也很早，他有些很有名的东西是非常年轻的时候（比如二十岁以前）就写成的，这篇《豫让论》我先声明，我没查过到底是方孝孺什么时候写的，那就是说，如果这只是他的少年之作，那我们不要因此而对这个人有什么苛责——不是刚谈过他苛责豫让吗——而且，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好写翻案文章，这也是一时风气。我们看到的是后儒对人的苛责已经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窥一斑未必就能知全豹，但也能看个大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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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刚刚领略过了，在鲁迅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现在时间往前推了推，也领略了在方孝孺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那，再往前推推看，看一位名人，吕文德。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眼熟？ 　　 能一下子想到这个人是谁的，肯定是读书仔细的。提示一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神雕侠侣》里面力守襄阳，对抗蒙古大军的是哪一位英雄？ 　　 不错，大侠郭靖。可郭靖只是民间身份，武功再高，声望再隆，那也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怎么指挥襄阳官兵呢？ 　　 想起来了吧，郭大侠身边还有一个半傀儡状态的襄阳政府，这个襄阳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那个不大起眼的小配角，软骨头，窝囊废——对了，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吕文德。 　　 吕文德冤枉啊，襄阳在蒙古大军的围攻之下坚守多年，这不是郭靖的功劳，吕文德居功甚伟啊，而且，还有两位不得不提的英雄。 　　 《神雕侠侣》说襄阳是当时的战略要冲，这一点儿都没错，说襄阳坚守了很多年，具体年代我懒得去查了，反正大体也没错。现代的湖北襄樊当时各是襄阳和樊城，二城隔汉水相望，军事上互为依靠。在吕文德之前，有人就先为襄阳战区的防卫工作做出过很大贡献，为后来的吕文德做了很好的铺垫。说起此人，论名气，绝不在郭靖以下，论本领，也不输于郭靖。 　　 我说这话是不是有人不服气了？别急，等我说出来他的名字，一大半的人都得同意我的说法。那么，此人到底是谁？ 　　 呵呵，不是旁人，正是机动战士高达！ 　　 现在知道了吧，这个日本动画片的原型就是我们宋朝的一员大将。 　　 机动战士高达为襄阳战区的防御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而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所谓郭靖扶持的吕文德。吕文德死守襄阳，守住了，可是自己也死了，怎么办？革命传统代代传，就传到了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的身上。吕文焕也是一个字——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打不过，却也守得住。这一守又是多年。 　　 蒙古人一看，这么多年了，襄阳怎么还是攻不下来啊？可别说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没有文明头脑，这话可不对，蒙古人在那么早的时代里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任用了外国专家，开发高端武器，并迅速把这种武器投入实战。 　　 大家现在要是去襄樊看看，还能够体会到当年城防的情形。襄阳城依山环水，拥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普通大炮根本威胁不到城墙；城墙又厚，城门里面还有瓮城，真是金城汤池，坚不可摧。但是，这一天，终于出事了。 　　 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城中各位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见城楼轰然倒塌了一块。紧接着，就看见天空之中巨石飞舞——大到不可思议的大石头，像小山一样砸进城里来了。襄阳城里早就度日维艰，吕文焕也早就独木难支，他一直是在咬牙安抚军民、维护士气啊，可这小山一飞，人们一下子全都怕了，全都慌了。 　　 这也难怪，如果你在城里守着，突然看见巨石翻空，天上还有喷火的毒龙，地上还有猛犸象的军团，对，就是《指环王》第三部的那种场面，你能不慌吗？这可是闻所未、见所未见的超级武器啊！ 　　 这种武器叫做回回炮，射程远，威力大，准确度高，等于当时社会里的原子弹，而且，还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可是，眼看着城墙就要被砸烂的时候，蒙古人突然不打了。 　　 没弹药了？ 　　 不是，蒙古人来劝吕文焕了，说：“吕将军啊，你守卫襄阳这么多年，也算尽了你的本分了，现在呢，我们很希望你能投降。如果你不投降，你也看到了，我们要拿原子弹炸襄阳城那是轻而易举，等我们攻进去，嘿嘿，你也知道我们蒙古人的习惯，我们是要屠城的。到时候血洗襄阳城，男人杀个精光，女人先奸后杀，老人和小孩也一个不留。这，也是你吕将军不愿意看到的吧？” 　　  　　 降，还是不降，这是个问题。 　　 吕文焕艰难地面对着这个问题。人生很多时候，最怕的不是艰难险阻，而是选择。 　　 人生很多时候，最痛苦的事也并非什么艰难险阻，而是选择。 　　 吕文焕正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 　　  　　 按着儒家先哲的思路，让我们来将心比心，来推己及人，如果你站在吕文焕的位置上，你降还是不降？ 　　 有人会说了：“靠，这也算个问题，我早就想投降了！如果运气好，还能有高官显爵、金钱美女，就算运气不好，可好歹也能保住我这条狗命啊！” 　　 吕文焕自然没这么龌龊，可他还真就降了，于是，襄阳避免了一场屠杀，吕文焕也从民族英雄变成大汉奸了。 　　 先别下判断，吕文焕还有后文。成为汉奸之后的吕文焕摇身一变，成了蒙古人的开路先锋。要说吕汉奸，在宋朝算个人物，沿途到处守军很多都是他的旧部，吕文焕一出面劝降，人家还真就降了。于是乎，蒙古人势如破竹，迅速南下。 　　 有人可能又急着感慨了：大势所趋啊，大家伙儿都这样啊！ 　　 有人就不这样。谁？常州人。 　　 常州人给了吕文焕一个大大的难堪。 　　 襄阳一降，常州本来也架不住大势所趋，降了。元军在常州残暴非常，常州人急眼了，一个字——打！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群众自发的抵抗运动，群情高涨，收复了常州。蒙古人一看，嗯，怎么降而复叛？这可不成！ 　　 于是，吕文焕又在常州城下出面了。 　　 吕文焕在城下劝降的时候，城上的人气不过这个汉奸，趁他不备，狠狠射了他一箭。后来蒙古大军攻城，战况异常惨烈。常州人保家卫国，虽然打的是一场螳臂挡车之战，却当真浴血奋战，不死不休，英雄了得！蒙古大军攻城手段极其残忍，有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是，他们杀老百姓，取人身体里的脂肪做成人油炮，去烧城头木栅。 　　 等到常州城破，蒙古大军屠城，无论老弱妇孺，一个不留。据说整个常州城只有七个人躲在一座桥下，这才逃过了毒手。后来，文天祥被俘经过常州，感慨万千。文丞相为常州留下了一首诗：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 　　 壮哉雎阳守，冤哉马邑屠。  　　 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 　　 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 　　 （这首诗可要看哦，后文还有呼应。） 　　  　　 很多事情都是，单摆浮搁都很容易下结论，可几件事摆在一起来看，就让人很费思量了。我们的顺序是从后往前推，从鲁迅推到明朝方孝孺，再推到南宋吕文焕和常州保卫战，然后再往前推。 　　 先扯两句闲话：读书有一种感觉，本来不相干的内容终于发现有些关联的时候，这就比较容易记忆。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尽量注意这点，前面出现的人物最好后面再出现一回，前面某个事件里的的次要人物会在后面某个事件里成为主要人物，或者相反，如果两件事实在八竿子打不着，那就架上第九竿子，尽量能七大姑、八大姨地给搭上关系。现在，我就伸伸八竿子、九竿子来够一够了—— 　　 有个词叫“矬人生威”，南宋政府这种事可没少干。蒙古铁骑南下，往上追追原因，宋人是有责任的。南宋当年联合蒙古攻打金国，已经很不明智了，这先不管它，南宋和蒙古人协议，灭金之后，河南地盘要归南宋。仗打完了之后，蒙古人变卦了，河南自己要了，只给了南宋一小块地盘。南宋政府一看，没辙，答应人家吧。事情就这样定了，南宋往南退兵了，蒙古人也回到北方去了。 　　 蒙古人变卦对不对？当然不对，可也不是全无道理，实在是宋朝军队在这次联合行动当中太不中用了！换作是你，和一个搭档联合开公司，本来说好赚了钱二一添作五，结果你累死累活的，可这位爷屁事都不顶用，还时不时扯你后腿，你说，真等公司赚了钱，你甘心分他一半么？ 　　 可是，等蒙古人撤回北方了，南宋可有人要当民族英雄了，提议出兵河南，收复失地。此时人心激动，认为有三个地方一定要拿下来，这三个地方是：东京、西京和南京。 　　 