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四）完
25．空军(公元1935年迄今)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空战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
空军的热心倡导者
技术和飞机的发展
德国空军和闪击战
英国和美国空中支援的基本原则
防御空袭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空军和后勤
空降作战
空战起源
从神话和民间的传说中证明，自人类进行有组织的战争之后，从空中进行攻击一直是人们渴望的梦想。骑上飞马的勇士，训练有素的天鹰运载着部队，这样的故事难以数计， 更不必说骑着炮弹飞越敌人阵线的那些过于夸大其词的神话了。
自从1782年热空气球首次飞行成功以后，专业军人和军事学的初步涉猎者梦想把部队或弹药从空中运往敌后方敏感地区，就有了实现的可能。1794年在莫伯日的法国革命战争 中，气球首次用于军事。美国内战中，气球广泛应用，但成效不大。当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被围四个月，共有65个气球在巴黎煤气厂充气后，执行向城外单程空运任务， 共运输了23485磅急件，164名人员和381只信鸽。
正是这次任务表明战争中不能用气球进攻，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要失败。许多巴黎气球降落在德国阵地之内，有些飘落出海，至少有一个气球已飘到挪威。很清楚，气球必须 有了更加容易控制上升和推进的方法之后，才能梦想飞到敌人后方去。
1903年莱特兄弟的发明找到了更好的路子。从第一次动力飞行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间隔11年时间，飞机已发展成为战斗武器。第一架飞机意在补充信鸽进行通信和加强 骑兵侦察。1907年美国陆军为此目的建立了陆军通信兵所属航空小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
从一开始，美国军人和军事航空人员就在考虑使用飞机遂行直接作战任务的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军队都想使用飞机。从仅能进行观察的侦察机演进到战斗机，是 在飞机上装置机枪之后不久的事。机枪可以由驾驶员或观察员射击。这样，虽然军用飞机的主要用途仍是侦察，但飞机已具备了积极作战的能力，从此在战场上获得制空权就成为 机载武器的任务了。
飞机里安装机枪的想法在战争中双方早有酝酿，但当时的飞机和武器有许多缺点，机枪需装置在螺旋桨翼旋转的半径之外，如装置在机翼上下，但这样很难进行有效地射击。 解决的办法是把机枪安装在驾驶舱飞行员的旁边，这样飞机头部和武器可同时瞄向地面或空中的敌人。但是麻烦在于机枪子弹碰击螺旋桨，会很快把桨翼打坏。
法国人临时想出了一个原始的解决办法，即在螺旋桨翼上包一层钢板，这样本来要穿透桨翼的子弹就可弹跳出去。德国人从缴获的法国飞机上看到了这粗糙的防弹装置，进而 在福克尔型单翼机上安装了性能良好的固定机枪，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处于领先地位。德国机枪射击时与螺旋桨旋转同步，子弹可在旋转的螺旋桨翼之间射出。后来在此基础上 ，法国人在纽波尔特飞机上安装机枪时，又作了改进。机枪装在机翼上的做法，当时还很少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三种不同的军用飞机：即侦察机、战斗机和更为笨重的轰炸机，轰炸机通常装置多个发动机。大多数是双翼机，也有三翼机和少数单翼机。
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队长休·特伦查德将军于1917年发展了合成战斗轰炸机，这是最重要的进步。把战斗机稍作改动，携带四颗轻型(25磅)炸弹，用以支援地面战斗，而战斗 机的性质未变。这样，战斗机夺取空中优势的主要目的达到之后，就可以单独使用机枪，也可投掷轻型炸弹以支援地面部队。1918年使用战斗轰炸机，对于德国大规模进攻获得初 胜是有贡献的。英国的战斗轰炸机在抑制德方进攻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索姆河反攻(1918年8月)和美国的圣米耶尔进攻中(1918年9月)，首次大规模使用轰炸机和 战斗轰炸机，进行航空火力准备。
空军领导人员，尤其特伦查德将军强烈要求组建独立的空战军种，就象陆战有陆军，海战有海军一样。1918年初，特伦查德将军获得如愿，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改编成了独立 的皇家空军。当然，应否独立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争论的，但采取空军独立方针的英国和别的国家，总的看来，更加有利于灵活而大胆地使用空军。
空军的热心倡导者
20年代、30年代关于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军事理论家当中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等学英国的样子，建立了独立的空军，使空军与陆、海军 平起平坐。但大多数国家还是把军事航空部队作为陆军的组成单位，在多数情况下，如像在美国，把军事航空部队分别编入陆军、海军。
虽然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创建了独立的空军，皇家海军却坚持要继续控制海上的飞机，尤其是舰载机。所以海军航空兵隶属于皇家海军，而不是皇家空军的组成部份。美国海军 同样坚决要求控制海上空中力量，因美国的其他军事航空部队仍然置于陆军控制之下，这个问题争议不大。
最著名的空军倡导者是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杜黑。他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空中指挥》。有些人把他比拟为伟大的美国海军倡导者——称他为“空中的马汉”。世界 上的空军人员，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空军人员是同意杜黑下述论点的：即在未来战争中，将依靠空军取胜，空军需要袭击敌国后方地区和地面战线。早在严阵以待的敌方地面部队 作出反应之前，敌方工业国家的作战能力已被破坏，人民受到恐吓，继续作战的意志已被摧毁，杜黑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中，空军占据第一位，而陆、海军已沦为空军的支 援部队。无怪乎大多数将帅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空军人员和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文职著述家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有趣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际，美国空军虽然还在陆军控制之下，却像英国皇家空军人员一样，热情地采纳了杜黑的主张，同样有意思的是，德国空军虽然是个独立 的军种，但只作为陆军和海军(一定程度上)的助手在使用，从未真正试验过杜黑的论点。许多英国人把特伦查德的理论，许多美国人把米切尔的理论和杜黑的论点是等量齐观的。
事实上，诚如我们所见，空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指挥和结局的影响，比大多数将帅在战前的估计要大，但还达不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料的那种程度。事实很显然 ，如果武器的杀伤力能够达到极大数量级，战略空军理论才能成立。高爆炸药可以造成惊人的破坏，但炸药本身还不能如杜黑所言，可以摧毁某个国家及其作战能力。原子弹的使 用(这一点杜黑并未估计到)才给他的理论赋予了真正的意义。
技术和飞机的发展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技术进步，尤其在发动机和飞机结构上的进步，明显增大了飞机的速度、航程和运载能力。这期间出现了现代高速战斗机和近程、远程轰炸机样机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殖民地边界战争或种族战争中把飞机看作是一种效果极好的惩罚性武器，使用飞机不仅对地区暴乱能作出快速反应，而且常常因此而避免了代价高 昂的地面讨伐战。
英国的飓风，尤其是喷火式战斗机是下单翼单发动机的典型机种，在德国，梅塞施密特Me109是典型机种。这些飞机在机翼上安装了多达6挺或8挺机枪，改装后并可运载轻型炸 弹，起到轰炸机的作用。其飞行速度每小时达350到400英里。
双发动机的下单翼轰炸机(道尼尔、海因克尔、布伦海姆等各型号)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轻型、中型轰炸机的样机。这些飞机的航程、速度、载荷量 都有提高，可以装载更多的杀伤武器，航程可达500英里。这些飞机在当时已可大批量生产。
1935年，美国生产了战略轰炸机样机，设计者意在实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言的那种战争。B-17或“飞行堡垒”是第一种现代化的四发动机远程轰炸机。B-17和基本 相似的B-24“解放者”和更先进的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在击败德国和日本时起了主要作用。
1939年，英国雷达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战斗机的引导方法。无线电通讯和控制中心发展后，就能够十分有效地使用战斗截击机。新引导系统增大了英空军单 机或多机作战的效果，为英国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英国喷火式战斗机的质量稍优于Me-109，实际上在英国战役中，喷火式战斗机尚未充分发挥潜力。大部分喷火式 战斗机装备有甚高频无线电，但因有些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和大部分飓风战斗机中队尚未装备无线电，所以只能以高频通讯实施无线电指挥。
德国空军和闪击战
新型战斗机和轻、中型轰炸机性能日益提高，为创建第一支现代战术空军——德国空军提供了手段。西班牙内战为地面武器及其原理的发展提供了试验场地，同样也为飞机和 空战提供了试验场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对于飞机的战术运用都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将军的西班牙“叛乱者”；苏联帮助“忠于共和政府者”部队 。后来，德国空军与装甲师、步兵师互相协同，才得以快速蹂躏波兰、法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和苏联西部。德国进行闪击战，几乎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就能决胜。
当然，闪击战大大得力于德国人有效而彻底地改革了战术空中支援。他们从闪击战的原理出发，把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组合成一个战术武器系统进行作战。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和英国都试验过战斗轰炸机空中战术支援的原则。但实施这个原则最成功的第一个战例还是德国入侵波兰之战。德国人在此次入侵中，飞机和装甲车辆的 协同也是成功的。这一点早在20年前就为某些英国人如斯温顿和富勒所预见。
在飞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支援之下，装甲纵队的包围行动体现了战术空军的三个基本功用，就是：(1)击败空中之敌，摧毁和压制敌空军基地以取得空中优势；(2)遮 断交通线以断绝敌方增援和供应；(3)用航炮对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火力支援，攻击战场目标。德国起先最强调第二方面。因为德国第一个对手在空中只能进行微弱抵抗，而德国空中 武器对于暴露的静止目标最为有效。经过西线八个月的“假”的战争僵持局面之后，德国继续对荷兰、比利时、法国进行了同样的闪击战。上述战争中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飞机大 力支援地面部队行动，尤其对于交通中心和车辆集中地区是个致命的威胁，这些飞机还承担侧翼掩护的任务。
英国和美国空中支援的基本原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也想要发挥空中支援的潜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空中支援方面最重大的发展是在中东战场。1943年英空军在阻止隆美尔向埃及进攻 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空中和地面部队之间灵活协同的程序由英国战场司令官制定。司令们在这时候才能第一次搞清楚德国人早已实施的战术空中支援三大任务。英国和德国 在方法上的主要不同点是空、地指挥关系问题。按德国的体制，空军指挥官隶属于地面指挥官，并按地面指挥官的要求部署部队。如无重大空战，这样也无多大问题。但英国人发 现在与凶恶之敌较量中，若要夺取或阻止敌人取得空中优势，空军将顾不得地面战斗如何，只能把夺取空中优势作为第一位目的。因此，空军指挥官必须从最适宜于空战的原则出 发来部署和使用部队，对地面目标则顾及甚少或不予关照。
美国参战后，起先是按德国的体制行事的，但在突尼斯早期空战和地面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之后，美国采取了英国体制，成了美国认可的空战原则。战后，根据飞机的急剧变 化，对于上述原则是否正确，又引起了许多争论。不过从1942-1945年的飞机和武器情况看，当时采取这种原则，无疑是最好地发挥了现有能力。
在对日本的战争中，确定战斗机的首要任务从未象在北非和欧洲作战中那样成为严重问题。部份原因是，经过几个月的交锋之后，日本在空中的抵抗不象德国在西线那样激烈 。因而在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战场上，陆军飞机、海军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作用与早期欧战中德国空军的战术支援作用十分相像。太平洋地面战斗中飞机的最佳使用是对敌滩头 防御实施猛烈轰炸和支援两栖登陆。在中太平洋作战中，航空火力准备的任务以及随后对地面战斗的紧密火力支援，主要由舰载机执行。
在西南太平洋，空中支援任务通常由第五航空队的战斗机执行，其机场在离滩头堡500英里之内。只在霍兰迪亚和莱特湾登陆战中，突击部队起初依靠舰载机支援。两次登陆战 斗空中支援效果都很好。只是莱特湾海战时，日本陆基飞机在滩头与虚弱的美国舰载航空部队较量中，一度短暂地占有空中优势。由于美军快速改建了岸上机场，陆基战斗机迅速 到达，加上航空母舰的增援，形势立即有了改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再未遇见严重的空中抵抗。
在缅甸和中国作战中，1941年底和1942年初，日本具有空中优势，但到1943年，情况有变化，主要因为日本被迫把绝大部份空中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上以对抗美国，这样盟国完 全控制住了缅甸上空，盟国飞机在华南和华中上空也很少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类主要武器(空中格斗武器除外)与对地战术空中支援有关。第一类是防空武器，这是地面部队用以回击进攻飞机，以限制其夺取空中优势；第二类是 飞机用以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这有助于夺取空中优势。 防御空袭
首批防空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步枪和机枪，用以对抗扫射的战斗机。这些武器一般用处不大，仅仅对维护受到惊吓的部队士气有所帮助。后来使用了特别装配的0.3 英寸和0.5英寸口径的机枪，附有粗糙的瞄准装置，可以使机枪对攻击飞机作“前置瞄准”。也还使用了附有类似粗糙瞄准装置的轻型火炮。这些火炮发射装有瞬发引信和定时引信 的高爆弹。可是这些防空武器效果仍不理想。
两次大战之间，所有国家的高射炮都有极大改进。由于加强防空的需要，军用电子技术大为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有了较为精巧的计算装置(与现代光学设备相结 合)，可以精确追踪飞机，预测飞行路线，测算距离、高度和高爆弹到达拦截射向点的飞行时间。通过这种计算装置可以电动调整火器的左右高低射向。这些改良，对于象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的飞机确是致命的威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飞机性能已有提高，那些改进后的武器，精度相对又显得差了。所以这次战争中飞机损失率虽极高，原因还不在于 此。
无线电引信或者延炸引信的发展(见第24节)，大大增进了高射炮的杀伤力。由于雷达跟踪设施和电子装备的发展，高炮对于低空飞机的杀伤力进一步增大，然而为抵销新技术 效果的反措施又跟着出现。如1943年盟国轰炸机进攻时，撒布“金属干扰带”或者无数金属箔片以干扰德国电子防御设施。具有“机载导航雷达”系统的飞机，高速、高空飞行能 力日益提高，能够用雷达发现并指示目标。这就大大抵销了新的防空技术的优势。
防空武器的近期发展包括大型火箭发射的自动寻的导弹或电子制导导弹。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谈到空对地武器，至少直到50年代，主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两种，即机枪火力和小型杀伤高爆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增加了很重要的两种，即凝固汽油燃烧弹 和火箭。这两种武器增强了空中支援的实际效果，亦有助于增长己方士气和瓦解敌军士气。
