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4-2-8 09:46 编辑
管理西羌
羌族,也称西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上古时,炎黄族与羌族曾是两个很接近的民族。周武王伐纣时,就有羌人参加了他的抗暴联军。后来,羌族与“诸夏”的联系逐渐增多,到汉朝,它便成了“诸夏”(华夏)政权直接统治下的一个民族。
羌族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据《后汉书》记载,其支系繁多,分别有煎巩、黄羝、烧当、先零、旄牛、白马、参狼、封养、吾良、当阗、发羌、唐旄、且冻、傅难等部族。他们分为许多大小不等的群落,人数较多。东汉时,羌族发展到 150 多个部落,大部落几万人或万余人,小部落仅有几千人。某一部落强大时就分解,衰落时就补入其他部落。其分布也很广,以西海郡(青海)为中心,南自蜀郡、广汉郡之西,西北至西域车师(吐鲁番盆地)、鄯善(新疆自治区鄯善县)等,相当于今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及四川西部地区。
西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内附羌人与汉人杂居凉州各郡县,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朝廷在陇西特立护羌校尉府,下设从事、长史、司马、通译等若干成员,负责管理羌族事务,其权利大于郡太守。东汉时期,护羌校尉的主要职责是尽量消除其不满,力求通过获取西羌的信赖来维持西陲边境安定。同时,护羌校尉还负责在边境建立和发展屯田,以解决戍军的物资供应 29 ,而减轻后勤困难。和帝永元十四年( 102 年)前后,在金城地区拓有 34 处屯田。护羌校尉与幽州部所置领乌桓校尉、南匈奴所置使匈奴中郎将、益州部所置蛮夷骑都尉具有同样的级别和性质。它的建立,曾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协调汉羌关系的作用,只可惜所使用良吏较少,产生的积极因素实属有限。
在护羌校尉之外,刘汉政权曾于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在金城开始设立了属国都尉,令其专门负责处理新附氐羌等夷人事务。到了东汉,朝廷又在上郡(河套)、张掖(在甘肃)、广汉、犍为建立起属国都尉府,与西汉相比,数量增多了。属国都尉的地位仅次于护羌校尉,它从起初较单一的军事权力发展成为后汉的军事政治权力集于一体,执行着相当于郡守的职能,管辖若干个县(县内也有汉人居住)。由于在和帝、安帝时有大?夷等众多羌人内附,被安置在凉州、关中及西南广汉郡等地方,因而以属国建置加以统辖。各个属国的羌族居民各按自己固有的习惯生活,原部落酋长人负责任,都尉府只是对其进行监督性管理。众多的羌人要遵朝廷的规定,承担一定的劳役,还参加边境军队,为刘汉政权守御边土。各部落还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贡赋。属国都尉府和护羌校尉一样,府中官吏的腐败,致往往不能较为长久地维持西部与西南部羌汉民族的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汉朝政府只是在羌人较为集中的陇西、蜀汉地方设立专门管理羌人的机构属国都尉府的,并不是将所有的内附羌人都纳入属国都尉府的统辖范围,在西北和西南部的一些边郡有少数羌人分散居住,朝廷就令各边郡接纳和兼管这些羌人了,他们同汉人一样生活和生产。
汉、羌也有过不少的冲突与对抗。汉武帝击败匈奴,打通西域道路后,“又西逐诸羌”,侵夺了羌人的地盘,此种扩张行为,导致了元鼎五年(前 112 年)的羌族反抗。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等部族联兵 10 万,围攻令居(甘肃永登县境)、安故、桴罕(甘肃临夏县),第二年由李息等率兵击退。宣帝时汉朝政府又讨伐过羌族的几次反抗,并取得胜利。东汉初期,朝廷推行较为合理的民族政策,没有伤害西羌的利益,西部民族关系处在逐步调整之中。陇西太守马援于建武十一年( 35 年),被迫采取军事手段征服了进攻临洮的先零羌,将其投降者安置在天水、扶风、陇西等郡。明帝永平元年( 58 年),“辅虏将军马武破烧当羌,徙七千余口于三辅” 30 。这两次平乱及善后办法的要点是:用武力手段驱逐,用行政手段内迁管理。东汉初期的羌、汉冲突和战争,责任主要在汉人这一方。尽管朝廷没有实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一些地方官吏品德素质低劣,没有善待羌人,而使边陲不能长期宁静。正如建武九年( 33 年)司徒掾班彪所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自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31 ,不过,这一时期,地方官员还未到胆大妄为的程度,还未产生大规模的羌人反抗,国家对西部羌人还没有失去控制。