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要打东京，那是要对付日本人啊？南京也不对啊，南京不是就在南宋版图之内么？” 　　 当时的东京是指开封府，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梁惠王待的那个地方，梁惠王的时候叫“大梁”，这时候叫东京开封府，包公那个开封府就是这里，包公要是在世，已经回不了开封府了，不属于宋朝了。西京是河南府，就是现在的洛阳。南京呢，是指应天府。 　　 又有人会问了：“应天府不也是现代南京的旧称么？不是还说的是南京么？” 　　 现在的南京那时候叫建康府，那时候的南京应天府大体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现在我就提一件在唐朝时发生在这个商丘的事。这件事非常有名，大学语文课本里好像还收过相关文章，所以我只简单说说。商丘这片地方，大体上说，唐朝叫做睢阳，方才说常州的时候，文天祥过常州不是有一首诗吗？诗里有一句“壮哉雎阳守”，就是用唐朝睢阳守卫战的事情为典故来形容他当时所感受到的常州情境。 　　 话说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军队打过来了，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事迹可歌可泣。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张巡把自己的小妾杀了，做熟了给大家吃肉，许远也杀自己的书童，给大家吃肉。不够吃怎么办，接着吃城里的人肉，整个守城期间，一共吃了三万人，不容易啊，大家就是誓死不屈。这件事历来争议很大，到底吃的是活人是死人，到底吃了多少人，我也没法下个结论。这里顺便提一句，不少搞文学的人谈历史，经常会“某书读到某处，不禁感慨如何如何”，其实历史不比文学，小说是看一本是一本，历史书可不能看一本信一本，两千多年下来不知有多少人伪造历史呢，即便有心客观记录，也难免受视野和立场的局限，所以很多事都是说不清的，哪怕对同一件事查阅很多记载，再有可参照的考古证据，也很难得到全貌。话说回来，杀小妾的事先假定确实有之吧，但我们不能拿现代眼光去要求古人，那个时候妾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不被当人看，你要真把妾当个人，社会还会有舆论压力说你不对。现在古装电视剧里常有男主人公赢得两位美人的芳心，两位美人开始还不和，都要自己做大对方做小，后来相处融洽，又反过来推让。这只是电视剧编排，真正的历史上，妻和妾的区别非常严格，地位的高下也非常悬殊。张巡如果真杀了小妾，在古人眼里并不像现在看来的这么大的罪过。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小妾还是书童，不管是三万人还是两万人，反正是为了坚守城池而发生了人吃人的场面。那么，这些人是不是硬汉？当然是！可是，守城守到了吃人的程度，就是不投降，这样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多数人都觉得对，所以当地人后来为张巡、许远立了祠堂，据说现在睢阳还有祠堂，不知道是翻修的还是新建的。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表彰英雄，说了一句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韩愈说，在当时那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吃人也要坚守，为什么？——“所欲忠者，国与主耳”，也就是说，要忠于国家，要忠于帝王。在这面大旗之下，吃人也是应该的。 　　 韩愈这话是很有力量的啊。韩愈，唐朝大儒，一代宗师，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啊。我以前读先秦诸子，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叫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偏偏韩非子要做一头特立独行的猪，把名字搞得那么前卫？后来知道，韩非子本来也叫韩子，后来韩愈叫了韩子，大家为了避免混淆，才把韩非的韩子改称了韩非子。看，韩愈牛吧？如果孟子在世，对睢阳一事会如何来说呢？不知道，但想来应该和韩愈的说法不太一样。 　　 我们从后往前推，都到唐朝了，还是嗅不出孟子的味道。这时候我们再回头联系一下郭巨的故事，看看，原来忠孝忠孝，“忠”要吃人，“孝”要杀人。这可不是什么比喻的修辞，儒学杀人，礼教吃人，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吃人和杀人啊！ 　　 可是，也千万别冤枉孔孟哦，孔孟之道本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啊。 　　现在稍微回一下头，把睢阳的事情和襄阳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感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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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大汉奸 　　  　　 时间再往前推，推到西汉。推荐大家一篇古文，因为这篇文章实在精彩之极，还贡献给我们不少名言和成语，比如“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还有“振臂一呼”，“勇冠三军”等等，还有非常感人的句子，比如“望风怀想，能不依依”，“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等等，而且文字并不生涩，所以我就直接引用了，中间有些地方我会稍微加些插话。这篇文章是篇名文，应该不少人都曾读过，但是，读过的人请在现在上下文的语境里再来体会一番，没读过的就好好欣赏吧。这篇文章就是《李陵答苏武书》。这个时候，苏武已经回到了汉朝，李陵却仍在匈奴，李陵写下了这封了书信，信中称呼的“子卿”就是苏武的字： 　　  　　 子卿足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注：苏武熬回国了，成了英雄模范了，可李陵还在匈奴做汉奸呢，对比之下，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注：李陵诉苦：投降以后日子过得不舒服啊，见不着老乡，全是外族人，饮食和住房都不习惯，经常想家，也经常因为听见马嘶笳响而伤心落泪。】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注：李陵接着诉苦：你这一走，我更寂寞了。想想我妈，唉，被皇帝杀了，老婆儿子也都被杀了，我辜负了国恩，大家都看不起我。你呢，回去当英雄模范了，我还留在这里受辱，这都是命啊！】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恋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秖令人悲，增忉怛耳。【注：李陵不服气，你汉武帝凭什么！】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注：出了一句名言。】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 　　 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於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馀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於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便复战，故陵不免耳。【注：李陵表功：靠，老子当年是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你们谁体谅过啊！】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注：李陵不服：靠，汉高帝当年打匈奴怎么着，还不如我呢！】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句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注：李陵为自己辩解：我本来不是真降，我要当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馀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注：李陵发牢骚：汉朝皇帝对大臣不好，向来如此。】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於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注：李陵说：老苏，我方才说的你别不信，看看你自己，汉朝对你真好么？】 　　 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注：这一段是经典中的经典，重中之重。“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说得凌厉。李叔生气了！靠，老子投降怎么着，老子还真就不后悔了！】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注：朋友道珍重，大有伤感之情。】 　　  　　 