空中对地面目标的袭击效果，就摧毁杀伤力而言，不能尽如人意，而人们对一架较小的飞机能集中装载数量惊人的武器弹药，曾寄以更大的希望。飞机历来在发现和攻击远距 离目标时精度差，飞越目标时速度高，飞机作为射击平台与地面相比不太稳定。不过当炮兵支援有限，或火力不能有效打击目标时，飞机常常在支援地面部队时发挥重要作用。尤 其支援飞机对地面部队的士气影响极大，对被攻者可使其士气消沉，对被支援者可使其士气振奋。
空军和后勤
飞机的后勤支援潜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尚未被完全认识，但使用运输机进行空降突击，许多国家在战前就认识到了，德国人和俄国人曾进一步发展了空降作战原则。使 用运输机对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后勤支援，大量地面部队的战略性空中转移，日常的和大规模的空中后送伤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美国人在英国大力配合下首先实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缅、印战场上，最广泛实施的是空中运输。史迪威将军在北缅的作战部队(最后战斗实力超过六个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全由空运解决供应 。能远程突进温盖特的钦迪特旅全是依靠了空军进行突击、空中战斗支援和空中后勤支援。斯利姆将军的第14军在中缅进攻的胜利高潮中，主要依靠的也是空中供应。与此同时， 在更靠北的地区，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是靠空中供应进行作战的。上述种种显示了飞机惊人的空中后勤支援能力。
空降作战
空中突击部队如同装甲师，是属于20世纪型的部队，它的特点、训练、武器和技术等方面都需从特定任务出发加以考虑。部队的使用原则必须和其特点和所执行的任务相一致 。不仅空降部队内部要协同，还必须和执行共同任务的其他作战部队协同。例如在空降突击的情况下，有一条主要原则是：空降部队必须迅速和配备有重武器的常规部队会合，这 就是协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机件不可靠，载荷能力有限，起飞性能不稳定，这样，作战中就不能用飞机运载部队作战术上的调度。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普 通的和驾驶员专用的降落伞才得以改进完善，这种降落伞能快速张开，便于携带，牢固结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部队进行空运的必需条件已开始趋于成熟。假如第一次世 界大战不结束，美驻法勤务部队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准备于1919年进行空降作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德两个政治上具有明显侵略性的国家曾坚持不懈地试验过空降作战 ，或许这也是自然的。苏联在1930年就进行过试验。德国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也跟着进行试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德两国已拥有师规模的伞降部队和空运部队。
当时其他西方国家这方面的进步不太显著。美国在1928年的陆军训练中，曾用降落伞投降过少量人员和装备，随后，还偶尔进行伞降训练，但直到1938年才将空降作战列入陆 军条令，到1940年才开始整编和训练空降部队。英国虽然早在1927年已进行试验，但也是到1940年才组建了空降部队。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空降部队。
俄国在空降部队的发展方面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虽然就空降作战而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接着1940年，空降部队在芬兰的作战也令人 失望。所以大家都不再重视空降作战，直到1940年和1941年德国分别在荷兰和克里特岛空降成功，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也使苏联恢复了对空降作战的兴趣。德国对苏侵略时(1941年 6月)苏联有三个前出的军，每军配属了一个空降旅，装备齐全。以后几次主要作战中，苏联空降部队屡遭挫折加上飞机缺乏，作战又有紧急需要，所以就把空降部队作为常规地面 部队使用了。
1940年以后，德国空降部队的发展情况很少透露，但成效显著。德国在大战之初，空降战获得成功，不仅因为实事求是地估量了空降部队的局限性，而且还能冷静地对待任务 和客观地估计他们的能力。所以除一、二次例外德国人一般不给仅装备轻武器的空降部队分配不适当的任务。他们在条令上规定空降部队应与装备重武器的常规部队迅速会合，条 令中最后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突然性的作战原则。
1940年春天，德国以经过训练的空降兵4500人组成第七空降师。该师隶属于空军，而不归陆军领导。德国空降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一个通信营、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 个反坦克营和一个高炮营。辅助部队和其中的一个步兵团是由滑翔机运输的。
德国为增进空军空降师的能力，将陆军第22步兵师(12000多人)进行了机降训练。用来进行空降作战、投伞空运、滑翔机牵引和部队运载的飞机都是容克52式运输机，这是一种 能装载22名武装士兵的三引擎单翼机。1940年时的滑翔机是DSF230式，能载9名士兵。
从现代意义上说，上述两个师中只有一个才是空降师，另外的一个步兵师可以机降，这就是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西线进攻时所拥有的全部空降力量。考虑到德国空降部队人 数不多，其所获战绩已很辉煌，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富有胆识，战术上足智多谋。例如德国人用了投降假伞兵的办法把敌方注意力引离实际投降地域，并在这些地域 造成增大实力的印象。另外一个办法是对空降地域实施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有可能时，也进行炮兵火力准备。1940年5月10日德国实施空降战，主要针对荷兰，只留下500名士兵 的预备队用于比利时。对荷兰实施空降战的主要目标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莫尔地克的桥梁。海牙只作为第二位目标。四个伞兵营、一个空降团进攻三个主要目标，获得完全成 功，损失极小。一个伞兵营、二个空降团进攻海牙，伤亡惨重而导致失败。
德国在比利时的空降作战获得险胜，但战绩出乎意外地辉煌。此次作战的目标是“马斯特里赫特附属地”以西阿尔贝河上的两座桥梁和埃邦埃米尔堡，该地扼守空降地域翼侧 。攻占运河上的桥梁和要塞是场漂亮仗，并不费事。但荷兰人成功地炸掉了马斯特里赫特的默兹桥，滞迟了自东而来的会师部队，但并未影响最后结局。
此外，德国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进行了四次空降作战，其中克里特岛是一次大规模的空降战，是历史上唯一仅由空降部队进行的主要战役。德国空降部队和飞机的 损失十分严重，从此再也无法进行重大的空降战。
进攻克里特岛是由第7空降师在希腊第五山地师支援下进行的。按计划此次登陆战可以立即得到舰载部队的支援，但海上支援遭受英国海军阻挠。该岛英国战斗机的防御十分微 弱，空降第7师着陆是在德国空军严密掩护下进行的。但空降部队着陆后受阻，遭受严重伤亡，于是决定第5山地师着陆。若不是冒着英国人的炮火，在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山地 第5师的增援也要失败。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为最后进攻获胜奠定了基础。
德国空降战虽有局限性，但对所有参战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以后又为盟国的经验所印证。空降作战中突然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达成突然性，就必需迅速猛烈地扩大战 果，不给敌人以喘息和作出反应的机会。
空降作战中陆军和空军各自分开指挥会造成困难，因为伞兵和滑翔机降部队不可能装备齐全，以对付地面的顽强防御，尤其缺乏装甲车辆和反坦克武器，使情形更为困难。所 以，空降部队着陆后，必须迅速在短时间与常规部队会师，这一点对于取得胜利十分重要。最后要注意，空运要和地面部队的行动相适应。
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英国在进攻中经常实施空降。部队经常由飞机空运，然后伞降到地面，或者由滑翔机运载，进行“摔机”着陆。
在海上，飞机对于水面部队的支援，其原理与陆上相似，虽然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有不同之处。两次大战接近结束之际，专家们对于空军能力及其局限性的看法，意见极为分 歧，但空军已成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26．从登陆队到联合特混舰队(公元1940年迄今)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两栖作战的来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栖登陆战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栖作战
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 两栖作战的来历
自从人类开始“上船下海”，不论他干什么“海上营生”，在航行中总是要牵涉到在外方陆地登岸的问题，而在陆上的人们又往往企图阻止船上人员登岸，在这种情况下，一 种传统的对抗形势就形成了，船上人员进行登岸的战斗，而岸上的人进行反登陆战斗，对于守在岸上的人来说，进行这种战斗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对于登陆者，战斗就比较特殊 。有关的水手就要从船上活动过渡到生疏的陆上战斗，这是很棘手的问题。但多半情况是水手留在船上，作为船上乘客的士兵就要承担登岸的任务，并要求其登上岸后立稳脚跟。 从乘客转变为战斗员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转变时期，使得登陆作战——近来才称为“两栖作战”，变得既复杂又危险。为减少危险，把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规定操纵船只，运载士兵(或者也就是 其他水手)上岸，是水手的责任，为了使士兵上岸后迅速方便地到达滩头，登陆还应选择在岸上人员抵抗较微弱之处。所以很显然，作战若要成功，船只操纵人员和参战人员之间需 有相当的计划和协同。
纵观历史上无数登陆作战，成功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水手负责船只操纵和运载士兵上岸，士兵上岸后负责战斗。这两种人员之间在计划和准备阶段，除少数情 况外往往意见不一致。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水手、士兵之间观点不同，在进行复杂的登陆作战中，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水手们要保证船只不搁浅，希望不要在无准备情况下被不意出现的敌方舰队卷入海战，士兵则希望不湿衣服就能上岸，希望在全部上岸摆开阵势之前不要遇见敌人。这种希望 也是不奇怪的，但对立的愿望很少能够完全得到调和。所以，很自然，士兵和水手只要可能总是回避两栖作战或登陆作战。历史上，20世纪之前这是通常的情况，只有少数重要例 外：如古希腊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爱琴海上和在岩石重垒的海岬之中几乎感到同样舒适而习惯。北欧海盗又以他们善于在海上、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滩头上作战而自豪 。
到17世纪末，士兵和水手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常常转化，有时甚至已经消除。例如在军官和高级船员之间尤其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舰队入海，船上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都是 军人。那时大多数海军将领往往是原来的陆军将领。但火器改良完善之后，出现了海上作战的帆船，海战陆战就各自向专门化发展而区别越来越大。随着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军舰 “海上将军”布莱克和蒙克号的出现，后甲板上、马背上——即海上、陆上指挥官相等的时代就此结束。
往后250年，海、陆军事专业进一步分野并趋于专业化，当需要进行登陆作战时，协同更加困难。也有例外：如1759年沃尔夫将军和桑德斯海军上将在魁北克，1801年海军上将 基思和艾伯克龙比将军在阿布基尔都曾进行协同。尽管在协同过程中有些摩擦和误会，甚至常常提出临动议，但英国陆、海军司令官们在上述两次战斗中，至少是努力合作的，他 们真正共同计划，共同努力作战。
上述例子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迫使皇家海军和陆军在两栖作战中进行协同。这种被迫协同的因素多于自觉的因素。19世纪，英国作战中胜败参半。 1814年打算占领华盛顿的登陆作战，以及后来1815年新奥尔良之战都失败了。
在该世纪，美国也吸取了一些教训。美国早期最能干的两栖登陆战实践家是温菲尔德·斯科特。由于他的1813年安大略湖乔治堡之战和1847年墨西哥湾维拉克鲁斯之战获胜而 名声卓著。(第一次作战是和海军准将奥利夫·哈泽德·佩里合作，第二次作战是和他的弟弟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美国内战中，在北卡罗莱娜的 开普菲尔河口的菲什尔堡是北军发动数次两栖作战的战场。1864年12月，在愚昧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指挥下，打过一仗失败了。一月之后，艾尔弗雷德·H·特里将军和戴维·D ·波特海军上将协同之下，共同计划，共同指挥作战，获得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两次登陆战失利，这表明英国和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海上力量。登陆战原则应与当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充分地保持同步。1914年11月在坦噶，德国将 军保罗·冯·莱特欧·沃尔贝克打退了英国登陆部队。这是他连续四年在东非所获一连串胜利中的首次胜利。然而那是1915年4月和8月，在加利波利的失败才使英国最清楚地暴露 了陆、海军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经验，事实上导致当局认为面对现代精锐陆军，两栖登陆战不可能获胜。防者凭借野战工事掩护，处于有利地位，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进行射击，这对于蹒 跚上岸、处于开阔滩头上的攻者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其他军事分析家对于加利波利的结局又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了解他们争论的性质及其结果，理应回顾一下过去。
1915年2月，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进攻流产，这是个预先警告。土耳其在德国奥托·利蒙·冯·桑德斯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集结部队，并在可能登陆地区建 筑了工事。1915年3月底，一支规模巨大的协约国舰队，集合在靠近海峡出口的希腊群岛上，防御者也迅速作好了应战准备。
出乎意料，由于英军措置失当，土耳其赢得了更多的战备时间。当英国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命令部队做好登陆准备时发现，部队已上了运兵船，装备和枪炮已装在货船上 。如果平时行动，无疑人员和装备分船装运比较方便，但对于两栖登陆，却十分不利。于是船只开回亚历山大，按单位进行战斗装载，人、枪、弹药、装备在同一船上运载。
与此同时，利蒙·冯·桑德斯充分多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组织指挥大约6万人进行弹性防御，尽可能作好准备，以对付英国可能沿长达几百英里海岸线上任何地点进行登陆 。
4月23日，登陆战开始，登陆部队由各种不相匹配的小船装载，形成杂乱的纵队进行登陆，舰炮进行火力支援。尽管损失重大，英国人仍夺取了两个主要据点，并很快就要占 领两个能够鸟瞰整个半岛和海岬的制高点。但由于动作十分迟缓，加上指挥无方，竟失去了取胜的机会。而迅速集中的土耳其人却占领了高地，并在狭窄的滩头四周挖壕据守。
战后，研究这次作战的分析家认识到，英国没有取胜，并非由于土耳其火力猛烈，虽然土耳其的火力也使英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分析家注意到火力优势是在英国一边，英国能 够突然集中重型大炮火力射向选择的登陆点。而土耳其人并不知道英国将在何处发动攻击，所以把绝大多数人员和武器作为预备队配置，直到英国人发起攻击才投入使用。所以当 英国部队靠岸时，尽管据守若干滩头的土耳其部队以战壕为依托，重创了英军，但开始时的火力对比，英国占优势。并且，英国部队登岸后，其增援部队要快于土耳其预备队的陆 上增援。英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原则，缺乏计划，缺乏协同和缺乏果敢的指挥。
