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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五千里长征溯源
众说纷纭的“西进”“西征”
1934年秋,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遭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危急关头,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目前,大多史著和史学家都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瑞金称为“长征开始”,甚至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事实上,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并非一开始就被称为“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开始时,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没称为“长征”。甚至为了对敌斗争的宣传需要,红军总政治部还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反攻”。到了12月1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给红1、红3军团的电报中,把红军的行动又统称为“西进”,此后一段时间,“西进”在较大范围内被用于代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1934年11月,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在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把红7和红6军团在1934年夏季进行的战略突围称为“长征”。按可查证文献记载,这是首次使用“长征”一词。但是,这里所说的“长征”是指局部红军的战略突围,并非是对广义上红军主力正在实施的战略大转移的称谓。由于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等地的大功率电台均遭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大转移,而国内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的提法。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有意思的是,共产国际个别文件,还把1936年远在东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联军,为打通与红军主力的联系所进行的两次异常艰苦的西进作战,也称为“西征”。
“长征”一词的确定
直到1935年6月,为迎接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的《红星报》于6月10日发表了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的初步概念。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起草的,写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最早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开始使用“长征”一词。
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开始在重要档案文件中采用“长征”的提法。同年9月12日,为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所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之为“二万余里长征”。然而,由于会议内容当时仅传达到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长征”一词并没有在红军中广泛传播和使用。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1、3军团继续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9月18日到达甘南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说:“经过二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记日记的红1团团长邓华、红5团政委肖锋、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等人,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便在后来的日记中开始使用“长征”这一新名词。毛泽东的此次讲话使“长征”一词深入到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并得到广泛传播。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认同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向红军直属部队发表讲话时又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未有过的长征。”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指出:曾经派遣了自己的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然而,受当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的概念还没有包含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也没有被红军各部队统一使用。甚至到了1936年7月6日,任弼时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依然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远征”。因此,把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统称为“长征”,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认同和宣传。
1936年8月,为宣传长征,扩大红军在国内外影响,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长征记》,号召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撰写回忆文章,并于1937年2月编辑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使整个红军战略大转移被统称为“长征”的概念得到全党全军进一步认同,并在以后得到了广泛宣传。曾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上将,建国后还专门写下了广为传唱的著名诗篇《长征组歌》。
与此同时,当时国内外进步报刊也对红军长征做了不同程度的宣传。苏联在1936年初出版的《共产国际》上发表了陈云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专题介绍红军长征前期的部分英雄壮举。1937年7月5日,由夏丐尊、叶圣陶主编的《月报》刊载了名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的文章,引起了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关注。曾亲临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真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的长征。该书于1938年被翻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在国统区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使红军长征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由此逐渐成为代表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门词语,为国内外人士广泛接受和使用。
“二万五千里”如何计算而来?
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程,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如前所述,长征中,有些红军干部一直坚持写日记,尤其是肖锋,他的日记对红军长征的记叙最为完整详细。这些日记内容既包括长征过程中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缴获、俘虏等,也包括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长征的总路程就是根据所有这些日记的路程记载,逐一汇总计算出来的。
1935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两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先后在吴起镇和象鼻子湾发表讲话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红1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毛泽东关于长征路程的提法,得到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充分肯定。1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明确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紧接着又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明确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论断。随后毛泽东又在12月27日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从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随着毛泽东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著名诗篇,和后来的《八路军军歌》“铁流二万五千里”,以及《人民军队忠于党》歌中“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的传唱,“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今。事实上,人们所公认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据史料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两年中,先后离开原有根据地进行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5支,各部队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之中,红军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行程亦大相径庭。
第一支是由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向赣东北转战,11月进入闽浙赣与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1935年1月遭敌重兵包围在怀玉山失败,余部在闽浙边坚持游击战争,行程数千里。
第二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的吴起镇,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三支是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转战,1935年9月18日到达陕西延川的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四支是红2、红6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第五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苏区,由彰明、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后几经转战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红军5支长征部队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基本路程。有的部队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如1935年8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第一次会师后混编为左、右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5、第9军团,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又三过草地和雪山。因此,他们的长征路程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朱德后来在讲话中也说道:“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如今,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成为人们对红军长征约定俗成的称谓。以至于后人以为长征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二万五千里长征也逐渐具有了人们追求真理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象征之意。如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今天的中华子孙应该为这段红色的历史骄傲: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创了人类史无前例的长征壮举,并缔造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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