先跑跑题：我常觉得，纯粹从文学角度来看，文人的文字通常都有个毛病，就是文人气重，而文人气是个行文很忌讳的东西，一不小心就酸了。所以，同是豪放词，我喜欢辛弃疾甚于苏轼，其他也都类同。当然，这只是个人偏好，顺口一谈，现在看看李陵，将门之后，勇冠三军，可这文字写的，实在是棒，读起来就感觉他的郁结和愤懑就这么顶在胸口，出不来，就像炸弹即将爆炸却还没有爆炸的那一瞬间——这文字的感觉就是逗留在这一瞬间，高，实在是高！李陵要是把这篇东西发在论坛上，我马上注册十个马甲去给他顶帖！ 　　 再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李陵在前边很长的篇幅里都在谈他想家，谈他羡慕苏武，谈他的委屈，谈他的报国之志，转到后来，说起汉朝皇帝历来的不公和苛刻，接着说你苏武如此不易，如今回去不也就是得个小官当么？到了最后，李陵按捺不住，说我李陵在外打仗鞠躬尽瘁，孤军奋战，你皇帝不体谅我的苦衷，反而杀我全家，我就是不服气！你这么对我，我凭什么对你尽忠，我还就铁心当汉奸了，我李陵不后悔！ 　　 张无忌不是有个不悔妹妹么，苏武也有这么个不悔弟弟。 　　 这个李陵李不悔啊，唉！他们老李家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有没有人相信命运呢？命运也好，巧合也罢，老李家就是这么邪。 　　 飞将军李广，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名将，是个令匈奴又惧又佩的人物，可这一辈子就没断过倒霉。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有句名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以李广盖世军功，却就是封不了候，而且，最后还得听小辈卫青的指挥，又祸不单行，犯了错误，挨了处分。可怜李广，想自己如此风云人物，真不愿再因为这一点小错误被刀笔吏折腾一番，那，怎么办？——自杀了。我很小就在《史记》里读过李广的传记，读完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那种难受的劲头好多天就是散不去。后来哪怕知道了卫青和霍去病再怎么厉害，也因为李广的悲剧在我的胸口横着，所以对这甥舅俩就是喜欢不起来。 　　 李广的儿子李敢也是条好汉，后来在霍去病的军中当差，因为老爸的死，怨恨卫青，终于有天忍不住，动手打了卫青。这件事，卫青倒是没声张，可霍去病看不过去了，心说：“靠，小样儿的李敢，打狗也要看主人啊！”——错了错了，我替霍去病说话说错了，他和卫青可是一家人，又是小辈，年轻气盛，所以处心积虑要出这口气。结果，在一次陪汉武帝打猎的时候，霍去病暗箭伤人，射死了李敢。我当年读书读到这里，心里这叫一个气！想你霍去病也是条好汉，大漠奔袭确实了得，可对自己人怎么就这么卑鄙!有种和人家李敢单挑啊！ 　　 李敢就这么死了，汉武帝也没把霍去病怎么着。唉，想想当年李广的箭术，无论在汉朝，还是在匈奴，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武林神话，结果自己的儿子却被别人用暗箭给射死了。 　　 到了李陵，这是李家的第三代了。李陵在信里为自己叫委屈，那可真是天大的委屈。李陵说了，当年汉高帝刘邦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可这帮牛人加在一起，带三十万大军去和匈奴打仗，结果还打了个大败仗。我李陵呢，劳师远征，到匈奴的地盘去打人家，我带了多少人？五千人！五千人还不说，还都是步兵！匈奴人家可是十万大军以逸待劳啊，还尽是劲装骑兵。最可恨的是，本来说好和我配合一起出击的那几支军队一个人都没来，我孤军奋战，以寡敌众，用步兵打骑兵，用疲惫之师打精悍之旅，而且人家是在主场，我是在客场啊，我连啦啦队都没有啊！就这样，我还一次次地打败了敌人，不容易呀！最后我的部队打到了死伤遍地，只剩下一百人不到，盔甲也没了，兵刃也断了，箭也用光了，可我振臂一呼，大家还是咬牙往上冲，几乎就把匈奴人打退了。可毕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我最后还是败了，降了。可我投降，是为了要东山再起。我是贪生怕死的人么？要真是那样，也不会和匈奴战斗到这般田地。当年范蠡如何，忍辱负重，终于帮助勾践为越国报了仇；曹沫如何，委曲求全，终于为鲁国雪了耻。 　　 可是，没用。不管你怎么打的，不管你怎么想的，投降了就是投降了，汉朝这边已经定了你汉奸的性了，全家杀杀杀！可怜李家三代英雄，下场是一个比一个惨。 　　 不但遭遇惨，名声也惨。李陵，如果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看，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汉奸。（要按宽标准，可能要算伍子胥。） 　　 匈奴后来和汉朝讲和了，否则的话，如果再打仗，李陵会不会帮助匈奴打汉朝？——不知道。 　　 前面讲的吕文焕倒是帮助蒙古人一路劝降，想来他是认识到原子弹的厉害了，知道再打也是白送命，没有胜利的希望了。但是，即便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便被一座座地屠城，是不是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为皇帝玉碎？还是为自己玉碎？其间可是有大大的区别的。这，还是听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吧。 　　 按这封书信来看李陵，倒有点儿豫让的感觉，但毕竟是大一统时代，李陵的“忠”的心理已经比豫让时代强出很多了。但是，李陵这里要说的是：我的“忠”说到底也是有限度的，你如此不体谅我，你杀我全家，我还要对你“忠”么？我想家，但我不悔。 　　 ——说到这里，我先把李陵放放，赶紧给自己描几笔，要不然可该挨骂了：我可无意为汉奸说好话哦，我将心比心，如果当时我处在李陵的位置上，别说受点儿小委屈，别说不被体谅，别说全家被杀光，就算杀光我十族，我还是要尽忠到底！尽忠到底！不是为君尽忠，也是为国尽忠！管他国家是公器还是私产，反正尽忠就是了！ 　　 再回到那封信，有人可能会怀疑，说这也可能只是李陵自说自话，夸大其词，实情也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五千步兵有口述实录留下来吗？战争现场发现足够的考古证据了吗？还有立场不同的其他史料里有支持李陵的佐证吗？ 　　 这种怀疑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毕竟有些事情隔了这么久的时间，当事人也没能挨个儿出来作证，李陵为自己脸上多贴点儿金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李陵的信里，说苏武没受到应得的褒奖，这一点倒是不假，历朝历代为苏武叫屈的人可多着呢。说到李陵的委屈，司马迁是为他说话的，他自己还为此获了罪，受了宫刑。司马迁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公信力的。 　　 李陵是有委屈，这封信也确实写得精彩，武将的笔锋竟然也能好成这样，比什么“唐宋八大家”丝毫不在以下。——嗯，其实呢，这封信是不是真的，不一定，有争议。 　　 ——啊？问我为什么到现在才说这信可能有假？ 　　 理由很简单：这封信可疑，这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毕竟这一篇可是连《古文观止》都收入其中的，那是很普及、很普及的呀。 　　 那么，在知道的人里头，是不是有不少一看到我开头那么认真地介绍这信写得如何如何好，马上就先鄙夷一下：“靠，这都不知道还瞎说，这信是真是假还闹不清呢！” 　　 所以说呢，当我们要批评别人的时候，最好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别因为我说话大喘气就急着反驳。 　　 话说回来，历代都有人怀疑过这是伪作，一般认为是六朝时人做的假。中国造假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历史文献里假货多多，有官方造的假，有知识分子造的假，有为了政治目的造的假，有为了学术斗争造的假，有为了抬高自己造的假，有为了贬低别人造的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 　　 至于说到这封信的假，想来造假的目的就是替李陵鸣不平。 　　 鸣不平就鸣呗，为什么非要用造假的手段呢？这不是存心给后世读历史的人找麻烦么？ 　　 嗯，也许造假的人是怕如果用真实姓名把观点写在论坛上的话，两小时不到就被口水淹死了，被板砖拍死了，可能还有愤怒的黑客去攻击他的电脑，这可不是好玩的。所以呢，干脆还是造假算了。 　　 呵呵，玩笑话不说，要说比较确实的猜测，利用造假来表达个人意见，来抒发胸中的不平，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如果一件事情实在让一些人觉得天理难容，可偏偏“天理”还就容了，哼，不服气！ 　　 不服气怎么办？——伸张正义，替天行道！ 　　 可是，没有金刚钻，揽不来那瓷器活儿，这又怎么办？ 　　 这就只剩下一个字了——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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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民伤财有助于社会稳定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常有人说，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真是句至理名言。