1915年仲夏，已登陆英军陷于半岛一端的几个令人烦恼的浅滩之中，英国人决心在新到的一个步兵军共25000人的增援之下准备再战。
8月6日晚，新到的步兵军在苏夫拉湾上岸。目的是重新夺取全局的主动，解除来自筑垒环形防御的压力。登陆时间预定22点30分，恰值下弦月亮上升之际，作战由弗雷德里克 ·斯托普福德指挥，他被选定担当这个重任，并不是因为他英明果断，而是因为资格老。他和他的部队均无作战经验，他的下级指挥官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对于此次作战的特殊 战术问题一无所知。而海军已把许多舰船，包括威力最强大的战舰调遣回国，所以不能提供足够的炮火支援。
在夜暗中登陆成了组织指挥和没有经验的官兵的沉重负担。单位建制互相混杂，官不能指挥，兵难于受命，因为谁也弄不清他在和谁对话。敌人火力又加剧了混乱，后果自然 是一片惊慌，失去控制。
其实，射向一片混乱的登陆人员的敌人火力是微弱的，但那么微弱的火力也被证明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登陆部队经过一夜惊吓，变得死气沉沉，第二天天亮，也不能使士兵 们有所振奋，要沿着海滩连接的盐碱地直到远处的高地，用靴子把士兵们踢醒过来。少数勇敢的士兵已向东边攻打过去，大量的还在离水边不远处纹丝不动地耽着。斯托普福德将 军上了一艘英国战舰，似乎也无法恢复对部队的控制。他的师长们既无指挥也无引导，实在是等而下之。土耳其部队却向前靠拢，固守鸟瞰海湾的山瘠。这山瘠本来英国人早在7日 就应抢占，哪怕没有海军炮火支援也必须抢占。加利波利的希望成了泡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大规模登陆战告吹，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栖登陆战原则
从加利波利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变化剧烈，引人注目。历史清楚地表明，不研究这个时期中两栖登陆战的曲折发展过程，就无法叙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胜利。在大战的最关键时刻，欧洲轴心国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海岸线。日本则占据着包括西太平洋海岸的整个环形地带，只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留出了一条海上 通道。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只有在一个战场上从海上入侵欧洲大陆，在另一个战场上一环一环地夺回日本人设防的群岛和环礁岛。日本人在这些岛上严密设防， 抵抗敌对力量以保卫本土。
同盟国执行了上述任务。在恢复战局过程中，同盟国的两栖攻击从未失败，这看来似乎是个奇迹。因攻击部队人员易被杀伤这个固有特点仍然未变，防者往往具有强大的火力 优势。那么登陆战为何又能获胜呢？这种现象只能作如下解释，即两次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理论已发展健全，火力支援包括航空火力支援有了改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 了新的、专门设计的登陆车辆和舰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的两栖登陆战原则，大部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22-1935年之间发展的。虽然大部队实际投入两栖攻击战时，这些原则要作大量修正，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原则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军事思想家约米尼的一个格言的修正而已。约米尼说：“在选定登陆点方面要欺诈敌人，选择滩头时，在水形和地形条件上要有利于攻击 者，要使用海军炮为部队开路，要尽早将火炮搬运上岸，抢占能扼守登陆地区的高地，把攻击推向前进。” [ 注 ]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试行教范》(1934年)强调了海军炮代替陆上火炮的支援作用。在步兵进攻时应当有陆上炮火的支援。教范重点强调了人员、供应品的战斗装载规则 ，作出了先登陆、先卸载、在岸上先使用的安排。部队各单位应靠拢，以维持统一指挥。需研制能在船首开门，使部队和装备能快速登岸的低吃水线的登陆舰，滩头调整哨分队应 首先登陆，对滩头进行标示，维护通向舰船的交通，指挥各部队单位离开登陆地域，这样可避免登陆地域的拥挤和混乱。教范认为，空中优势要达到三比一的强度，这个比例是进 行成功突击所必须的。还需解决空对舰船、空对地面的通讯联络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栖作战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栖作战的原则作了修正和改良，然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首先运用。比较重要的最新改进有：(1)重点强调对登陆地域敌防御设施、敌部队集结地域、公 路、铁路，尤其对滩头后方地域要进行火力准备。(2)大力改进支援火力的组织指挥，大力增加舰炮火力数量。(3)制造一批船身较低的中小型登陆舰，要求速度更快，防护力更强 ，性能高度可靠，以保证统一运载，是一种真正的、具有两栖作战特点的、更加新型的先进登陆艇。(4)发展另一类远洋运输舰，最有代表性的是坦克登陆舰。它具有紧闭的舰首翼 门，可直接向海滩卸货(人员、重武器和供应品)，从而更便于在滩头阵地集结力量，加强攻击，船对岸的后勤供应大为简化，火力支援大为增强。登陆部队进攻，可以与航空火力 和舰炮的火力的准备准确地同步进行。所有这些，都能震撼防御部队。无线电话通讯的发展对上述进步也是至关重要。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30年代都曾试验过平底登陆船，并各自发展过具有防弹性能前跳板的类似舰船，这种船在接近滩头时有防护能力，一旦船首在水边搁浅，放下跳板，船上人 、货、装备可迅速登岸。日本也曾试验类似舰船，在和中国作战时，曾实际应用。日本人还建造过比英美更大的舰艇和驳船。最早在侵略马来亚和爪哇战争中使用过这些舰船，这 样就引起了英美仿造的连锁反应。1944年8月13日，罗斯福总统在提到这种舰只时曾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我们在二年半以前还未梦想过的全新的登陆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也曾大批量生产登陆舰船，生产登陆舰并不是由佛兰德和敦刻尔克失败的刺激而引起，而是发生在珍珠港灾祸之后。
另外，生产弹药也十分重要。攻击前的火力准备所需弹药，往往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贾法尼”作战(1943年入侵吉尔伯特岛)之后，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上将不得不电告 海军说，这短暂一战竟耗尽了他60%的弹药，这些弹药本拟用以对付整个战争。
两栖攻击部队或登陆队，在开始登陆时与空降作战肯定有相似之处，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却与其他步兵进攻相反。突击部队最终到达战场之后，易受防御者火力杀伤，而自身 武器因不能发挥作用而几乎无能为力。这方面单个空降兵比登陆队士兵就更加孤立，在敌火下更加暴露。登陆队士兵在登陆艇中对敌火还有所防护，也还有同伴。空降兵突然自天 而降对敌士气有更大的瓦解作用，而登陆艇公开向敌海岸靠近，缺乏突然性，对敌士气瓦解的作用较小。空降兵具有突然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它不利的一面。然而，登 陆部队不仅有运载自己上岸的舰上固定机枪的掩护，也还受到支援舰火力的掩护，包括外海舰重炮和近距火箭炮火力的掩护，他们还能观察到对敌防御阵地摧毁性航空火力准备的 情形。
然而当第一突击波到达海滩时，步兵此时是精神上最脆弱、肉体上最疲劳的时刻，登陆虽然亦可能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在水上接敌时，一般不易遭受损失。但事实上，他们 的体力疲劳和害怕紧张肯定要比岸上驻守部队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不管火力准备的效果如何，防御部队凭借普通的土木工事，经受空中和舰炮的“饱和”火力袭击 ，而仍能保持有效的战斗力。
登陆部队由于在船上拥挤、晕船，加上陆地进发过程中对于前程的长期忧惧，所以往往病员猛增，一旦遭受射击，他们又无能为力，无法作出反应。美国联合特混舰队对欧洲 、北非沿海和太平洋、地中海诸岛的突击差不多有数百次之多。其中许多次攻击避开了严密设防的滩头，但其他多次攻击却遭到了防者水线瞄准火力的致命射击。其中较重要者至 少有三例，即中太平洋的塔拉瓦之战，意大利的萨莱诺之战和诺曼底的奥马哈滩头之战。这些战斗开始时，对于结局如何，攻方是极为焦虑的。往往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结 局仍然是成败未定。这三次登陆若被击退，对于美国是骇人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但每次都获得了险胜，原因是在不同程度上攻者受到了四种援助：在盟国占空中优势的背景下 ，空中支援得力；准确有效的舰炮火力支援；攻方越过滩头的增援部队比防者数量多、行动速度快；部队按两栖登陆战的原则受过很好的训练，指挥官又都信奉这些原则。
两栖登陆战原则中的关键因素是作战的目的，这点谁都能理解。就是说登陆部队的作战目的不仅要通过水线，而且要通过滩头到海滨沙石地区，进而到达岸边高地。行进时尽 可能队形严密，武器、主要供应品尽量齐全。加利波利战斗证明，登陆部队如在滩头被困住，就会彻底失败，如能到达滩头，并前出到道路出口，就能如其他野战一样，进一步以 火力和运动相结合，来分割和攻击敌军。1933年，共同博德出版社出版的登陆战旧教范中叙述两栖登陆战发展到上述阶段后，和其他作战的区别只是“登陆战事实上不过是对有组 织的防御之敌的阵地攻击，只是以舰炮火力支援代替师、军和集团军炮兵火力，以一般的海军飞机的支援替代了陆军飞机的支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需要在北非、大西洋、地中海欧洲沿岸、东南亚沿岸和太平洋岛屿进行登陆战，但小型两栖登陆舰未能满足这种需要。结果作战原则普及了，但遇到某 些具体问题却拿不出真正的标准。如从舰到岸的车船一次载运量是多少；攻击舰波中究竟应使用何种型号的舰艇，要多少；要多少非编制的支援火力和装甲车辆，用以掩护靠岸中 的营基本登陆队。
处理这些问题的规则是尽可能使用现有物资器材。在欧洲，直到最后一次登陆战，营登陆队都以希金斯舰船——即步兵登陆艇、车辆人员登陆艇、坦克登陆艇和水陆车辆来装 载登陆人员和装备器材。这些舰船都很引人注目，却无装甲防护，因为实在拿不出别的舰艇来满足需要。但是到进行太平洋战争时，除上述基本舰船之外，真正的两栖登陆车辆的 数量日益增多。如鳄鱼式(履带式，无装甲防护)，水牛式(履带、有装甲防护，炮塔上装有一门37毫米炮和二挺机枪)，还有普遍应用的“鸭子”式水陆两用运载车。这些目标小、 防护能力强的登陆车辆，攻击舰波能携带多少，每个战役也大不一样。其数量多少并不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而要根据美国工厂能生产多少，并可以送过大洋供应战场。
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
舰炮火力支援和战术航空轰炸的样式和数量，也是各不相同的。火力支援要看对于突然性的强调程度如何，参战的战舰有多少，基地和目标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司令部对周 密炮火准备中的目标递减律的估计如何等等而定。
要提供火力准备的样板是没有的，但带有启迪性的战例是有的。两栖登陆战中有两个例子表明，火力支援固然重要，但火力支援再猛烈，其本身还不能保证对防者取得战斗优 势。
1943年11月，“贾法尼”作战的火力准备中，第七航空队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和马金岛二个目标反复地进行了轰炸，轰炸的时机是在发起直接攻击之前的一个星期，当舰 载部队向目标进发之时。后来发现只有敌表面工事有所损毁，军事人员伤亡甚少。1943年11月20日，海军舰载轰炸机就先于舰波直接对马金岛进行了轰炸。对海岸炮兵阵地的重型 高炮、发射点、仓库和人员投掷了每枚重一吨或半吨炸弹，轰炸长达一个半小时。轰炸完毕，相对而言，工事破坏不大，只在工事中间及其附近发现四个弹坑。
与此同时，在塔拉瓦环状珊瑚岛主岛贝蒂奥的两次分阶段登陆战中，舰炮进行了大力支援。这两次登陆战，一次是在黎明时分，另一次则在上午稍晚的时候。火力计划规定射 击14英寸口径的炮弹1990发，8英寸炮弹1645发和5英寸炮弹7496发。这些炮弹是从四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上发射的。在首批突击部队到达海滩前的四个小时，差不 多有3000吨舰炮炮弹倾泻到敌人阵地上。(实际突击前的炮火准备时间稍少于三小时。)
这次大规模轰击的目击者，尤其在旗舰上和武装运输舰上的人员，比之拥挤在旋转小艇里的人员观察得要清楚，他们确信敌抵抗能力已完全被摧毁。攻击主岛的火力支援大队 的指挥官霍华德·F·金曼少将说：“贝蒂奥岛上还有人生还似乎已无可能。”但他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觉。轰击后的主要影响是通讯设施破坏，防御体系解体，道路被毁，雷达设 施和铁丝网被破坏，日本人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守卫分队除大多数有地下工事掩护的以外，留下的已被炸死。表层工事结构已被破坏或颠覆，但战壕工事和土木强固支撑点 未被触动。事实上对攻者而言，在有限时间里，目标太多，炸不胜炸，而且许多炮弹都炸在空旷野地里浪费了。
攻占塔拉瓦一役，估计歼灭日本人达4690名，陆战队伤亡人员达3178名。马金岛战斗结束，毙俘敌550人，(除一名外，其余俘虏全是朝鲜劳动部队人员)，美军总伤亡218名。 这样，总共每亡三名士兵，就有二名美军士兵或伤或亡。这数字表明，火力准备的杀伤能力并未严重影响防者的抵抗能力。在两个岛上剩下的警卫部队，从数量和士气看，还可以 与同等规模的进攻部队作战，并能抵御得住。这次攻击所以获胜，因为有得力的支援和攻方有预备队的增援，而防者却得不到增援。
尼米兹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环状珊瑚岛。该岛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轰炸，也没有自然地形可用来防御海上火炮的轰击。这里除少 数礁岩外，几乎全是平地，土层很浅。此岛平均高出海面一人高。日本人在岛上清除地面、建造基地及修筑道路网之后，植被亦不复茂盛。在岛的一端，除了保护海岸炮兵的工事 之外，没有明显的水泥建筑。该岛屿长2.5英里，大部分地区平均宽800码。夸贾林岛就是这样一个仅有1.5平方英里面积的、没有自然地形可资利用以限制高爆弹爆炸威力的小岛。
夸贾林岛之战的前一个“燧发枪”战役，美国人有充分时间从吉尔伯特的新机场对目标进行系统的陆基轰炸，也用舰载机进行了轰炸。1943年12月21日，美第7航空队首次轰炸 夸贾林岛时，4架B-24型飞机投掷了6吨炸弹，1月份又炸了9次。在这个环状珊瑚岛上，共投下了200吨炸弹。
1944年1月29日开始，第59特混舰队的海军轰炸机对该岛轰炸了2天，共有4批独立的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及700架舰载飞机参加了这次攻击。
1月31日是大规模进攻之日，那天一早，近岸炮轰恢复，战列舰开到了靠近本岛1500码距离之内。美官方陆军史描述，当时所形成的火力“在数量和威力上是空前的”。每秒 有2颗炮弹在夸贾林岛上爆炸，共约7000颗舰炮炮弹(口径分为14英寸、8英寸和5英寸)，把该岛从一端到另一端耙了一遍。从附近的卡尔森岛有五个营的野战炮兵，又对夸贾林岛发 射了29000发炮弹，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击最为密集的一天。6架解放者轰炸机，就在炮弹飞行轨迹上空飞行，对同一目标投掷了15颗1000-2000磅的炸弹，袭击了岛上的重 型火炮设施，接着又有18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攻击岛的一端，同等数目的战斗机以机枪和火箭扫射岛的另一端。总计，此役共有96架次飞机从6艘航母上起飞参加作战。
一天过去，该岛已成废墟。即使见识过其他战场的经验丰富的人看来，夸贾林岛上似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已经消灭。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是当时美军火炮和炸弹造成的 最混乱的惨景。当夜，在废墟瓦砾堆中还燃烧着熊熊大火。
2月1日，美军第7步兵师两个团从小船登上夸贾林岛南端，越过沙滩，仅遇到微弱抵抗，几乎是跑步进入有效防御火力圈之内的，然后一步步打到北端。到此，已是2月7日， 战斗结束，卡尔森岛刚近的5个炮兵营，直接的全股支援火力跟着进攻线延伸，未曾懈怠。
战斗第三天，对散布在大约六英亩面积上的敌军尸体进行力所能及的检查，以确定死因。从伤口的性质、尸体附近的弹坑，加上一定限度的误差率综合考虑，以抽样抽查为基 础，计算出大约70%以上的地表面敌人死于陆军野炮或迫击炮的火力。从检查的地表面敌尸体看来，这些敌军显然是死于美军登陆之后。
这次战役和其他战役证明，估计只有4%的日军伤亡为海、空火力准备所造成。虽然伤亡不大，但生还者惊魂未定，足以影响防御者的意志，待攻者上岸之际，日军已无力集体 抵抗。随后的抵抗比起塔瓦拉岛的情形也大为不如了。对夸贾林岛按计划实施三天火力准备，规模大，火力猛，比起仅实施了三小时火力准备的塔瓦堡岛战斗，在削弱日本的抵抗 能力方面，作用要大得多。