到了东汉后期,官员十分腐败,政治极度黑暗,属国都尉等官吏更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即夺其财而役其民,使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起来。安帝永初元年( 107 年),西域通道受阻,朝廷令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汉阳各处羌人开赴西域,去迎接西域都护段禧回归。那时各部羌民“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王弘又)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多有散叛” 32 。接着,先零、勒姐、烧当、钟、当煎等羌民族也随之起而反叛。顺帝永和四年( 139 年),朝廷任命刘秉为凉州刺史、来机为并州刺史,“机等天性虐刻,……到州之日,多所扰发” 33 。从而使第二年夏天且冻和傅难两个羌人部落造反,攻打金城,并与湟中羌人“寇三辅”。在羌人眼中,汉族官吏大都是抢夺他们财物的强盗,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桓帝永寿元年( 155 年),名臣张奂奉命出任安定属国都尉时,大为吃惊地发现,他的 8 个前任都尉皆是向羌人巧取豪夺的贪官,对之甚为气愤。他为人正派,拒绝接受羌族酋长赠送的良马与金银食器,并当众发誓道:绝不让羌民的马入我厩,不使其金银入我怀。羌人被他的清廉和正气所感动,各部皆臣服,辖境遂安。只可惜这样的好官太少了,除了张奂外,就只有皇甫规将军一人了,他在凉州先后诛杀和罢免大贪官 6 人,小贪官百余人,使众羌人归服,西疆安静。他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强,下狱罚作苦役 34 。由于吏治腐败的日益严重,凉州“羌患”局面终究不能改变。
东汉中后期的统治者,既对西羌缺乏安抚,没有预防边患的目光,又对已经形成的羌人反叛缺乏积极的应付手段和成功的战略措施。他们在血腥镇压不能完全凑效时,便采取消极的收缩政策和逃跑方式。当安帝永初四年( 110 年),凉州爆发羌人叛乱之时,国家从财力上似乎已不能与之对垒了,更确切地说,是“黔驴计穷”。于是,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陟马主张放弃凉州刺史部各郡县,重臣庞参及有关的大部分郡县官员们积极支持这种退却政策,尽管少数地方官员和广大居民予以反对,也无济于事。到第二年,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开始往关内撤退,进行了大规模的衙门搬迁和迁民活动,表现得既狼狈又残忍。众多平民不愿离开故土,予以抵触。官吏用酷烈而野蛮之手段,焚烧他们的庄稼,竭力强迫他们离开。如此,殊失民心,竟使不少汉民投向羌人,边局大坏。
被动的收缩,无奈的捐弃,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因为战略的退却或转移,必须以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积极主动因素为主要条件,否则是没有前途的。东汉在上述几方面都是不值一提的。所以,其时的形势是注定不会好转的。让出凉州,必使防线东移,关中成了前哨营地,缩短了边境与朝廷的距离,给统治者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正象时人所批评的那样: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随尽东海犹有边也 35 。结果到桓帝末年,羌人不仅占据了西北安定、北地、陇西、上郡,而且从甘肃之汉阳到五原郡、云中郡的千余里土地,也先后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 36 ,并且,西羌还不 时地袭击京畿地区,西北的羌患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