可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性使然。 　　 人要给自己的作为或者主张去找合法性，如果能从榜样人物身上给自己找出佐证来，那不就很能挺起腰板来么？齐宣王现在就正做这种事呢。 　　 齐宣王有个大园林，这也算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一个表现吧。齐宣王大概也觉得这种穷奢极欲有点儿理不直、气不壮，怎么办呢？ 　　 齐宣王问孟子说：“听说大圣人周文王的花园方圆足有七十里，有这么回事吗？” 　　 孟子一听，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想想，噢，和梁惠王一个腔调！ 　　 孟子回答说：“听说是有这么回事。” 　　 齐宣王一听，乐了：“哈哈，原来圣人也搞这一套啊！还真够奢侈的，搞七十里的大园子，也太大了点儿吧！” 　　 孟子把眼一翻：“大？老百姓还都觉得小呢！” 　　 “嗯——？”齐宣王纳闷了，一不留神说漏了嘴，“那，我的园子才四十里，老百姓为什么还嫌大啊？” 　　 孟子说：“周文王的园子方圆七十里，砍柴的进去砍柴，打兔子的进去打兔子，大家当然觉得小了，人家周文王可是与民同乐嘛，自己的园子也是大家的园子。可大王您这园子呢，嘿，我才一入境的时候，先打听打听齐国有什么禁忌没有，免得一不小心再触了霉头，别人就告诉我了，说哪里哪里有大王一个花园，方圆四十里，风景这边独好，可是，千万别靠近了，在这里边要是杀一只鹿，能按杀人罪把你办了！大王，您看看，您这是花园吗，明明就是设了个方圆四十里的超级大陷阱！老百姓要是不嫌大，那才怪呢！” 　　 齐宣王一听，心说：“我没事问他周文王花园干吗，我这不是顶风放屁——自己臭自己么！” 　　  　　 孟子继续阐述他的与民同乐思想，齐宣王闹了个自讨没趣。像建造园林之类的工程，历来都是个大动作。帝王园林规模越来越大，装饰越来越奢华，可“与民同乐”却没见有出现过，而且连提这个话头的人也越来越不大容易见得着了。 　　 由此我倒很想说说帝王大工程的这个话题。以前一般遇到的说法都是，好皇帝体恤民力，好官也都劝说皇帝不要轻易去动什么伟大工程；相反，暴君大多喜欢建设，阿房宫、长城、迷楼、艮岳等等等等，不论是为了国防还是为了个人享受，反正一动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人，耗费多少年的时间，老百姓是吃不消的。 　　 乍看起来，确实如此，可是，实际上，这还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甚至还是有不少时候，劳民伤财是非常必要的。就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讲，有时当皇帝不想继续劳民伤财下去的时候，反倒会出问题了。 　　 我这个逻辑看似荒谬，嗯，让我慢慢来说。前面的话题好像沉重了些，那这里就先多扯几句，从几个有趣的小东西入手吧。 　　 有些书，有些道理，是要用岁月来体会的。有一次，我就体会了一回。 　　 我每次和小外甥在一起的时候，和他都有一件必做的功课——比武。小外甥那时在儿童班刚学了跆拳道，拿正宗的跆拳道功夫跟我过招，嘴里还总是念念有词，什么“上方格挡”，还什么“下方格挡”的，一进攻拳拳到肉，一防守章法森严。我更厉害，我是无招胜有招，一套王八拳出神入化、变化无穷，和他战在一处，一二百个回合不分高下。 　　 比完拳脚再比兵刃。当时电视正演《西游记》的动画片，我和小外甥一人一根金箍棒（塑料的，孩子他姥姥买的地摊儿货），真假美猴王再战三百合。 　　 美猴王终于分出真假了，六耳猕猴（也就是我）倒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可真美猴王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见我实在不打了，自己又窜上跳下，给姥爷捣捣乱，给姥姥捣捣乱，没有片刻的消停，所有人都深受其害。 　　 某一次的这个时候，我看着他闹得正欢，突然想起了狄更斯小说里的一个情节：旧伦敦的资本家雇佣童工，伙食待遇非常苛刻，可怜的孩子们不但要超负荷工作，还根本吃不饱饭。 　　 资本家是不是太坏了？太抠门儿了？ 　　 可资本家有资本家的道理。 　　 人家资本家主要倒不是真在乎那点儿粮食——多一勺粮食能有几个钱——人家就算有再多的粮食，就算有再高的利润，也不让童工吃饱。他们真正的理由是：人在青少年的时候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一旦吃饱了饭，得闲就得闹事。所以，资本家怕，怕的是童工闹事。 　　 我那一刻看着小外甥，突然真切领会了狄更斯笔下那些资本家的心理：要想让小孩子能老实待着，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吃饱。——各位，如果你家里的小孩子总闹得你心烦，那你就用这招，每天只给他吃到六成饱，准管用！ 　　 这件事还让我重新领悟了中国一句最常用的名言——吃饱了撑的。这句话以前都只是随口骂人用，此刻才领会到了它的深层涵义，觉得这句名言里的道理实在太高了，饱含着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和对政治哲学的透彻理解。如果现在还流行在课桌上刻座右铭，我一定给自己的桌面上刻上这句话。 　　 有个外国诗人还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世界上有两种真理，一种是表层的，和它相反的说法都是错的；另一种是深层的真理，和它相反的却还是对的。“吃饱了撑的”无疑属于后者，属于深层真理。我们往前边看看，孟子的思想里，不是有什么让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国家就能往好了走的说法吗？但这里说，不能让人吃饱了，吃饱了撑的是会出事的。 　　 看看，社会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人可能会猜：“你要说的一定是‘饱暖思淫欲’。” 　　 不是，事情要比“饱暖思淫欲”复杂得多。 　　  　　 有些东西看上去一点儿不沾边，可实际上却大有关联。 　　 比如，有谁想过天津卫和锦衣卫有什么关系没有？ 　　 这个问题是不是看上去很蠢，就好像问郎咸平和郎平有什么关系，候宝林和宝芝林有什么关系？ 　　 但是，天津卫和锦衣卫还真有关系，这二者同宗同源。 　　 一个是城市，一个是明朝特务机构，无非最后一个字都是“卫”罢了，能有什么关系？ 　　 可是，天津卫为什么有那个“卫”字？北京就不叫北京卫，上海也不叫上海卫，重庆也不叫重庆卫？因为这个“卫”本来是明朝初年的一种驻军机构，是朱元璋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的体现。朱元璋顾虑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太大，所以想出了一种“卫所”制度——当你在明史里看到“卫所”这个词的时候，别以为这是卫生所，这里更没画着红十字，这是一种军事单位，分布各地，独立于日常行政体制之外，自成体系，而且通常自耕自养（原则上说），世代相传。所以，锦衣卫是“卫”，在中央，天津卫也是“卫”，在地方，他们其实都是“卫”。 　　 要承认，明初的这种卫所制度还是很先进的，既保障了常备的大军，他们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可是，随着皇帝一代代地传下来，这个卫所制度也跟着一步步地败坏了，能打仗的越来越少，到了崇祯年间，就更是一团糟了，打仗变得非常昂贵了。 　　 崇祯年间是个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真是一个不缺，前几个皇帝早把国家败坏得不成样子了。年轻的崇祯帝很想奋发有为，做一位中兴之主，可是，这个捉襟见肘的烂摊子呀，真不好收拾。 　　 要解决这个，要解决那个，平内忧，除外患，干什么都要花钱，可国库没那么多钱，怎么办？ 　　 有人给皇帝出了个主意：“咱们得搞大型国有企业改革。” 　　 崇祯帝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国企改革？多大的国企算大型国企啊？为什么要改革？怎么改革？” 　　 大臣连忙解释：“皇上别急，您听我说。咱们现在最该下手改革的大型国企就是邮政系统。邮政系统实在开支太大，效率太低，冗员太多，咱们要是割一刀下去，每年能节约出好几十万两的银子！” 　　 崇祯帝一听，稍稍松了口气：“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搞MBO呢。唉，你们这些大臣啊，全都只会给自己谋私利，整天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也难怪我会这么想。” 　　 ——崇祯时期的大臣们很多都真是这样，崇祯帝也对他们这一点意见很大，可是多年乱局就像一面筛子，像点儿样的人大都被筛下去了，留在上边做官的还真没几个好东西，官场恶习早就成风了。 　　 那么，这个国企改革的主意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当时怎么就有什么邮政系统呢？ 　　 先说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城市的街道边上常见到一种东西——邮亭。我们平时买报纸、买杂志什么的都在邮亭买，可很多人不知道，邮亭这个东西确实历史悠久啊！ 　　 有多久呢？从秦朝就有了。 　　 ——是不是有人反对？是不是有人会说：“秦朝哪儿来的报纸、杂志啊，那就更别提邮亭了。” 　　 那我倒反问一句：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在没造反之前做的是秦朝的“亭长”，谁知道这个“亭长”是什么？ 　　 呵呵，“亭长”就是“邮亭”的头儿。 　　 所以呢，当你再到街头邮亭买报纸、杂志的时候，一定要对邮亭里面的工作人员报以崇高的敬意，甚至，你不妨赶紧巴结他们一下，谁知道哪位现代亭长会不会有刘邦的命呢？ 　　 