对贾夸林岛的野炮射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战中是最猛烈、最得法的一次。目标很适合于运用逐次弹幕射击，以掩护步兵在战场上向纵深前进。这是个较小的目标，总 面积大约为4,500,000平方码。倾泻在它上面的105毫米、155毫米的炮弹共65000发，这意味着平均每69平方码就爆炸一发炮弹。在攻击发起前的火力准备期间，大约每100平方码就 有一发炮弹或一枚炸弹爆炸。但结果证明，就是这样猛烈的火力还不是“饱和”轰炸，躲在战壕、防空洞或水泥掩体里的士兵，如不被直接命中，也还能生还，可能受点小伤或者 被震昏过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所有火力的杀伤效果，使登陆队达到了登陆和建立滩头阵地的目的，但即使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对于防御者的杀伤率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到五，那 就意味着95%以上的防御人员并未遭受火力准备的杀伤。但每次战斗中，火力准备已足以压制和瓦解敌军，而保证登陆成功。火力准备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打乱防御者的通信系统。 大规模轰炸对防御士兵个人会引起震惊、混乱和士气低落，防御的效果估计要降低一倍半到三倍，这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蔓延到极为广泛的地区，许多战斗涉及到两栖作战，因此联合特混舰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虽然军种间的矛盾，使得合同指挥的原则很难向战略的 高度发展，但联合军种的战术原则是得到了证明的。从前，各海战、陆战严格分家的现象消失了，一种新的陆、海、空协同的“立体战争”，对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7．导弹、核武器及其威慑作用(公元1945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广岛和长崎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
对核战争作战原则的探索
关于技术的发展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海上核战争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广岛和长崎
1945年8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是一颗原子弹，其 威力超过了2万吨梯恩梯当量。”
1942年12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底下，建成了一座著名的实验型核反应堆，它具有一个反应系统，其输出功率仅0.5瓦。这样小功率的输出，后来却证明 它具有大功率核反应堆的生产潜力。当时，首次从这个实验堆，制造出了0.5克钚。而这种钚是以化学方法，由铀所产生的裂变物蜕变而成。用这种方法较适应于进行批量生产。制 造原子弹最突出的课题是，核材料要便于大量采集和加工，零件便于组装，弹体的形状和重量要适宜于运载等问题。而这一切又是要通过秘密的科学工程和科学管理来实现的。经 过短短的30个月，原子弹的研制获得了成功。
在早期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曾刊载过人们对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这一新发展的评论：“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 [ 注 ] 在核 时代必将出现运用核武器于战争的前景，成为各国政府和有影响人士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主宰着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方针政策。
关于核武器的评论，自然是从评述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投在日本的这两颗原子弹的性能和威力入手的。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实际威力，显然要小于杜鲁门总统最初的报告 所宣布的2万吨梯恩梯当量，估计约1万5千吨梯恩梯当量；而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其威力显然要稍大一些。
据调查统计，这两颗核弹爆炸，其后果是令人吃惊的。广岛约有3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8,400人，而伤亡竟达144,000人(其中死亡约68,000人)，长崎约有 2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5,700人，伤亡竟达59,000人(其中死亡约38,000人)。在广岛大约有67%的建筑物，在长崎大约有4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被损坏。核弹爆炸后， 这两个城市瞬时火焰蔓延，浓烟翻滚。在广岛的火焰扩展到了市中心，在长崎的火焰比较小。
核弹爆炸后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的火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炎热，天气晴朗、干燥，伤亡者衣着简陋、单薄；加上在爆炸后极关键的48小时内 ，大多数伤员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据调查统计，伤员中约有70%是由于爆炸冲击波效应而受的伤(几乎全部是由于间接效应或物理效应引起的)；约有65%是由于光辐射效应而受的 伤，约有30%是由于放射性效应而受的伤(不计因放射性效应而引起的后遗症患者)。还有许多伤员是由于多种效应而受的伤，所以，统计中的百分数超过了百分之一百。在室外受伤 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1.3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在室内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0.8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
在战场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作用，那是1945年以后的数年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感到奇怪，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抑制了战术核武器这一概念的发展。原子 弹在战争中首次运用，有它特殊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重点是用作战略轰炸。最初所研制的原子弹是较笨重的，需要用大型轰炸机来携载，而且当时只试制了有限的几 颗，是准备用于对付极为重要目标的。1946年，美国以旧海军舰船作为目标，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一次核弹爆炸试验，但这次试验并未展现出新的远景。
1950年，曾对这种新型武器作了些改进，使其自重减轻，威力增加数倍。当时，美国空军装备中出现了喷气式飞机。这样，轻型的武器用较小型的快速飞机来携载才成为可能 。于是，才开始认真考虑研制和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进行战术核武器设计时，为给它稍留“余地”，得到了军方的协助和支持。当时曾决定由海军和空军资助，共同致力于战术核武器的研制。同时，也由于 陆军和海、空军共同分担了战术核武器的研制经费，才决定将260毫米口径炮(1949年发展的)改为280毫米口径炮。这种炮及其运载的车辆是按常规火炮设计的，只增设了一套辅助 操作规程，使其具有可以发射原子炮弹的战斗性能。1951年和1952年所试制的弹丸(原子弹头)试验成功，设计方案被验收获准。陆军参谋长上将J·劳顿·柯林斯，对这样一个能机 动转移的庞然大物十分重视，并主张军队必须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原子炮兵。虽然，当时所研制的280毫米原子炮注定将会早日被废弃，但它却成了美国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现 代炮兵的先驱。
美国在致力于将核装置的重量减轻，体积缩小的改进过程中，同时加紧研制战术核武器。195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两次核爆炸试验，证实了苏联曾早在1949年进行过核试验，于 是，苏联人也有了“原子弹”。
在这以前，早已开始研制具有更大杀伤威力的核装置，这种核装置是以核聚变反应，而不是以核裂变反应为基础的。经杜鲁门总统批准，1952年11月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 克岛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这次氢弹试验是在埃尼威托克岛上进行的。试验结果，证明其威力很大，试验中心点是选定埃尼威托克附近的一个小岛，爆炸后该小岛消失，海底炸成 一个直径为一英里，深为175英尺的大弹坑。1953年苏联也爆炸了一个核聚变装置。这两次特大功率的核聚变爆炸试验，表明美、苏两国已拥有能产生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的 能力。
当地面部队为适应核武器时代对编制上和战术上的要求时，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各种复杂的考虑。这就是在朝鲜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曾进行过多次没作定论的专 门讨论。(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即当时得悉杜鲁门总统暗示有可能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时，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仓促的访问华盛顿之行 中，对此深表惊讶，这时美国就作了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对核战争作战原则的探索
考虑到未来战场将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一事实，军界开始对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战术和作战原则方面同时进行了探索。美军曾确定：要求“扩大疏散配置间隔，提高作战机 动性，节制后勤补给，加强小部队作战的独立性”这一作战原则，曾把一些师改变成若干独立作战的部队，以利于达到上述作战原则的要求。
可是，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作战的实际考虑，战争是否可在核条件下进行。无论参战的某一方，一旦使用战术核武器，是否会使问题更加恶化，使战争突然 升级到“大决战”的程度。
“总体战”这一术语，往往和“核战略”这一术语混同使用。“核战略”的含义是表示用核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即用远程战略轰炸机携载核弹，或用带核弹头的 洲际导弹等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进行核武器抗衡将会导致十分可怕的恶果。可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一直在发展核力量，以便相互进行核对抗。虽然，英国、法国以及 中国也先后发展了核武器，使问题复杂化了，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两极对抗的态势。
在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结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签定了华沙条约。
美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好象在其盟国的领土上撑开了一把“核保护伞”。50年代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公布了一项原则，对于来自任何一个华约国家的进攻，将以 战术核武器回击。但如何执行这一原则却并未部署就绪。当时认为只要申述这一原则就能抑制苏联的侵略。因为北约国家比华约国家拥有更多的战术核武器，美国比苏联又拥有更 多的战略核武器，所以战争要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70年代末，关于核武器的战术使用问题，是决策者和分析家所关注的一个论题。但无论怎样议论，究竟用不用战术核武器问题，实际上仍没有解决。 关于技术的发展
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在美国和苏联开发宇宙空间计划的推动下，武器的技术加工能力迅速提高，促使旧式武器普遍更新换代。 新型武器装备的出现，对战争性质有着极大影响。由于形势急剧变化，有些新型武器几乎是刚一使用，就被淘汰。但由于不了解新型武器的数量，也由于许多国家对新型武器都严 加保密，所以对此尚不可能详加论述。一般来说，美国和苏联发展新型武器的想法大同小异，所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也相类似。在其它国家，虽然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为数较少，但情 况也相同。美国研制新型武器倾向于较为“公开化”，其中某些武器，或多或少是作为某种通用武器型号的代表而公布的。
各种类型的导弹，在新型武器中名列前茅。导弹弹头既可以是核弹头，也可以是高能炸药的普通弹头。导弹种类包括从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到单兵反坦克火箭，其射程几乎可 遍及全球。由于控制系统和导引装置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这类新型武器命中目标的概率。人们常把这类精确制导武器叫作“灵巧炸弹”。要达到增大射程，连续跟踪目标， 首要的问题是要研制出具有更高能量，更为稳定的推进剂。从制导理论上说，要研制出攻击多个目标的新型武器是可以实现的。
导弹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地地导弹(包括潜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战后，美国最初研制的惯性制导型导弹，是美国陆军曾装备过的“下士”导弹。它具有 以固体推进剂作燃料的助推器，并具有以液体推进剂来维持运转的发动机。这种导弹于1945年9月末，在新墨西哥州怀特沙漠试验场，利用固定发射台，首次发射成功，弹体是沿着 一条很高的抛物线轨道飞行。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美国发展了带有末段制导的、改进的大型防空武器，它在大部分航程内，是沿弹道式轨道飞行。这是美国陆军曾装备的一种 远程战术武器。其中象“中士”地地导弹，是一种取代“下士”地地导弹，带固体推进器的弹道式导弹。这种导弹在机动性、可靠性和精度等方面作了许多改进。接着，美国还研 制了具有多种作战性能的另一类新型武器。如“红石”地地导弹、“诚实约翰”地地导弹、“长矛”地地导弹等等。
当时，根据美国阿伯丁试验场1947年2月28日的报告书证明：高射炮弹尽管其飞行时限大约为40秒钟，但若用它来打喷气式飞机，弹丸需要30秒钟飞抵目标，则用高射炮弹就无 效。要有效击毁喷气式飞机，需要用火箭型的防空导弹。于是，在原来固定发射的“下士”地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了“奈基”I型地空导弹，并在1953年开始装备使用。与此同时 ，美国又发展了全部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新型的“奈基”II型地空导弹。它比“奈基”I型连续飞行时间长，射程更远，毁伤能力更强。不久，美国在其国境周围所部署的 防空武器中，绝大多数用“奈基”II型防空导弹取代了“奈基”I型防空导弹。
自从1945年以来，许多采用固体推进剂的各类防空和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早已陆续研制成功。在1970年和1973年期间，苏制的地空导弹实际上已在越南用于对付美国飞 机，以及在中东用于对付以色列飞机。据以色列和埃及双方的评论，部署在以色列机场要地周围的美制“霍克”地空导弹，其毁伤目标的能力，至少和阿拉伯人使用的苏制地空导 弹一样高；或者“霍克”地空导弹命中精度要更加高些 [ 注 ] 。
表5 1973年10月阿以战争中使用的导弹和火箭性能表 [ 注 ]
国别名称代号全长(厘米)直径(厘米)翼展(厘米)最大速度(马赫)发射重量(公斤)战斗部重(公斤)战斗部类型推进器制导自动导引射程(公里)发射台 射高(公里)
第一类：空空导弹
以色列蜻蜓?260166029311高能炸药固体火箭红外红外?幻影F-4?
以色列响尾蛇AIM-928412.760.927511.4高能炸药固体火箭红外红外3.24幻影F-4?
阿拉伯环礁*K-13A2801253269.8?高能炸药固体火箭红外红外2.74米格-21?
第二类：空地导弹
以色列白星眼GW-MK-134438.1114.0?499385高能炸药重力推进器电视雷达波束?A-4、幻影F-4?
以色列小牛AGM-652463071?20959高能炸药两级固体火箭电视??幻影F-4?
以色列小斗牛AGM-1232030.5139.72.0+258?高能炸药液体火箭无线电波束无线电波束17A-4、幻影F-4?
以色列标准反雷达导弹AGM-7845730.5139.72.0+826?高能炸药双重固体推进器被动式雷达?25+幻影F-4?
以色列百舌鸟AGM-45304.82091.42177?高能炸药固体火箭被动式雷达被动式雷达16A-4、幻影F-4?
阿拉伯鲑鱼*AS-5940?46???高能炸药???320TU-16?
第三类：地地导弹
以色列杰里科MDO-660??????高能炸药???450??
阿拉伯蛙*?90055105?2,000?高能炸药固体火箭陀螺仪?60PT-76?
阿拉伯飞毛腿*?1,10085?56,300?高能炸药液体火箭惯性?280转动运载装置?
第四类：地空导弹
以色列霍克MIM-2345123512.22.5580?高能炸药两级固体火箭雷达雷达35自行式载车11.6
阿拉伯导线*SA-21,07070/50??2,30013高能炸药两级固体火箭雷达雷达50?18.6
阿拉伯小羚羊*SA-367060/45????高能炸药两级固体火箭雷达雷达30??
阿拉伯有利*SA-662033.5??55040高能炸药两级固体火箭雷达雷达60/30自行式载车18
阿拉伯杯盘*SA-71257????高能炸药?光束热自动导引?肩射、装甲战斗车?
第五类：反坦克导弹、火箭
以色列陶BGM-71A11715.2?278米/秒18?高能炸药两级固体火箭有线制导光踪3.75M-113装甲输送车?
以色列劳M-7265.36.6?145米/秒1.25??固体火箭直接瞄准?0.25便携式?
以色列超级反坦克火箭炮M-20A11538.9?148.9米/秒3.31?高能炸药固体火箭直接瞄准?0.15便携式?
阿拉伯甲鱼*AT-111315?89米/秒22.25?高能炸药固体火箭有线制导目视导引2.3手提箱?
阿拉伯耐火箱*AT-38812?120米/秒11.3?高能炸药固体火箭有线制导?3装甲战斗车?
阿拉伯反坦克火箭筒RPG-7?4/10?????固体火箭直接瞄准目视导引0.3便携式? 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是用作地对地反击坦克的导弹。这种导弹首创于法国。它是在原来基础上，经过改进后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其自重约54磅(24.516公斤 )，可以从吉普车上或在三脚架上发射。若装填充足的火箭燃料，在两英里(3.213公里)范围内能准确命中目标。当该导弹发射后，其后面拖带两条细导线，用以传输脉冲信号进行 有线制导。其制导的基本过程是：当发射后，射手操持发射瞄准装置，始终保持瞄准装置中的十字瞄准线对准目标；同时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及时把信息转换成制导指令，启 动弹上的火箭舵，并适时校正其飞行轨迹。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用直升飞机作“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用直升飞机作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在发射 中要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这样却又易遭受地面火力的毁伤。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除埃及人使用的类似有线制导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外，还有改进后的火 箭筒型式的反坦克武器——RPG-7反坦克火箭筒。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使用过两种空对地自动寻的制导炸弹。其中一种是“灵巧炸弹”，这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其光电系统和弹上的微型电子 计算机，跟踪目标和自动投弹，当炸弹下落时，借助其重力使其信息存储器启动和控制弹的尾翼，保持弹体始终对准目标。另一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 用激光束从载机上射向目标，炸弹自动跟踪激光束朝向目标下落 [ 注 ] 。这两种制导系统的炸弹，可以由高速飞行的飞机投掷。对于轰炸小的点目标，比用不带制导的散落性炸 弹轰炸，命中精度高，投弹量少，因而每枚弹重也较大。
70年代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老式B-52轰炸机可携带20枚空地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实际上是按预定飞行程序，朝其预定目标，在大气层飞行的无人驾驶的喷气式飞 机。其制导系统是利用地形匹配，并装有含电子计算机的雷达系统。导弹发射后，制导系统开始工作，导引其按预定航迹飞行，它飞行于离地面约100英尺(30.48米)的高度，弹上 雷达不断将实测的地形参数，与预先贮存在弹上微型计算机中的三维地图的目标参数，适时进行比较，以不断修正其飞行轨迹。
美国海军装备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是在实战中攻击敌方飞机的第一种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装有红外自动寻的制导装置，用于从海面到50,000英尺(15,240米)以上高空中 ，搜索和击毁敌方高性能飞机。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曾使用“响尾蛇”空空导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米格”飞机。这种“响尾蛇”空空导弹装常规弹头， 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其飞行速度为2.5马赫数。
美国海军所装备的许多火炮，已经显得陈旧，多已换装成具有巨大威力，以传感器或其它装置进行制导的导弹。美国已有了“鞑靼人”舰舰导弹，“小猎犬”和“黄铜骑士” 舰空导弹，以及“阿斯罗克”反潜火箭(即火箭助推反潜鱼雷)、潜射火箭等反潜武器。苏联也有类似的武器。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苏联和美国已研制出远射程、高精度多种型号的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宇宙神”和“大力神”这类型号，是早期研制的，采用液体推进剂 作动力源的洲际弹道导弹；后来又研制了“丘辟特”和“雷神”这类型号，这是中程地地弹道导弹；再后又新研制了采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现代化的“民兵”洲际弹道导 弹，并以它逐渐取代“宇宙神”和“大力神”等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美国还最先采用带多弹头的导弹。1970年末，美国和苏联在其武器装备中，都有了这类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集束式多弹头。它是当 导弹抵近目标区域时，弹头散开。采用集束式多弹头，借助弹头瞬时散开爆炸，比以一个同等当量或更大当量的单弹头，将可产生更大爆压，提高杀伤威力。有的集束式多弹头还 带有假弹头，当其在空间散开后，可使敌方雷达不易分辨真假弹头，以提高其突防能力。第二种类型是分导式多弹头。它是当助推火箭脱落后，弹头各自沿不同弹道，自行校正导 向不同目标。为了使弹头达到按预定程序理想分离，可以附加再入飞行器。
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已有“北极星”和“海神”等型号，它成了美国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装备这类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潜航几个月，航行于世界各海域 。该艇设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用于在作战中适时从水下发射导弹。
导弹的发展是十分惊人的。现在导弹的攻击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而且还可携带核弹头，命中精度也非常高。不久前，美国和苏联两国为了防御对方导弹的攻击，不得不致力于 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反击来袭导弹，欲得到命中的机会是极小的，因为只要有一枚来袭导弹穿过拦截，就将会摧毁整个区域。所以，对于拦截来袭导弹颇感失望。随着相控阵雷 达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在远距离侦获目标(即来袭导弹)的能力。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装置，能分辨真假弹头和火箭助推器，以及飘浮在空间的干扰物，并能适时跟踪和 导引拦截导弹，有效地击毁来袭导弹，但其所需费用十分昂贵。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反弹道导弹导弹的研究，建立了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该防御系统究竟是用以防卫人口稠密的重要城市和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呢 ？还是用于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而这种防卫力量对于敌方企图发动战争，将是一种最有效的威慑。1972 年，美国和苏联首次举行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达成了部分协议，双方同意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协议规定：苏联仅保留已经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导弹 防御系统，用来保卫首都莫斯科；美国在两个重要城市所保存的反弹道导弹导弹，限制不超过200枚。
海上核战争
在海上，由于核动力技术和火箭技术的紧密结合，推动了舰船动力装置及其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迫使舰船结构也同样急速发展变化。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如果能定期从 流动的补给站，及时补充军需物资和军火，则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时间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仍然是海上武力的王牌。虽然某些观察家对其在海上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装备有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却空前增强了其对陆地 目标攻击的能力。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舰船的典型。
通常认为：一旦大战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所挫败。对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小规模两栖作战，利用直升飞机似乎是一种作战手段，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 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有易遭击毁的弱点。所以，在当代战争中，掌握制空权，成了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迫切的问题。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如何正确选择空中力量，有人主张：似乎应取决于自由世界造成空中威慑的效果如何。但在这个问题上， 意见一直存在分歧。
当前，由于空中力量在技术上的迅速发展，促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和距离。飞机的航程和爬高率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日益 增加，武器系统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但要求空中和地面部队，象战术分队那样，必须相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情况并未改变。
但是，要达到地面和空中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客观事实是：在固定翼飞机用于近距火力支援时，存在如下更为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 增大，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越目标。这样将会限制其火力效能，也将会大大降低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并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 察的价值。另外，由于地面防空武器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普遍有了提高和改进，这样又使空军用于支援地面战斗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了。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 封锁战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样，也必然进一步增加作战中的复杂性。因为指挥通信是在对抗条件下进行的， 它们所采用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己方所采用的电子通信设备同样精良。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对其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也带来重大影响。
在19世纪，曾有过许多设想，企图在一些国家中，制定某些约章，以便控制和限制使用武装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认真而巧妙地进行了军备控制，这一点 ，和19世纪所处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将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将破坏人类文明，因此，深切感到迫切需要控制这类武器的使用和发 展。 28．在核保护伞下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公元1950-1973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背景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中东战争
其它战争
评价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来一些被混淆、纠缠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地、系统地进行历史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还难以从中观察其真实的历 史背景，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但是，在这期间，人们还是很快地觉察到武器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武器和战争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内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战 后的二、三十年是一个战争和具有战争威慑的时期，军方人员在试验和挫折的迷雾中，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新型核武器的途径；此外也在探索不使用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条件下，如 何改善利用常规武器进行作战的样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殖民帝国纷纷崩溃，建立了许多新国家。这些新国家对怎样领导好本国的建设，往往未能作充分准备，而且这些新国家的领导者 ，又往往是在势力真空的形势下，被迫推上领导岗位的。当然那里的局势会动荡不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在20世纪中叶，由于在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库中，出现了核武器，又由于两国政治观点对立，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发展情况，以及使用和控制这类新型武器的方式方法有了变化等 原因，对战争的性质有着强烈影响。两个超级大国所确立的核战略思想是：依靠核武器相互进行威慑，而防止直接的军事冲突。虽然美、苏两国在战场上没有直接对抗；但在这一 时期的大多数战争和武力冲突中，两个超级大国却采取了某种方式部署这类核武器，互相对抗。
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逐步升级到核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迫使政界的首脑们不得不对当时战场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周密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总统可利用其先进的电子通信设备，观察每天战场的动态。譬如，总统可以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并可直接与参战部队进行通信联络。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文职当局 对军方过多的干预，而文职当局对于军队的行政和战术方面的详情并不熟悉，甚至还难以充分理解，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的头六个月里，战绩象摆锤似地大幅度摆动着。
美军从后来作战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 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 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 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在战争的第一年末，中、朝部队全面展开，供应补给线延长，交通运输处于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缓慢向北推进。后来，正当美军加速向朝鲜北部推进之时 ，联合国的苏联代表，于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停火建议。美军司令受命停战，尽管他当时曾提出乘敌处于崩溃边缘进行“穷追”的主张。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支持朝鲜是记忆犹新 的，因而对于苏联和其它国家接连发出的警告很敏感。所以，决定不做任何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从回顾中，很容易证实当时富有洞察力的战略家的看法，即已看出 当时苏联是无意于冒险介入战争的。
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前线附近相会，起先在朝鲜的开城，后来在朝鲜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而双方的局部冲突，始终不断在前线发生。中、朝部队利用了 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充实、扩大自己的兵力。到年末，中、朝地面部队，估计已发展达800,000人，其中中国军队约占四分之三。这时，大量的苏联火炮，包括配有高性能雷达控制 的高射炮，也陆续被运到了北朝鲜。但美军的制空权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也未预示将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共产党部队仍继续在白天隐蔽，不断积极开山挖洞和构筑其 它地下工事。
停战谈判几经中断之后，双方又重新发生冲突，然后又恢复停战谈判。最后，在1953年7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当时所确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是实际的交战线。该线大约在38 纬度线上，这也是交战前已经划定的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关于这次战争的意义，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这是核时代第一次发生的重大冲突。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没有使用核武器，但原子弹却严重威胁着参战各方，尤其影响美 国部队。因为原子弹的威胁，抑制了美国部队扩大战果。
朝鲜战争，还证实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现代战争成功作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这也从实战中提醒我们，空军既不能单独完成对地面的侦察任务，也不 能最后解决地面战斗。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国部队掌握了空中优势，促使共产党部队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这种飞机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气式战斗机，它远比美国的F-84战 斗机性能好，在某些性能方面还超过了美国的F-86战斗机。“米格”战斗机是1950年末在朝鲜首次见到，在1951年期间，数量上有所增加。当时，绝大部分美国飞行员训练有素技 能高超，弥补了其飞机性能较差的弱点。虽然，当时绝不允许美国部队的飞机越过鸭绿江上空追击“米格”飞机，但却阻止了中国部队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军事基地计划的实施。
此外，朝鲜战争也完全证实了直升飞机具有很大的作战潜力，它可作为机动运输、侦察、撤离和战场救援的一种新型作战工具。
在朝鲜战争中，比空军，尤其是美国空军起更大作用的是海军。美国海军不仅担负着横越太平洋，进行军需物资的运输供给任务；而且担负着参与两栖作战任务。在两栖作战 中，美国海军常利用舰炮攻击射程内的目标，并使用了海军陆战队对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还利用海军飞机进行近距支援和遮断轰炸，以攻击地面目标。美国海军还担负着海上 封锁任务，千方百计切断中、朝部队的海上后勤供应线。
越南战争
与此同时，在越南亦进行着一场持久战。这场冲突是1945年，作为殖民地人民起义，反对法国统治而开始的。1954年演变为越南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从1965年 到1973年间，由于美国积极介入，而发展成为一场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美军支援南越反对北越和越共；而北越和越共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援(这种支援是两国各自进行的，并未协 同配合)。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也是一场没有固定战线，四处出现敌人的战争。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是1945年 至1954年反法战争的胜利者。他已经把游击战这一作战科学加以掌握和运用。而美军只能在千百次野蛮战斗中，固守已占的地盘。这种作战都不是一种现代常规战的主要作战模式 。战争是残酷的战斗，也是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发的产物，经历着无数挫折和变幻不定的场景。华盛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次军事行动施加了严重影响。
美军作战，往往是以所构筑或设防的基地为出发点，进行搜索和突破，以求歼灭共产党有生力量，扫荡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除包围战外，一般作战只动 用排到营的兵力，有时即使是较大规模的作战，也只动用不大的兵力。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通常运用直升飞机，作为枪炮和人员等的运载工具，以及伤员营救、撤离的救援工具。 这样，大大地提高了美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机动性。
1966年，美军发动了一次长期攻势。他们不是采用近距交战，突然袭击的策略，而是采用长时间，不断扫荡的策略。越共部队被迫无奈，凭借其熟悉地形，一般采取了化整为 零的策略，迅速潜入森林，就近转移，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隐蔽休整，待机出击。当美军和南越军扫荡缓和时，越共部队又秘密返回其原来所占据的地域。
1968年初，美军前线指挥官送出了一份公开而又悲观的战场报告，越共部队公然违犯停火协定，突然发动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新年攻势。这次新年攻势的规模、范围和剧烈性， 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美军撤出越南。
虽然，在这次新年攻势中，越共部队被完全击退，且遭受到了严重伤亡。共产党方面既未收复失地，巩固立足点；又未能对南越共产党加强支援。但是，这次新年攻势，对北 越和越共来说，是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或许也是迫使美军在1973年最后撤出东南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东战争
1917年，英国外交部长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勋爵发表一项宣言，刺激了各种力量，不断引起冲突。于是，当时这个归属英国的古老国家——巴勒斯坦，开始经历了动乱的三 十年，接着又经历了战争的三十年。这种动乱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波及整个中东，并影响着全世界。而对于这些事态，既不能谴责鲍尔弗勋爵，又不可责怪英国政府。由于酿成 上述事件的各派势力早已出现，并积极活动。所以，就是没有鲍尔弗宣言，也会被别的事件激发起冲突。
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在以色列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1948年到1973年期间在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其中1973年10月最后发生的这次 战争最关重要。这次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提供。这次战争为美、苏 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效果如何，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
当阿拉伯军队已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首战告捷，到10月25日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之前，以色列军队恢复了主动，在上述两个战区，已获得实质性 的局部胜利，切断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第三军。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进攻将结束的时候，企图攻夺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这两个城市的以色列军队 却被击退；而在戈兰高地前线，叙利亚人在伊拉克和约旦支援下，又在计划进行反攻。虽然，毫无疑问，以色列军队在战斗中仍占据优势，但却已不象1948年、1956年和1967年前 三次战争中那样，它每战都是占据压倒优势了。