可是，事实上，刘亭长当然不卖报纸，也不卖杂志，也不卖电话卡，更不兼营公用电话业务。当时的所谓邮政系统主要是传送公文用的，也负责一些地方行政治安，总之，刘邦时代的亭长比现代的亭长要牛，大小也算个基层干部。从秦朝以后，邮政系统历来都有，只是名称和功能经常有或多或少的改变，除了传送公文之外，还充当地方招待所。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把邮亭改称“驿”，姜育恒不是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叫《驿动的心》么，“驿动”这个词恐怕是他生造的，我想他要取的意思就是“跟着驿站走动的心”。 　　 可是，姜育恒如果真生活在朱元璋时代，他想“驿动”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正是严刑峻法的时候，只有那些公务在身的人才能“驿动”，如果你想自己抒情一番，或者办办私事，或者游山玩水，那是不能住驿站的，也不能让驿站里的公务员为你运送行李，哪怕你是高官显爵或者皇亲国戚。朱元璋为这事可连驸马都杀过呢！ 　　 如此一个庞大的系统发展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有点儿路子的人经常随便“驿动”，在驿站里白吃白住白使唤人，驿站自身的管理也不牢靠，到了崇祯时代就是：财政负担不小，正事没办多少；人马成千上万，私活儿多过公干。所以这才有人提出：要减轻财政负担，先从驿站系统改革入手。 　　 大型国企改革可从来就不是件容易事。 　　 专家甲建议：让国有企业上市，这一上市融资，问题就全解决了。 　　 专家乙一撇嘴：“呸，什么融资，说的好听，还不是忽悠老百姓的血汗钱去。” 　　 专家丙说：“我看，还是得上市。大型国企上市，人心都能为之一振。可是，不能整个上市。” 　　 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 　　 专家丙解释说：“驿站系统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政府邮局功能，一个是招待所功能，这两项如果作为整个驿站系统的子公司，让驿站系统整个上市，这里就涉及了一个专业问题，叫做‘多元化折扣’，嗯，不解释了，反正是不划算的，会把价值低估。所以，这就不如先把邮局和招待所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分别上市。” 　　 崇祯帝一听：“好专业的意见啊！” 　　 专家乙赶紧上奏：“皇上，您可别听他的，别被他的专业术语忽悠了，他这叫专业胡说八道。照微臣看，上市不是万灵丹，等圈完了一圈钱，该垮还是得垮。还是该从提高激励机制入手。” 　　 专家甲又说：“要不，就对驿站系统做个资产评估，让全体驿站工作人员持股好了，这就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了。这就叫股份制改——” 　　 “够了，够了，”崇祯帝不胜其烦，“干脆你们就这几个方案民主表决算了，太专业了，我实在听不明白。” 　　 专家丙忙说：“乞禀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崇祯帝一愣：“怎么，民主表决难道也有错了？” 　　 专家丙说：“当然有错，民主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就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表决，很多时候表决结果取决于表决顺序，这就是著名的‘阿罗悖论’。” 　　 “我倒——”崇祯帝这回真的晕了，一摆手，“你们自己商量吧，有结果了再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还真有结果了。 　　 专家甲说：“臣等商量了半天，一致的意见是：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所以这就需要搞MBO，为了让管理层能接受MBO，就要廉价评估国有资产——您不这么干，他们也会偷偷这么干——等国企成为这些老总自己的产业了，他们自然有生产积极性了，皇上——” 　　 “呸！”崇祯帝大怒，“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这个MBO，你们可真是成天惦记着我大明的这点儿家当啊。你们平日里还总是以什么大儒自命，装成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还数落人家吕文焕是卖国贼，朕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想方设法要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啊！我后边那晚清的皇帝就说卖国也不过是割让一些地方出去，也不过是弄一些租界，可你们，这是要把国家从里边给卖光了啊！对得起朕吗？对得起全天下的那些中小股民吗？真，真，真是气死我了！！！” 　　 大臣们还要辩解些什么，崇祯帝把手一摆：“如果说吕文焕是卖国贼，他那算是‘显性卖国贼’，你们这些人是‘隐性卖国贼’，我看还有些人想把自己搞成‘合法卖国贼’！” 　　 ——就这样，MBO没搞成，但改革还是要进行的。那，怎么改？ 　　 精简机构！ 　　 而且马上动手，雷厉风行。 　　 晚明驿站系统的精简机构动静极大，大体相当于现代社会把全国的招待所和邮局来一次大规模的缩编减员。等改革顺利完成之后，也确实如预期的那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但是，问题出现了：比起节省下来的“大量经费”，数量更大的是“大量的下岗职工”。为了进行如此重大的一项改革，中央政府千算万算，偏偏就没考虑这样大规模的下岗职工如何安置的问题。于是，不好了，社会有点儿乱了。 　　 有人可能会说：“在地方招待所和邮局工作的主要不都是女人么？下岗女工到底是女人，那时候的女人还都是小脚，再闹能闹出个什么动静？地方官派几个衙役还不就轻轻松松全给镇压了？” 　　 ——那可是明朝，招待所没有女服务员，全是男人，邮局工作也不是坐窗口，而是跑腿送EMS，都是大小伙子。如此全国性的下岗大军，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是一股多么令人不安的力量啊！ 　　 就在陕西米脂，这个著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如今游荡着一个粗豪大汉。此人遥望京城方向，“呸”了一声，恨恨说道：“靠，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动了我的奶酪？”在遥远的京城，崇祯帝也正念叨着这句话，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是大臣刚刚送来的。 　　 崇祯帝吩咐说：“传旨，把《谁动了我的奶酪》和《没有任何借口》这两本新书迅速颁发各地，发到每一个下岗驿卒的手上，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好好领会这两本书里的精神，要听命令好好下岗，不要埋怨谁，赶紧想办法自谋生路吧！” 　　 ——崇祯帝这是才察觉到大量下岗职工无法安置的问题，试图补救。但是，这么多书要想颁布到全国各地，那是一定要通过驿站系统来运送的，可驿站正经历着裁员恐慌呢，谁还有心情干工作啊？ 　　  　　 陕西米脂。那个大汉“幸运地”领到了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翻都不翻便把书一扔。 　　 旁边有个矮个汉子问道：“大哥，这书里说，奶酪不见了，就再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找找新奶酪，说不定新奶酪更大、更好吃呢。” 　　 那大汉又“呸”了一声：“靠！老子的逻辑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从谁手里夺回来！我李自成反啦！” 　　 从此，邮电局兼招待所的下岗职工李自成走上了革命之路。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还仅仅是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微不足道的一名小兵。 　　 下岗大军加上难民潮，很快便汇集成一路路的造反武装，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开仓夺粮，而且每到一处便应者云集。崇祯帝可急了，心想：怎么我让他们下岗，他们就要让我下台啊？他们应该“没有任何借口”服从我的命令才对啊！ 　　 对此曾有人沉痛地评论：年轻的崇祯帝没有搞明白先祖的用心良苦，驿站是不能撤的，职工是不能裁的。朱元璋当年设立驿站制度，其中隐含着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功用，那就是给全国闲散的青壮年劳动力一个安置，给他们一口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口粮，不是要指望他们真能为国家派什么用场，而是让他们多做无用功，消磨体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吃饱了撑的去闹事了。 　　 ——这是多么深沉的用心啊，崇祯帝却体会不到这层深意。我们从这里也大可窥见改革之艰难，社会运转的巨大惯性一旦被加上外力，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崇祯帝改革驿站系统，确实也省了不少开销，可带来的危害却远远大于得到的那点儿利益啊。所以，想想我们现代的改革，真是不易。 　　  　　 