在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阿拉伯人发起攻击后大约四十分钟，以色列飞机起飞，出现在战场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突然遭到强大威力和为数众多的苏制阿拉伯导 弹的轰击。天黑前，以色列飞机被击毁三十多架。以后几天，埃及的机动SA-6地空导弹和ZSU-23-4四管自行机关炮，又击落了许多以色列飞机。此外，埃及还使用了手提式固定发 射的轻型苏制SA-7“箭”地空导弹，但其威力较小。用它虽击中了许多以色列飞机，但多数只能造成损伤，未能予以击毁。所以，激战的头几天，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不久，以色列很快运用其所发明的战术，在战场上空，用飞机施撒金属箔片干扰物和采用其他电子对抗手段。这样，以色列的飞机对地面战斗支援，特别是对在北部前线 的地面战斗支援，才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更大贡献。
苏制地空导弹，特别是SA-6地空导弹和“箭”SA-7地空导弹，使用于对空作战后，实战表明，其情况不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那样，只要空中力量强大，就自然可获得 空中优势。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拚命努力采取措施，特别是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来对付阿方苏制导弹的威胁。这样，在战场上空，以方才在小范围内恢复了空中优势。 但是，地面作战的行动，对于空中作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首先，有些战果，是通过远程火炮的火力攻击取得的，这些火炮，可用以压制对方地面导弹发射阵地。后来，在以色列 军队推进到苏伊士运河以西时，曾以这些远程火炮进行火力压制，迫使埃及许多导弹发射阵地转移。这样，才使以色列空军有可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更为有力的支援。
在海上，以色列装备了本国制造的“加布利埃尔”反舰导弹的“萨尔”级导弹快艇，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水域，使以色列海岸免遭来自海上的炮火和导弹的袭击。 另一方面埃及也在曼德海峡(向南流入红海)的港口，进行严密封锁，切断了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埃及还公然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大大减少 了海上船只的来往。
埃及和叙利亚在和以色列作战中，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支援，来补充、修理武器装备及其配件。开战后两天，以色列也开始从美国空运供应品。第一周末，美国人开始使用自己 的飞机，支援以色列航空公司空运货物。接近停火时，苏联空运物资约15,000吨，美国空运物资约20,000吨以上。
1973年10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和苏联同意之下，决定在6个月内，派遣一支7,0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到苏伊士运河沿线和戈兰高地，强迫双方停火。
其它战争
在这一时期，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其它类型的战争，其中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中国内战结束阶段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内战争，在军事上最重要的经验是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成功地运用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使游击战演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
7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以亲苏的古巴为一方，和亲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次战争。战争结束，亲苏的一方打败了亲美的一方。70年代中 期，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大批古巴军队，开始控制了安哥拉这个国家。在1978年，同样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长期争夺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而引 起了一场战争。也由于有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军队的介入，加上苏联的野战指挥，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胜利。 评价
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变化的共同特征，是研究武器和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领域。虽然，在这些战争中未曾 使用过任何一种核武器，也没有显露出要进行核战争的迹象。但是，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新型武器的运用，必然会给参战的一方和敌对双方的战斗行动，带 来重大影响，在中东、越南和朝鲜战争中，这一共同特征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就这些战争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新变化，基本还是采用以往四百年来典型的作战样式。虽然随 着时代的进步，在近代战争中使用了先进的通信工具，但这不过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发展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
人们在研究这些战争特征中，已经看到：在绝大部分战争的背景中，都有对立的超级大国的影子出现。当然在战争中，这两个主要对手并不直接对抗，所以如此，是因为采用 了相互威慑的战略。事实上，人们已将上述情况贴切地归纳成为一个共同特点了。未经直接较量的对抗或威慑战略，这就包含着将使用大规模破坏性核武器的潜在可能。仆从国家 代理人之间，甚至主要国家代理人之间，常常发生局部战争，但对抗双方的主要对手，还是玩弄相互威慑战略，尽量避免直接交战，害怕发生严重后果，这已不是罕见的新奇现象 。
在如下冲突、敌对行动中，也表现出上述这一共同特征。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古罗马和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古罗马和帕提亚、波斯(现称伊朗)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帝国(即 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冲突；不列颠(今苏格兰、威尔斯、英格兰的总称)和俄罗斯之间19世纪在中亚发生的冲突；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 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冲突；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美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和东南亚殖民地而发生的冲突等等。其中某些冲突最后导致摊牌性的对抗；某些冲突则没有发展到这 种摊牌性对抗的程度。所以，在冲突中，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代理人或半代理人之间战争的进程。这些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
譬如，朝鲜战争，就可以和意大利、迦太基对抗期间，在罗马的马其顿战争相比拟，或者和不列颠、俄罗斯对抗期间，在英属阿富汗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当然，这种类比是不 完全确切的。因历史本身决不会重演，但其格局却十分类似，这是十分明显的。
大国卷入局部的战争或骚乱，而其主要对手只在旁边观战，这种冲突的格局是很多的。如1978年到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旁观者。再如公元前2世纪，在以色列发生了骚 乱，犹太人战胜了叙利亚人。当时，首先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后来是帕提亚的波斯，只在旁边观战。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如3世纪后，罗马帝国在以色列镇压了犹太 人的起义，而帕提亚仍然只在附近观望，情节相类似，只是结局有所不同罢了。在现代，与上述战争相类似的是，19世纪末，英国反对苏丹伊斯兰教托钵僧这一长期而痛苦的战争 。在这期间，法国利用此机会吞并了附近的非洲地区。在这些战争中，以及有大国插手所发生的外部暴乱的战斗中，正规军总是面临着与难以捉摸的敌手较量，并总是遭受失败。 因为对方在作战中，得到了当地群众秘密的、实际的有力支持。
历史上类似1956年以来，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是很多的。在近代，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可提供有趣的对照。当然，把古希腊的战争作为对 照，也同样恰当。那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企图避免冲突，但最后相互被毁灭了。而在罗马-马其顿对抗中，却以迦太基人失败而告终。
因此，历代战例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武器和技术怎样变化，无论怎样使用或玩弄这些技术和武器，战争中的共性规律，都与古代和历史上出现的人类冲突相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敏感的作家，采用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来阐述为何每一代人都需研究历史，以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但在阐述关于新与旧的关系中，譬如，阐述武 器和战争的相互关系，没有谁比阿方斯·卡尔把它比喻得更恰当：“万变不离其宗” 29．各个时代兵器的杀伤力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冷兵器时代
黑火药时代
技术变革时代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冷兵器时代
黑火药时代
技术变革时代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发明者的身份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所有的兵器，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杀伤力，即使人致伤，如可能则使人毙命的能力。战争的历史，就是一些集团的人们，通过比敌方更为有效地使用兵器，或换言之， 充分发挥或者接近发挥兵器的最大杀伤力，力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些集团的人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回顾。
当然，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一把剑，有人操之能置对手于死地，那末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把剑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了。然而，剑的杀伤力却要受时间、距离、乃至 持剑人的身体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假如我们给这些或者其它因素赋以一定的数值概念，便可将剑的杀伤力跟氢弹、坦克或其它任何兵器加以比较。显然，能在较短时间里歼敌越 多的兵器其杀伤力也就越大。表1(见第12节)和图2表示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有代表性的兵器的杀伤力。这些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是用标准公式计算所得之结果(见表1)，并用 半对数方法加以图示的(见图2)。
图2 各历史时期兵器杀伤力和士兵分散率的变化
读者从图表上不难看出，在我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表示杀伤力的曲线相当平直，但从启用黑火药兵器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开始，曲线便急剧上升 。
为了提高兵器杀伤力，促使人们采取两项重大的做法。第一，人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型兵器的效能；第二，人们同时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手段来限 制敌方使用新型兵器的效能。
这两者相互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兵器的效能以打击敌人，同时又限制敌人兵器效能的发挥，导致了我们所说的战术的发展，即作战中用 兵技巧的发展。这些战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火力，或称杀伤力；(2)运动，旨在使部队及其兵器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阵地，或者说运动到敌方对我方具有最小杀 伤力的阵地，或者实现这两种要求的某一结合；(3)军队的部署，即要达到下述之双重目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方使用兵器的效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兵器的效 能。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从本书前面所述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战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在技术方面的变化使兵器发生了变革，并进一步导致战争中战术的变化。但是，尽管 有着这样一些变化和变革，战争仍然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特性，而且，这些不变特性跟那些变化和变革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战争的不变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的目的不变，即使用致命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第二是进行战争的方法不变，这些方法可归纳为一套原则，通常称为 战争之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的本性不变。
如表1和图2所示，在以往的整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只有过很少的几次重大提高，并且主要是在大约1850年之后。每次杀伤力的大提高均可看成是足以改变战争特性的 新飞跃。这种飞跃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随之能引起一系列的革新。革命和革新是不容混为一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用后坐力来带动的带式送弹马克沁机枪是一种兵器上的革 命，而后来出现的一些机枪虽然性能更佳，但却只能算作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革新而已。一种新型兵器的出现，只有当它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因而引起战术及作战时的军事编制的 变化，或者在使用原有兵器来对付它或用它进行作战而引起战争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方能充分估价其真正的影响和意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组建了装甲师并投入实战 ，便表明坦克这种新型兵器已被成功地吸收作为德军的制式装备，并由此带来了兵器技术及战术的许多重大的进步。
相对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兵器技术和战术的突出进步是为数不多的。现用下面几页篇幅先介绍一下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设法提高长矛的杀伤力，并通过建立方阵(约公元前 355年) [ 注 ] 使长矛的作战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以来，直至发明原子弹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兵器及其杀伤力的十八项重大进步。 冷兵器时代
马其顿长矛：公元前359年后不久，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下令增加矛的长度，因此这种长矛要比同时代的矛明显地长一些。它曾用于由4096名训练有素的专职长矛兵组成的方阵作 战，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极其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方阵队形，它近似于现代的一个师。
短剑：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种古罗马短剑，长度为两英尺，系一种沉重兵器，主要用来刺人体的要害部位，造成当场死亡或致命的感染。它的重量和宽度还使之适合于作为手 斧来使用。古罗马短剑兵通常编成120人左右的小队，作战时可按预先规定的简短指令灵活编队，这样就可以在作战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进行运动或战斗。每个短剑兵都经过专门的 训练，他既能单兵作战，同时又是协调良好的整个战斗机器中的一员。这种小型编队，再加上轻步兵和轻骑兵，便组成4500人左右兵力的作战部队，即所谓的古罗马军团，它差不 多也类似现代的一个师。
英国长弓：公元1200年前 [ 注 ] ，威尔士山民发明一种可以快速放箭的长弓。它用紫杉木制成，据说它的箭头能射入栎木四英寸的深度。弓箭兵必须从小开始训练才能熟练 地使用这种兵器。虽然长弓的杀伤力要比欧洲所有其它种类的弓箭强得多，但实际上却并不比制作较为粗陋，使用不大灵便的石弓好。石弓在欧洲出现比英国长弓大约要早一个世 纪。直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时期，长弓才在作战中真正得到有效的使用。他们选用大量长弓兵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火力基地，并由弓箭兵、轻重步兵及小股 带盔甲的精锐骑兵紧密有序地配合作战，从而实施一种能攻能防的战术。
蒙古弓：一种反射式弓，用动物的角和木头制成，样子与普通弓差异颇大，长度则与英国长弓相近。射箭是骑在马背上进行的，因此弓箭兵从小就要苦练骑马和射箭的本领。 蒙古弓箭兵按照成吉思汗建立的完善的作战指挥系统进行编队，在权威首领的指挥下，手持性能大大优于所有对手的兵器，与全身披盔带甲的长矛骑手协同作战。在十三世纪的大 部分年头里，蒙古军曾所向披靡，称雄一时。
黑火药时代
黑火药本身只是一种危险性属于中等的炸药。欧洲人直到1250年才懂得使用它，在中国则可能要早一些。当时，人们花了50至75年的时间才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内 并进行点燃，便具有杀伤力。但黑火药兵器被正式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则化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到了15世纪中叶，黑火药兵器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才清楚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最早的火炮：公元1326年，黑火药被用来在城堡门楼上发射小型弹体。这种发射装置尽管十分原始，但已经属于一种火炮了。它使黑火药成了能够使人致命的东西。因此可以 说是使黑火药具备杀伤力的一次带根本意义的飞跃。
火绳枪：在出现火炮后约120年，发明了最早的安全可靠的枪。到了15世纪中叶，又在此基础上制成了火绳枪。由于这种枪的射击速率很慢，在射击完毕装填子弹时，射手既不 能射击又不能防卫，因此使用起来很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由长矛兵来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火绳枪兵，二是将火绳枪兵编成十列横队，当第一列打完 一发子弹后，便退回最后一列去装子弹，接着后面各列依次轮流射击。16世纪初的西班牙方队便是采取这种战术的最好例证。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兵器的改进：这位国王改进了当时的兵器，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些兵器成了他全面改革后的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战术以及军事编制方面的 改革则成了后来三个世纪中欧洲军事实践的基础。他通过改进子(炮)弹(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思路)，大大提高了滑膛枪和火炮的射击速率。为了发挥步兵的火力， 他发明了“线式战术”，将士兵编成行数较少的队列，而不是象西班牙方队那样密集的队形。为了发挥炮兵的火力，他设法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改进炮队的编组，使之比当时 其它军队的炮兵具有大得多的战术机动性和效能。
燧发枪和刺刀：这两种兵器组成了一种更简单更可靠的枪械。枪上带有可进行肉搏战的装置，这样，当枪在射击之后仍然具有杀伤的能力。由于使用了环套固定的刺刀，因而 结束了黑火药兵器很长的一段过渡时期，从此，不再要由长矛兵来保护手持空枪的士兵了。在欧洲，约从1700年起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组合式兵器，直到下一世纪仍是部队的制式装 备，前后经历了约125年时间。燧发枪和刺刀在杀伤力方面完全可与线式战术和滑膛枪相匹配。
技术变革时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兵器的杀伤力比之黑火药时期的早期兵器有了一个量的飞跃。由于这些兵器近代才使用，又有较好的资料记录，兵器在哪种情况下发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技 术取得了哪些进步等情况都比较清楚，因此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圆锥形步枪子弹(1849-1860年)：即通常所说的米尼枪弹。这种子弹用于前装枪，由能防风雨的火帽引发，其初速快，有效射程相当于当时的滑膛枪，而精确度则大大优于老式 燧发枪。采用这种子弹的步枪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主要步兵武器，当时战斗中的大部分伤亡是这种兵器造成的，同时它还导致了步兵战术的重大变革，不过这种变革进程比较缓 慢。由于采用圆锥形子弹的步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此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兵器革命，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是如此。
后装枪(1848-1864年)：这种枪的特点是射手可以俯伏射击和俯伏装弹，因此它使前装枪过时了。后装枪的技术思路并不新，它的雏型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在实战中使用了。 1848年普鲁士军队率先将这种枪大量用于步兵作战，但直到1864年丹麦战争时才公开撞针枪的秘密。
后装线膛炮(1845-1870年)：虽然1845年左右就已制成可供实战用的后膛炮雏型，但此后的25年内却一直没有得到广泛采用。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在普-法战争(德国操纵)中 显示出它比老式的法国前装炮要明显优越。由于它的射程更远，发射速率更高，因而杀伤力就更大。
马克沁机枪(1883年)：这种用后坐力来推动的带式送弹机枪是现代自动化兵器的雏型。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机枪是黑火药出现以来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效果最好的一种兵 器。
榴弹(1886年)：装有烈性炸药的轻型火炮炮弹能够在爆炸点周围20英尺的范围内产生1000多块具有杀伤力的弹片。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用的老式黑火药炮弹只有2-5块弹片，普法 战争中普鲁士军所用的炮弹也只能产生30块弹片。因此，仅从爆炸所产生的弹片来推算，理论上榴弹的杀伤力是普通黑火药炮弹的35至200倍。
机柄弹仓式步枪(约1895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军队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弹仓式步枪，但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过大量改进的毛瑟枪成了各国军队标准的 步兵步枪的原型。这种枪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主要原因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美国的M1903型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是这类枪中的佼佼者。但是，主要由于财政上的原因，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枪才逐步被半自动步枪(系机关枪原理的改进)所取代。
坦克(1916年)：这是一种内燃机驱动的环状履带车，它使机枪和轻型火炮具备了越野机动能力并得到了装甲的保护。这就使之比没有装甲保护的人背马驮式兵器具备了大得多 的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当时一些兵器杀伤力的提高，曾经形成了战术上的一种僵持局面，坦克的出现从机械化的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