如何解决闲散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或者说是失业问题，这是朱元璋曾经操心过的问题，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点课题。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很早很早以前就想出了很有效的方法。”——真的很早，比朱元璋还早。 　　 先说朱元璋，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失业问题是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他那时候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失业问题不必非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朱元璋的思路是，让这批人（失业人口或者潜在失业人口）上山下乡做无用功去，当然，能多创造点儿价值更好，不能的话也没关系，不闹事就行。这就好比让这些人挖沟，挖完大沟再把沟填上，然后再挖，然后再填——挖沟这个比喻已经是凯恩思的思想了，可见中国人多聪明啊！而且，用驿站来安置这么多人，驿站工作本身也确实也很重要，这就是一举两得啊。所以，即便驿站有大量冗员，即便机构臃肿，即便人浮于事，那也是轻易裁撤不得的！ 　　 宋朝皇帝更早就认识到了这点。我们知道，北宋地盘不大，可常备军规模空前，为什么？不是单单为了加强国防，而是在用军队来安置失业人口，所以北宋一到灾荒年景军队就会大量征兵，就是怕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会成为不安定因素，会闹事。 　　 闹事大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孟子说的“无恒产”，二是有精力。所以，针对这两点，一，给你个安置，吃不饱也饿不死，二，让你不断运动，是在驿站跑腿也好，是在军队操练也好，每天把精力消耗光了，你也就老实了。这样做看上去既折腾人又缺乏经济效率，也就是说，既劳民又伤财，可是，对社会的稳定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比如，我想踏踏实实地看看书，可小外甥实在闹得不行，我就：一，吃饭最多给他吃到七成饱，二，给他一个铅球，让他搬到楼下再搬上来，搬完十个来回才有饭吃。 　　 当然，我对小外甥只能这么想想，实际上他再怎么闹我也得陪着，但治国之道哪还有什么人情，一看失业率百分之十，影响到社会稳定，怎么办？ 　　 好办，把这百分之十一拨拉，开荒去。 　　 再回过头来看看狄更斯笔下使用童工的资本家，可不就是“饭不让吃饱，活儿派的不少”？只不过资本家安排的活儿还是确有经济效率的罢了。 　　 对了，最后还得为这件事澄清一点：不要因此就觉得专制政体的经济效率就低，恰恰相反。总体来说，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政体做事的效率比民主政体高得多，皇帝要想干什么，才拍完脑门儿就能动手，三下五除二就办完了，而民主政体却要讨论讨论再讨论，一次次的论证会，不同利益集团要协商，麻烦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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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式外交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这一节，齐宣王和孟子谈到的是外交问题。新话题终于出现了。 　　 齐宣王问：“外交上有什么原则没有？” 　　 孟子说：“当然有了，外交上的规矩可多着呢。比如说，在国际宴会上，您喝干红的时候可千万别加雪碧，您跟大臣们在外国也千万别一色儿的西服去逛街，这可会给咱们齐国人丢死人了！还有，在外国也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随地大小便——” 　　 “停！”齐宣王连忙打住，“我在国内也不会随地大小便。孟老师你说的这些人家金教授在讲座里都讲过，寡人还买了他的VCD呢。你能不能讲点儿别的？” 　　“哦，好吧，我就说点儿别的，”孟子接着说，“只有仁君才能以大国来服侍小国，商汤不就服侍过小小的葛国吗，周文王不是也曾服侍过小小的昆夷吗？只有明智的君王才能以小国去服侍大国，比如太王服侍过獯鬻，勾践服侍过吴国。大国服侍小国，那是乐天派；小国服侍大国，那是畏天派。乐天派可以安天下，畏天派可以保国家。《诗经》里说：‘敬畏老天爷，才能吃得开’。” 　　 齐宣王听得很高兴，可转念一想，说：“孟老师讲的倒是不错，可我这人呐，棒子面做蛋糕——不是正经材料，恐怕做不到。” 　　 “哦，怎么讲呢？” 　　 “我这人是吃顺不吃呛，让我顺着别人，门儿都没有！” 　　 孟子开导说：“您这叫耗子大哈欠——小手小脚，小打小闹。噢，别人一不顺着您了，您就拔剑相向，吹胡子瞪眼跟对方说：‘小样儿的，跟爷爷叫板？我第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头把你丫花喽！’呵呵，您这叫匹夫之勇。您来点儿大勇不好么？” 　　 齐宣王一听，心说：“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好像是姜昆说的吧？” 　　 孟子摇头晃脑引经据典接着说：“《诗经》里说：‘文王一生气，全军都出力。打败侵略军，幸福十亿人。’您看看，人家周文王是怎么生气的！” 　　 齐宣王心说：“这叫什么事！我堂堂齐国大王，连生气都得跟别人学！” 　　 孟子引完《诗经》又引《尚书》（看看，我前边说了，他老人家翻来覆去就看过这么两本书。注意，下边的句子是四四拍，每小节一拍，第一个字是重音）：“《尚书》里说：‘上天—既然—创造人—民，也给—人民—创造国—君。创造了—国君—还不—够，老师—也要—创造一大—群。国君—老师—教育人—民，上天的—命令—谁敢不遵—循。’” 　　 齐宣王一边打着拍子，心里一边在想：“我才明白，原来RAP是从山东快书发展过去的。” 　　 孟子RAP完了最后一句，果断地摆了个POSE，定格。齐宣王连忙对旁边的侍卫招呼：“灯光！快！……好，好，OK！Cut！” 　　 孟子接着说：“当年商纣王逆天行事，周武王气不过，发兵灭了他，这是周武王的大勇啊。您看看，周武王一生气，全天下都因此而安定了。您要是也学学周武王这个生气法，天下人还不得全盼着您赶紧生气！” 　　  　　 《孟子》没交代齐宣王有没有下决心学人家生气，可照常理来看，这可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难道外交关系里真可以“以大事小”吗？还有，这一节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孟子对武王伐纣的态度。孟子认为这是安定天下民生的大好事，所以他是支持周武王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国王是个大坏蛋，那就应该灭了他，没说的！——这可真是很前卫的思想啊，和后来儒家的“忠”大大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孟子在后文里还会详细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先着重来看看外交，看看孟子的国际关系思想。 　　 仁君可以“以大事小”，听上去很牛，可历史上却真罕见这样的事例，因为这是不符合人性的。古代人类社会中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弱肉强食，这和生物界没有两样。我在前边就提到过，一个社会团体，强大了就要欺负别人，弱小了就要挨别人欺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爱好和平的民族？有的，但只是相对来说。 　　 比如，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看，大陆民族比海洋民族爱好和平。道理何在呢？因为大陆民族以农业为主，农业的特点决定了人口的相对稳定性，到底有块地就有饭吃，这就很好了；海洋民族却不然，尤其是海岛小地方的人，地理资源不丰富，不宜发展农业，那么，可以搞海船经商，这就培养了一种冒险精神，而这种冒险精神再发展，人就容易做海盗——古希腊那边很多人都是以抢劫为荣的。 　　 可这只是相对而言，总体上和弱肉强食的原则并无冲突。我在前文里就留了个话头，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很少会侵略邻国，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拿掉爱好侵略的元朝不说，那就接下来看看明朝，明朝很少侵略别人，在各个大一统时代中应该能算个表率。那么，明朝为什么这么爱好世界和平？开国皇帝朱元璋给出过明确答案，他白纸黑字列了一份目录，告诉后人说，这目录上的国家都是“不征之国”，别去打人家。朱元璋的这份目录几乎把周边邻国都列全了，他的理由是：这些小破地方，犯不上！ 　　 这就等于一个大财主，财大气粗后台硬，到处霸占田产，成就了一份超级大家业。这时有狗腿子来打小报告，说南边某处某处还有两亩半的盐碱地，属于一个小地主，没财没势的，一个小拇指就捏死了，老爷，咱们赶紧去霸占那块盐碱地吧！ 　　 大财主气道：“老爷我这万顷良田就够操心的了，还霸占人家那两亩半盐碱地去？我霸占来了干吗呀？” 　　 看，这就是原因：不是因为爱好和平，是因为看不上。 　　 除了看不上，还有一个次要原因：为了满足虚荣心。 　　 这正是应了孟子那句话，“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大财主身边总要有一群帮闲，大皇帝周围也要有一些小皇帝，这才好造成所谓“万国来朝”的气派。