战斗轰炸机(1917年)：这种飞机在作战灵活性，航程以及将相对来说把较大的炮弹(或机枪子弹)射向点状目标所用的反应时间等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请注意，在特定条 件下也可在作战中使用中型和重型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使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可以说是短暂却又成功的反常现象，并不能说明飞机的杀伤力得到多少提高，因为作 战环境有可能变得对这种飞机的活动十分不利。)
弹道导弹(1944年)：这是一项德国人的发明 [ 注 ] 。(此情于1944年披露)由于这种导弹射程远，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并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弹头的杀伤力 。这种导弹是导弹家族的雏型，这导弹家族正在引起战术和军队编制的变化，即使射程大幅度地增加，也就大大提高了杀伤力。
原子弹(1945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全世界都知道原子弹首次用于战略轰炸，同时也因为人们承认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杀伤力，因此，尽管原子弹尚未用于战术目的，但它在促 使战术和军事编制的改变方面已经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何对核武器作出恰当的应变，也许是当今或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军事课题。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要了解战争的演变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杀伤力的提高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作用。当然，给敌人造成伤亡的是兵器，因此兵器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工具。但是，在许多 情况下，兵器的实际杀伤能力一直是受辅助性技术进展的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相应提高的。
正因为历史上兵器本身的杀伤力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真正重大的提高，因此，对兵器杀伤力起着直接影响的辅助性技术的进展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尽管这些进展数量 不多，却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
下面列举辅助性技术的19项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看来确已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正如武器本身一样，这些进展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技术革命时代出现的。 冷兵器时代
盔甲：史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袭击，开始使用原始的兽皮制成的盾，后又改为木制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士兵曾用过最原始的盔甲，后来希腊人制成了 金属头盔，护胸铁甲和金属盾，使盔甲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到了基督纪元初期，锁子甲的使用使盔甲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在12和13世纪期间，锁子甲一直是士兵用来保护身体和四 肢的主要防护具，直到14世纪，金属片盔甲开始取代它为止。当然，盔甲的作用在于抵御敌人兵器的伤害，而它的保护作用又能使士兵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以便更勇猛地，并以更 大的威力使用手中的兵器。
马镫：在亚洲一些地区也许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开始使用，但在欧洲则到6或7世纪才得到推广。当使用长矛兵器时，马镫能把马和骑手的全部重量变作挥刺长矛的合力，大大 提高了长矛的威力；而在使用弓和剑的时候，马镫使骑手能够安全稳当地骑在马上使用手中的兵器，因此也提高了弓和剑的杀伤能力。
由于以上的技术进展，在当时形成了一支披盔带甲的骑兵部队。在后来的800年内，直至长弓和瑞士长矛相继发挥威力之前，它们一直是称雄称霸于欧洲的军队。
黑火药时代
稳定性黑火药(即粒状火药)：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黑火药，它能长期保持爆炸特性，不会分解成原来的配料成份，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可靠，效能很高。
火绳枪点火装置：15世纪西班牙人研制成一种火绳枪的点火装置，它使射击更加安全，射手也可用枪进行瞄准，因此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当然也就提高了枪的杀伤力。
燧发枪点火装置：这是用于滑膛枪的一种更安全，更准确，速度更快的点火装置。这种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上原有的点火装置。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是：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 件相撞击产生火花，使火药池内的火药点火。这种装置提高了滑膛枪的效率，在夜战中不致暴露枪的点火动作，避免了射手的危险；另外，它使枪在雨天也可进行射击。士兵在遭 到突然袭击时可以更快地出手还击。
铁制推弹杆：据有些历史学家称，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采用了一种铁制的推弹杆，以代替原先容易折断的木制推弹杆。普鲁士步兵经过训练后使用这 种新工具(枪的本身未加改动)，每分钟平均射击速率至少提高了一至二倍。 [ 注 ]
技术变革时代 [ 注 ]
蒸汽机(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随之又出现了铁路和机车，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兵员的运输，并能按数量要求将弹药及时送上前线，使士兵能以更高的射 击速率来使用兵器。蒸汽动力也引起了海军作战的革命性变化，它实现了兵器的大批量生产，用以武装大规模的部队并使舰队具有了空前大的动力。
火帽(约1851年)：19世纪初，美国人本杰明·肖发明了火帽以代替燧发机。它除了应用于滑膛枪外，还为1835年发明柯尔特式自动左轮手枪准备了条件。
电子通信：19世纪中叶，用电首次达成了远距离瞬间通信，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
(1)电报(约1840年)是电信发展中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曾广泛应用于大部队的战略战术指挥。
(2)更近一点，用野战电话首先实现了瞬间话音传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得到大量应用，主要作炮兵通信，用来将炮兵观测员的射击数据和修正数据传达给炮位。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早期的无线电话。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便成了战略战术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它既可以作为有线电话的补充，而且在远距离高度机动部队 的作战指挥中完全取代了有线电话通信。
带刺铁丝网：它原先是农民用的一种对人无害的器材，在军事上用来将射击目标限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并把目标与支援的武器及人员隔离开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动武器的 杀伤力。这种器材最早于1874年被用于此类军事目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它的作用。
无烟火药(1887年)：使用这种火药后，射手一面能以稳定的速率进行射击，一面还可以连续地观察射击的目标，因此，无烟火药的启用标志着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而 且由于射击时不产生烟云，不致于暴露自己，所以不易受到对方反击的伤害。
内燃机(1887年)：在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问世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用它制造坦克和飞机，并因此而产生了全新的战争概念。当它被用来驱动卡车和履带车后，步兵、炮兵和补给 机车等便具备了在道路上和越野的机动能力。
带后坐装置的高速射击火炮(1890-1910年)：要充分发挥后膛炮的效能，必须找到炮架承受后坐力的办法。有了这种炮架，就不必在每次发射炮弹后再用人力将炮送回原来的位 置并重新确定射击方向和距离。在发明了先进的后坐装置后，这个问题便随之解决了。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火炮，其特点是射程远，射击的精度更高，特别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 。此外，还有一些象套筒炮管这样的重炮结构方法也在提高火炮杀伤力上发挥了作用。到1914年，由于火炮杀伤力的大提高，终于使“线式战术”过时了。
侦察机：于1907年研制成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得到充分的利用。侦察机能发现过去来说隐蔽而无法发现的目标(主要供炮击用)。
空中摄影：照相机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又一项技术进展，它与侦察机相结合(主要是空中摄影，但不全是)，成为发现敌人目标的基本手段。
雷达：它实质上是发出脉冲信号，在遇到目标时将脉冲反射回来的一种电子设备。其用途有：
(1)用于防卫(1938年)：雷达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发现和识别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的全新手段；在确定目标之后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手中兵器的杀伤力。英国最先懂得了它的 作用，并用之于防空系统，这便是他们取得1940年不列颠战役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原因。
(2)用于进攻(1944年)：无线电变时引信或称近发引信，它运用雷达原理，能在接近目标时引发高爆弹。以往只采用带定时装置的引信对炮弹进行空中引爆。这种引爆方法比 较费钱，并需进行复杂的有时还不太可靠的计算，因此定时引信在作战时只能说是勉强有效。如果给引信装上一个微小的雷达装置，那末，当炮弹飞过地面上规定的一段距离，或 者碰到地面上突起的目标，或者遇到明确指定的空中目标，比如一架飞机，就会引爆。因此，只要炮弹对准任何一个目标并在越过目标时靠到足够近的距离，就能使高爆弹发挥最 大的潜在杀伤力。
惯性制导和无线电制导：这是两种制导或导航方法，可以为远程弹道导弹、飞机、海军舰艇以及地面车辆提供精确的方位和距离。
电子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1940年)：最早供军用的近代电子计算机雏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破译德军密码电报而研制成功的。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仍然只 是模糊地认识到这种可以用来进行计算和存取信息的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轻的电子设备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人造地球卫星：把这项技术进展放在这里叙述很没有把握，因为从战争角度来说，这项技术并无历史基础，况且人造卫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弹道导弹技术引伸发展的结 果。不过卫星与导弹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人造卫星在侦察、通信乃至作为武器的空间发射台等方面的潜在能力将会给未来战争带来明显巨大的影响。因此，似有在此略加 提及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19世纪前，提高兵器的杀伤力并利用这种成果的工作是一些发明家独自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偶然性。到了19世纪时，即从19世纪30年代燧发枪被逐 步淘汰起，欧洲和北美列强便开始设立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研和管理机构，从事开发“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创造发明。” [ 注 ]
那时对科研工作的新兴趣，加之从事科研工作的各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互通信息，使得军事思想家们能够比以往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成果。到了19世纪中叶，工 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科技变革便开始初见成效了：兵器的杀伤力有了提高，战术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了与兵器杀伤力及战术发展相适应的军队组织体制。不过这些成效在起初 的阶段来得较慢，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处于落后状态的。
奇怪的是，技术革命时代的重大技术进展的时间都是紧挨着连在一起的。圆锥形步枪子弹、高效后装枪和线膛野战后膛炮相继出现于1841至1849年之间；近代机关枪、高爆弹 、机柄弹仓式毛瑟枪、无烟火药以及近代速射火炮等先后于1883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问世；坦克和战斗轰炸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个年头的时间里(1916-1917年)出现的，而 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着的二年之内相继发明的。
19世纪新兵器的技术进步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的雏型是在上几次重大战事结束后大约十五年的和平时期里出现的。为何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间隔呢？ 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时财政预算上的困难；二是由于战时化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因而使人们对发展技术产生了某种冷淡态度；三是需要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进行考 虑和试验。
20世纪兵器杀伤力的提高(如坦克和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都是战争时期的科研成果。每种兵器装备的发展，其基本思路产生于和平时期，但是往往缺乏推动力。 总要等到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因而出现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方才着手进行研制。1911年奥匈联军曾经拒绝制造一种可供实战的坦克；而美国国会在两次大战中间的 年头里也肯定会否决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几十亿美元经费的提案。
发明者的身份
近代，究竟是谁从事着提高兵器杀伤力的研究工作呢？是个人还是集体？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科研部门呢？大体上说，从事轻兵器，火炮和弹药研制工作的是文职科研人员， 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当然也有不少军事人员在从事这种工作。由于火炮及其弹药的研制需要铸工厂、化工厂以及金属加工机床，因此，在英国由私人厂家，在法 国和德国则由政府兵工厂负责牵头从事这种工作。
直到1900年，黑火药兵器尚有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兵器太重，冒烟，后坐力，射击的速率、射程，引信，弹片的数量以及精确度等。(当时由于已经发明了整装 式金属弹壳制的炮弹，因此后膛装填兵器的封闭或密封问题就早一步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已是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当时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动提出想要 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有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机会，于是搞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并把它们奉献给政府。在解决上述技术课题的过程中，政 府兵工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充其量不过是少量火炮的研制工作。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发明家将他的新发明卖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发明家研制新的和具有 更大杀伤力的兵器倒是鲜见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器的发明过程开始有所变化。不论是飞机还是坦克，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原子弹，都是由最初的设想先变为科研人员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军队和 地方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个或几个政府科研机构的努力，最终研制成可供实用的新型兵器。这就是从小型私有工业向大规模政府科研机构的一种转变。
就国家来说，1914年前的大多数发明项目差不多都是法、德、英三大工业强国分别着搞出来的。近代机关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原是美国人，但在当时美国的一种潮流影 响下，他移居到了英国，与著名的维克斯兵工厂合作从事科研工作。三大工业强国非常清楚它们需要高效能的兵器装备，又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有足够的预算经费，因而为发 明家和生产厂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前景。1917年后，美国开始跻身于三国集团，从此便在兵器的科研生产上始终占据着领先地位。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例如，在坦克和飞机出现之前约450年的时候，伦纳德·达·芬奇就已 经提出了这两种装备的设想，在这同一时期，还有人进行了后膛炮和高爆弹的试验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当然有的发明家可能并不知道某些思路设想早就有了)，然后再对它们作一些大的改进。从形成设 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从研制出最初的后膛炮到生产可供实战使用的安全火炮至少花了400年。而后来 改进成法国75毫米火炮则仅花了51年。从1795年第一架小型的飞机样机上天到1903年制成莱特兄弟驾驶的载人飞机，中间共经过了108年，而到1917年制造出战斗轰炸机则仅仅花了 14年时间。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 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我们看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了，但是，兵器被军事系统所吸收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快。
以往发明一种可供实战使用的新型兵器后，并不能保证立即有军队来购买，即使买，也不能保证买走足够的数量作为军队的制式装备。1776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发明 了一种后装枪，(法国和奥地利早在50年前就已试验了后装毛瑟卡宾枪。)但是过了60-70年后，也就是弗格森死后约80年，那些大国才迟疑不决地开始采用这种兵器。美国南北战争 时期，美国购买了只够装备一小部分军队的后装式连发枪，而大部分军队却仍然使用单发前装枪。直到1866年的七星期战役时，前装枪才真正从它的实用军事装备清单上被后装枪 取代。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 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 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 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 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还须记住，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经费预算问题以及大批过时的装备物资告诉人们，在1914年前出现的两次兵器杀伤力的大提高 中，为什么第一次的提高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5至20年的时间里，而第二次的提高则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 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曾有一位大物理家这样说过：“试图说服反对者而使新的科学真理取胜那是办不到的… …但只是因为反对者终将寿终正寝，而了解科学真理的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实现其使命。” [ 注 ]
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处处适用的，但在采用新兵器时各国却并无明显的固定的做法。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因为某些做法，使得某个大国未能 及时采用某种新型兵器。不过这仅仅是个情况而并非典型事例。俄国曾经十分重视用刺刀而在使用机枪方面落后了；德国则强调用机枪而没有及时采用英国发明用来对付德国机枪 的坦克。想从这些例子中就各国采用新兵器的做法得出点什么结论，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危险的。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一种兵器，要成为军火库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长和潜在效能，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那种新型兵器装备，按照常 规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看一看怎样才能使它达到最佳的战斗状态。况且和平时期进行的试验，不管搞得如何逼真，都无法代替严格的实战环境。这个间隔时间的长短还要受当时军 事思想模式的影响。该模式总是力图使新型兵器去顺应已有的战术。而战术的变化则往往又要等到新型兵器允许或者要求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而姗姗来迟。
从火绳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这样的典型情况。火绳枪是经过充分的研制后最早被大量使用的枪械。它于16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采用。最初是以当时密集的步兵 常用的齐射方式来使用的。在射击过程中，士兵无法防卫，在装填子弹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对战斗无所作为，反而要大批长矛兵来保护他们。后来大约过了50年，才想出后退装 弹的办法，即排在第一列的士兵射击，射击完毕便走到最后一排去装子弹，其余九列士兵依次照办。
这是最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解决单兵使用黑火药兵器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从此以后，只要发明了新型枪械，就可以很快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使用。不过这并不 意味着最初的使用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找到兵器的最佳战术使用方法需要20至30年的试验过程。同样，19世纪末炮兵武器最初给作战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是如此。坦 克和战斗机是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或用于作战的同时人们就要求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挥其应有的杀伤力。弹道导弹从一开始实际上被当作远程火炮使用 的，它被吸收到作战理论中去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有关战术的根本概念性质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影响使用高效黑火药轻武器的那些问题是相类似的。就目 前来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会变得更容易和更快些。
很明显，在核时代的初期，核武器在发明和公开之后，直到制定出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令，这中间要相隔一段时间。1945年，最早的两颗原子弹是作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恐 怖武器来使用的。1948年实施柏林封锁的时候，使用战术核武器成了现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是，当时的美国既没有确定地面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策略和战术，也没有制定出有 关的条令。事实上，直到下一个年头，即1949年，美国才开始考虑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战术、条令及军事编制如何进行重大的修改。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根据观察和记录，如果一种兵器的威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还没有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就极容易肯定这种兵器没有被吸收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当然，要确定一种兵 器事实上已经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并且成了军事建制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那也是不难的。但是，若要断定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过程完成于何时那就并非易事了。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人们含含糊糊而又犹豫不决地 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 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为此，我们就新型兵器是否已被采用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规定下列几项标准：