甚至，经常还会为了“万国来朝”而不惜工本——最典型的就是对待外国进贡的办法，人家进贡了一篮子茶叶蛋，嗯，不错，是份心意，收下，然后还人家一篮子夜明珠。对了，我还不能用“还”这个字，因为严格说这不是“礼尚往来”，所以应该说“赏”，赏赐人家一篮子夜明珠。这就是大国大帝的气派。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皇帝需要一个“万国来朝”的场面。所以现在就有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批评现政府搞什么面子工程，可又最是津津乐道于古代那些大帝们的面子工程。呵呵，看来为了子孙后代，面子工程还是要搞的。 　　 清代大史家赵翼在论到这个“万国来朝”的时候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那都是些贪利而来海外小国，是让郑和用重金给诱惑来的。”这话很是在理。 　　 明帝国和周边小国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简单讲，明政府相当于武林盟主，周边小国们就是各帮各派。那么，作为武林盟主，青城派和崆峒派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就有义务去排解，当福威镖局林家遭遇灭门惨案的时候你更有义务出来伸张正义。就在那位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朱棣充任武林盟主的时候，侥幸脱险的林平之还真就不远千山万水，不怕千难万险，来求救于这位朱盟主了。朱盟主这才要搭救林平之，大战岳不群，又为《辟邪剑谱》生出一场场腥风血雨……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过于复杂，我只好简略来说。 　　 这位林平之不是福建林平之，是越南王子，岳不群篡了他家的王位，还杀光了他的全家，只逃出了林平之一个。岳不群伪装有术，骗过了朱盟主，让朱盟主以为他岳不群就是越南的合法掌门。结果林平之一来，朱盟主才知道了真相，震怒非常，派兵护送林平之回越南复国。但林平之究竟斗不过岳不群，死了，朱盟主的手下也吃了大亏。岳不群软硬兼施，屡屡得手。 　　 以越南的实力，根本没办法抵抗明朝大军，所以岳不群不会公然翻脸对抗盟主，但他太过狡猾，杀完人又谢罪，又搞一大堆障眼法，把朱盟主耍得够瞧。 　　 后来势态扩大了，岳不群虽然狡猾，朱盟主也不是善男信女，终于大军压境，平定了越南。 　　 按说武林盟主做到这份上，不简单吧，可是，新问题出现了，本来是学雷锋做好事，可朱盟主也对《辟邪剑谱》起了贪念了，盐碱地也是地啊，占着越南不走了，把越南纳入自己的版图了。越南人民本来正欢天喜地迎雷锋呢，可突然发现，咦，怎么雷锋变脸了，变成刘文采了？也是赶巧，当时明朝在越南驻军的负责人里还真有一位刘文采，这下越南人民可不干了，又有投机分子煽风点火，仗就又打起来了。 　　 越南这事折腾了好多年，到朱棣死后才解决。后来的皇帝觉得，这不是请金牌律师打狗屁官司么，太不划算了。算了，这官司不打了，越南我们不要了。 　　  　　 顺便说一个下文：如果说历史有轮回，那这件事的轮回就落到晚明了。清军入关，先在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紧接着就追进了北京。北京人还纳闷呢：“你们是哪儿的人呐？” 　　 清军说了：“别害怕，我们是东北人，我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活雷锋？” 　　 “对啦，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帮你们崇祯皇帝报仇，帮你们打垮李自成！” 　　 “好啊，好啊，欢迎雷锋叔叔！” 　　 可过了些日子，明朝的遗老遗少们看势态好像不大对了，又问：“活雷锋啊！” 　　 “哎，什么事？” 　　 “你们学雷锋学完了没有啊？” 　　 “还没呐！” 　　 “啊？！可李自成都死了呀，连张献忠都死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去啊？” 　　 “学雷锋要学到底，我们还得继续学雷锋，继续帮你们。” 　　 “还帮我们什么啊？” 　　 “帮你们统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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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耀型消费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问了一句：“贤者也好这口儿吗？” 　　 这话是不是很耳熟？ 　　 不错，前边梁惠王就问过同样的一句话。 　　 这二位在问起孟子这句话的时候都给人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得意洋洋，沾沾自喜。 　　 我有时会想，其实，看看这些古人的生活质量，也不过如此啊。当然，这些宫殿和园林之乐我们现代人很难拥有，但其他呢？从衣食住行分别来看，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不一定比我们好呢。 　　 衣服不好比较，各个时代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可要说吃，我看到的春秋战国史料里提到的内容，好像还真没什么好吃的，一块干肉就是个好东西了，可是就我所知道的有名的好吃的干肉，比如金华火腿，我记得好像是宋朝才发明出来。还有，现代人讲究营养，要吃很多绿色蔬菜，要维生素和叶绿素，城市女性几乎把蔬菜当作主食，可就我知道，中国人吃菜大概是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这以前是没什么蔬菜的。齐宣王如果招待孟子吃饭，恐怕就没什么菜吃。齐桓公身边有个著名的奸佞小人叫易牙，据说是个烹饪高手，可他也没有菜谱传世。我想，如果现代社会的人能坐时间机器过去，可能只要是个会抡两下大勺的，到那里都能比易牙强。 　　 交通也是件苦事，车轮子连现代自行车的滚珠轴承都没有，也没有充气轮胎，路面也不是柏油国道。尤其打仗的时候，车兵看起来虽然威风，可要是让我来选，我是宁愿当步兵的。 　　 至于住房，齐宣王时代的临淄是当时的超级大都会，相当于现在的纽约，你如果在稷下学宫附近有处房子，那就相当于有一套曼哈顿的房产。可问题是，真的能住舒服么？齐宣王这里炫耀着的这个雪宫，或许未必比我们现在的筒子楼要好多少呢。——窥一斑而知全豹，就拿厕所来说，当时的厕所是什么样子？春秋时代有个大国诸侯就是在王宫里上厕所，不小心掉进坑里死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死者可不是什么农村老百姓，是个大诸侯啊，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宫廷厕所里这么死的，看来当时的五星级厕所实在不怎么样，香臭不说，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安全隐患！我家的抽水马桶再糟糕，但我也绝对不会担心自己会不小心掉进去死掉。所以，如果从一个厕所来推想其他宫廷设施的话，恐怕也不见得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好到哪里去。 　　 千万不要小看厕所，我觉得，厕所应该算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各种指标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嗯，现在我来搜肠刮肚一番，想想曾经看过的有关古代厕所的记载。晋朝巨富石崇的厕所可能是很多人熟知的，如厕的时候有美女提供香枣，是堵鼻孔用的。这看似奢华，其实却说明了即便是奢华如石崇的厕所，也是能闻得见臭味的。哦，这是晋朝，到了清朝，宫廷马桶就已经先进到没什么臭味的水平了。另外，我见过的用手纸擦屁股的记载最早的大概是在南宋，当然南宋以前可能也有，不过我没见过。汉唐时期，上流社会流行的擦屁股用品是厕筹，这是一种削好的竹片，让人觉得恶心的是，这种竹片很可能不都是一次性的。如果有谁有兴趣不妨就这个专题做一番详细考证，反正，春秋战国时代的厕所肯定不大舒服。大家想想，如果你在诸侯的宫廷里，上厕所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蹲坑，完事之后再使用一种虽然我没有考证出来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货色的东西来做清洁工作，想一想就很恶心。 　　 所以，纯粹从物质上的生活质量来讲，一个上海小资很可能比齐宣王强出不知多少。要知道，上边还仅仅是讲了一下衣食住行，还没有说到现代生活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呢。但是，相反的，一个现代上海小资却很可能远不如齐宣王对生活的满足感强。 　　 看来幸福还真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和周围人的比较，来源于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序列。你的绝对生活质量是好是坏无关紧要（当然不能太差），重要的是要比你周围的人都好。所以人永远不会满足，因为这实在是一件水涨船高的事啊。 　　 接下来，如果我所在的序列比较低，那我就会使劲往上爬；如果我已经在最高的位置上，那我就会把自己这种高位想尽办法展示给在我下面的人看——这就是普遍人性。儒家就怕这个，所以儒家告诉我们：如果你是颜渊，你应该怎样；如果你是齐王，你应该怎样。上上下下都照顾到。这就是儒家所谓“内圣”的道理之一：如果你是个穷小子，那你好好修身，修到安贫乐道的程度，多学学人家贫嘴张大民，千万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如果你是统治者，那你更得好好修身，修到能够有抑制自己炫耀型消费冲动的程度。孟子下面要告诫齐宣王的便是这后一种道理。 　　 孟子说：“贤者也好这口儿啊。有些人，得不到这种乐子就埋怨他们的领导人，这很不好，可领导人做不到与民同乐这也一样不好。领导人要能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便也以领导人的快乐为快乐；领导人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百姓便也以领导人的忧愁为忧愁。如果一个领导人与天下人同喜同忧却还不能一统天下，嘿，您把我的‘孟’字倒着写！” 　　 孟子接着来举例子了，这回他终于没有再搬出尧舜和周文王，而是拿一位前任的齐王来说事。这一位，就是齐景公，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事实上，齐景公可是姜齐的齐王，和现在这位田齐的齐宣王没有血统关系。齐景公手下有一位名臣，我们前面也提过的，就是晏子。齐景公和晏子的关系有点儿像传说中纪晓岚和乾隆之间的那种君臣斗。孟子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齐景公和晏子之间。 　　  　　齐景公对晏子说：“现在正是旅游热呢，我也想赶赶时髦。这不，《齐国国家地理》这一期刚介绍了转附和朝儛这两座山风景不错，比九寨沟还强，我想去转转，然后沿着海边往南，再去琅邪。哇，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好浪漫好浪漫!” 　　晏子一脸严肃：“您打住吧，还‘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呢，我告诉您吧，写这诗的人既没喂过马，也没劈过柴，更没周游过世界。您少读点儿朦胧诗，好好管管政务吧。” 　　齐景公辨白道：“我这是想学习古代圣王的伟大壮游！” 　　晏子一呲牙：“就您还知道古代圣王呐？说几个，我听听。” 　　齐景公满脸憧憬：“恺撒大帝，欧，我的偶像。他说：‘我来，我看，我征服！’多经典的话啊——” 　　晏子点点头：“确实经典。” 　　齐景公接着说：“有够经典，有够小资！” 　　“嗯——？？？” 　　齐景公连忙解释：“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旅游爱好者就应该有这样的热情，背上行囊，踏上雪域高原，欧，蓝天！欧，白云！欧，壮美的牛羊！” 　　晏子叹了一声：“人家恺撒那是开疆拓土，不是游山玩水。算了，我来给您讲讲什么叫古代圣王的壮游吧。您知道什么叫巡狩，什么叫述职吗？” 　　齐景公不屑地一摇头：“一颗艺术的头脑是不去装这些俗物的。” 　　“我倒——”晏子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喘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巡狩就是天子去巡视诸侯国，视察诸侯的工作；述职就是诸侯去朝见天子，向天子汇报工作。” 　　齐景公一晃脑袋：“听上去和我没什么关系嘛。” 　　晏子也不理他，接着说：“人家出门远行都是带着工作的。” 　　齐景公忙说：“我也是带着工作的，我还要给《齐国国家地理》写专栏呢。” 　　晏子奇道：“那我怎么从没在杂志上见过您的署名呢？” 　　齐景公羞涩地一笑：“我用的是笔名，叫齐齐猫。” 　　“嘿——”晏子气不打一处来，“这笔名倒真可爱。” 　　齐景公忙说：“对了，咱们这回去转附和朝儛，你得把相机带上。你的摄影水平高，到时候你拍片子，我写文字，相得益彰啊。还有，你的笔名我都给你想好了。” 　　“啊，叫什么？” 　　“就叫‘小燕子’！” 　　“我倒——”晏子真被气着了，“我都被你给气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去来着？不去！接着说正经的，古代圣王出行都是为了工作，春天就看看春耕情况，哪家农户没钱买种子就发点儿救济金；秋天就视察一下秋收，谁家歉收了也给发补助。” 　　齐景公抒情地说：“春耕和秋收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是我，春天就去看海，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秋天就去看——” 　　“秋收！”晏子气哼哼地打断齐景公，“秋天只许看秋收！接着听我说！对了，我说到哪儿了？” 　　齐景公提醒：“说到‘面朝大海’了。” 　　“哦，”晏子应了一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这首诗写得——嗯？把我给绕进来了！好了好了，我接着说。夏朝有句谚语，叫‘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齐景公接着说。 　　晏子狠狠叹了口气，咬着牙说：“夏朝有句谚语，叫‘国王要出游，大家能揩油。饿的能有饭，累的能轮休。巡狩政策好，大家乐啾啾。’” 　　“哎，等等，”齐景公打断了晏子，“最后一句我怎么没听懂啊，什么叫‘大家乐啾啾’啊？不是应该是‘乐哈哈’么？” 　　晏子答道：“‘乐哈哈’押不上韵。” 　　“啊——？！” 　　晏子接着说：“您就别跟我抠字眼了，接着说正经的。我上面说的可都是古代圣王出行的场面，您得好好学学。可现在您要是出行呢，动静可大着呢，兴师动众，又是马队又是粮草辎重，就您还‘喂马劈柴’呐，尽会说好听的，真到那时候，这‘喂马劈柴’得多少下人给您伺候着啊！” 　　齐景公若有所思：“看来，这些下人才真正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啊。” 　　晏子说：“您这一出门，全国老百姓都跟着倒霉。就说这个交通管制吧，影响了多少人上下班呐！大家对您的不满情绪就会越来越重。您在车里趾高气扬地坐着，老百姓在下边可全是侧目而视，骂骂咧咧，这恐怕离农民起义就不远了。” 　　齐景公说：“农民起义不是正义的么？是什么反封建，反压迫，争取解放，这是好事呀。” 　　“天哪！”晏子惊呼，“您怎么有这么高的觉悟啊！您可别忘了，您自己就是代表了被他们‘反’的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 　　齐景公一惊：“啊？！这可怎么是好？” 　　晏子一叹：“您别紧张，统治阶级从来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 　　“可是，”齐景公犹豫地说，“我不想去血腥镇压谁的，我觉得，能做一个快乐的小资就很满足了。” 　　“啊——？！” 　　“再说，我兴师动众也不是为了要折腾老百姓啊，我堂堂诸侯，家大业大，我还长得一表人才，所以，出去显摆显摆也不算有错吧？你看人家土财主发了财，还马上一只手戴六个大金戒指呢。” 　　晏子忙说：“炫耀型消费要适可而止。您这一显摆，影响了多少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多招人恨呐，这可完全不是古代圣王之道啊。” 　　齐景公捉摸了一会儿：“嗯，你说的倒也不错，是这么个道理。看来当领导的不能总想着显摆自己啊。晏子，你是个好大臣，这样吧，我不出去显摆了，不但如此，我还要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晏子一挑大指：“这才是好领导！” 　　齐景公意犹未尽：“我再叫乐官来谱两首新歌，主题就是咱们君臣同乐。对了，你喜欢重金属还是RAP？” 　　 　　——孟子给齐宣王讲完了齐景公和晏子的这个故事，最后说：“齐景公叫乐官谱的那首新歌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唱呢，那就是《徵招》和《角招》，去年听说蔡依林老歌翻唱，把这两首歌重新演绎，还上了年度排行榜呢。” 　　听孟子一提蔡依林，齐宣王来精神了，两眼放绿光，凑到孟子耳边，神情诡异地说：“你知道吗，蔡依林跟我的偶像周杰伦，嘿嘿，他们他们，那个——” 　　孟子气结：“难怪有杂志专门喜欢抖搂明星隐私，看来这还真是个人人关心的话题啊，就连大王这样的诸侯王都不例外。” 　　 　　看来，孟子并不反对国君的奢华，但前提是，国君要做到与民同乐。领导富裕了是好事，但还要带领大家一同富裕才对啊。做领导的喜欢游乐，这很正常，贤者也喜欢这些，谁又不喜欢这些呢？那么，把这种喜好之心推己及人，致理于国富民强，让天下百姓一起高高兴兴地生活，那才是正路啊。 　　所以，孟子所认为的修身和克己一点儿都不迂腐，是后来的儒者给搞得迂腐了。那时候一提什么追求享乐就该被上纲上线了，要克己，要克己，世上无如人欲险，要克制内心的欲望。可追溯到孟子原本的思想呢，他的重点不是克制欲望，而是把自己的欲望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我很想发财，这没错，但我也要同时想想你也想发财，他也想发财，那咱们大家一起来发财，这多好啊。国君可以享受，这没错，但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让大家也一起来享受，一起来过快乐富足的生活，这多好啊。 　　这一点，是后人对儒家先哲的一个严重歪曲之处。后代名臣如林则徐写对联表态，下联就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话一直被人称道，其实呢，把儒学追溯到孟子思想，并不是让人“无欲”的。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很多人一直坚定地学习什么什么，信仰什么什么，其实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全搞错了，本来不是那么回事。这类事情实在太普遍了，所以值得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