(1)能够按照条令，保证新旧两种兵器配合使用，采取与两种兵器特性都适合的方法，熟练地使用新兵器。
(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以便充分利用优势的作战指挥和/或武器装备等有利条件。
(3)能够有效地对付预料中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对方反击。
(4)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使用新兵器士兵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大得多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或新的军事思想被采用需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要有熟悉军事业务的聪明而又博学多才的领导，对现行军事体制的性质及背景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处理军务的卓越能力。
2．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
3．能对新型兵器进行战场试验，以作为评价和分析其性能优劣的基础。
当这些条件齐备后，新型兵器从试用到成为部队的制式装备之间大约还需20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兵器或兵器的改进型正如雨 后春笋般地出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面所说的那个间隔时间却并无多大改变。倘若三项先决条件不具备(1830年前常有这种情况)，那末新兵器被采用为制式装备的过程还 会更慢。
新兵器或者兵器的改进通常要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士兵确感条件成熟时才能着手进行研制。一种新兵器专门用来解决某个战术课题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假如不经过严格的实战检验，就大量启用从未试用过的新型兵器，并很快改变战术和编制，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某些非结论性的事例表明，在这方面采取鲁莽冒失的行 动是要付出可观代价的(就象普鲁士采用撞针枪的例子那样)。尽管人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把新兵器当作制式装备来使用是不妥当的，但是，新兵器越来越快 地发明出来迫使军事部门不得不迅速地改变作战战术和军队编制。
大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于1840-1942年之间)，起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国，始终在军事上(指陆地作战)处于稳固的领先地位。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在智力、科学或者作战 等方面处于优势，而是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工业革命使兵器以及使用兵器的方法变得愈来愈复杂，因而对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普鲁士人则比别的国家更早地把 自己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而不是靠偶然的机遇来获取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需要的第一、二两项先决条件。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充分而又及时地利用自己的 和别人的有关新型兵器战场试验的成果。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 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 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 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 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 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 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 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 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 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 “提高”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 》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 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 。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 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 [ 注 ]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 典型情况。 [ 注 ] 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 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 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 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
脑子里带着这些数量可能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让我们看一看在杀伤力、伤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数量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公式(已在别处作过说明 [ 注 ] )来计算兵器的各项性能，其结果如表1所示(见第12节)。这些数字——杀 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S——考虑到了兵器的下列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袭击目标的数量，相对失效率，有效射程(或称射击初速)，精确度，可靠性，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活动 半径以及易损性等等。
为了得到杀伤力的精确数字，还必须将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单位数量的兵器对付的目标密度联系起来进行计算。表6表示的是从古代到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地面部队士兵分散率 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看到，如果说古代战斗序列中每10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系根据我们所知的古代军事编队作出的合理估算)，那末到十月战争时就是每4万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 也就是说士兵分散率提高到原来的4千倍。如果将表1(见第12节)中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用表6中对应的士兵分布系数来除，得出的数值就叫做杀伤力的作战指数，它表示不同历史 时期兵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的相对数值。表7列出了计算的结果。杀伤力的作战指数(简称OLIS)也叫“试验场”数值。这是因为，当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当时的士兵分散率相除后， 即使把气候、地形、防御态势、部队的机动性和易损性等战场上的可变因素给兵器造成的性能下降也考虑在内，杀伤力的作战指数仍然是最理想的和最佳的数值。图2中，表示兵器 杀伤力曲线的上方所附加的一条曲线，是用来表示战场上士兵分散率与兵器杀伤力同步变化的情形的(见第29节)。
表6 历次战争中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举例 (兵力为100,000人的集团军或军)
??古代拿破仑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73年十月战争
部署100,000人的部队所占据的面积(平方公里)1.0020.1225.752482,7504,000
前沿阵地(公里)6.678.058.58144857
阵地纵深(公里)0.152.53175770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100,0004,9703,8834033625
每人占据的平方米10200257.52,48027,50040,000 表7 相对的作战杀伤力指数
历史时期古代或中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拿破仑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75年
士兵分散系数151020252503,0004,000
兵器名称TLI值OLI值
肉搏战兵器23234.62.31.10.90.090.0070.006
标枪1919???????
普通弓2121???????
长弓36367.23.6?????
石弓33336.6??????
火绳枪10--2.0??????
十七世纪滑膛枪19--3.8??????
十八世纪燧发枪43--8.64.32.21.7???
十九世纪初期步枪36----3.61.81.4???
十九世纪中期步枪102--------4.1???
十九世纪末期步枪153--------6.10.610.05?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步枪495----------1.980.170.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3,463----------141.150.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4,973------------1.661.24
十六世纪12磅炮弹火炮43438.6??????
十七世纪12磅炮弹火炮224--45.022.0?????
格里比弗尔12磅炮弹火炮940----94.047.038.0???
法国75毫米火炮386,530----------1,54612997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912,428--－------3,650304228
105毫米榴弹炮637,215------------219164
155毫米军舰中央主炮1,180,681------------3942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34,636----------1391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935,458------------3122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31,909----------1281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1,245,789------------415311
V-2弹道导弹3,338,370------------1,113835
两万吨级空中核爆炸49,086,000------------16,36212,272
一百万吨级空中核爆炸695,385,000------------231,795173,846 实际上，战场上的士兵分散率要比兵器的杀伤力提高得更快。就一支10万人的合成兵种部队来说，从古代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兵器杀伤的人数平均增加到了2000人。(当然许 多兵器的杀伤力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在典型的现代军队中，1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卡车驾驶员、文书、炊事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在古代军队中则纯粹是作战的士兵。)这就是说 ，兵器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而士兵分散率则提高到4000倍。
鉴于这一情况，则图3所示16世纪以来作战伤亡的变化趋势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伤亡率的下降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士兵分散率的提高超过了兵 器的杀伤力。图中还反映了其它的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士兵分散率跟杀伤力的比例关系。 1600-1973年间三万至七万兵力的战役平均伤亡率
表8所示实际战例的年和日伤亡率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反映了上面这样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包含着相当多的意义。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方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1973年 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日伤亡率平均每天下降百分之二左右。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伤亡率要比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再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伤亡率要比美国 南北战争时期低得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旷日持久而又你死我活的战斗却造成了很高的年度伤亡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伤亡率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年度伤亡率( 虽然战斗是同样的旷日持久和你死我活)则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数字的比较，显示了战争中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加以论述。
表8 战斗伤亡人数统计举例(估算数据)
战争名称每年投入战场兵力的百分比带代表性的交战中每日伤亡百分比
美军墨西哥战争14.5安提塔姆战役公开数字17.7
内部数字28.9
南北战争23.3葛底斯堡战役公开数字9.8
内部数字12.5
西班牙-美国战争1.0??
菲律宾暴动1.2??
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月)51.0每师平均2.0
第二次世界大战21.3每师平均0.9
朝鲜战争17.3每师平均0.8
越南战争20.6??
苏军1944年(12个月)82.0库尔斯克战役3.0
中东战争每次冲突的百分比??
1967年以色列(6天)2.2平均2.8
埃及(3天)6.2平均6.0
约旦(3天)5.7平均5.6
叙利亚(2天)3.0平均4.0
1973年以色列(19天)3.9平均1.8
埃及(19天)8.0平均2.6
叙利亚(17天)6.8平均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 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 [ 注 ] 。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 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 [ 注 ] 。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 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 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 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 [ 注 ] 。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 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 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 [ 注 ] 。可是人们不能 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 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31．人和思想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 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 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 ，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 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 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 。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场。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 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 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 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 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 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 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 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 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 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 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 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 ，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 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 ，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 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 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 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 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 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 ，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 ，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 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 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 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 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 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 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 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 变。一种是英美对德国以空降兵先行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改革，另一种是英美对两栖进攻技术作了完善。说到底，尽管当时双方进行了大量独自的和平行的研究发展，但这些合成军 特遣部队的作战方式都不过是德国战斗队基本战术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 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作战原则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军事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借鉴前人总结的作战经验，采用前人的作战兵器、 战术和战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新东西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尽管好几个世纪中有关战争、战争的情况以及作战方法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试图对战争 进行从理论上的总结整理，将战争涉及到的基本要素以及军事将领如何打仗和指挥部队进行条理系统的描述。
近代，最早试图就战争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是拿破仑。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把他的军事理论书写成文，但是他确实总结和升华了大量的军事格言，后人在此基础上还有所 发展。拿破仑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格言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得来的：
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所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 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摒弃那些与伟大军事将领所坚持的准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 很明显，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为此，许多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根据他的言论，特别是根据他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根据拿破仑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军事理论的理论家最突出的有十位。由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形成了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军 事理论——作战原则。
亨利·约米尼：他曾试图解释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他对拿破仑的思想了解得十分透彻。然而，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既没有能够抓住拿破仑军事 思想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也未能提取其理论的精髓，结果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一些警句格言的大杂烩。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许他称得上是继拿破仑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的思想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但是， 他跟约米尼一样，在从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哲理中提取理论精华时遇到了障碍。好比神学中的圣经，在军事上人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来证明他所想要阐明的一切正确的和不 正确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是位故弄玄虚或自相矛盾的学者，只是说，人们的引文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从未能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一本总集刊印出版。
有人常常指责说，克劳塞维茨喜欢讥笑那种认为世界上可能或者应该有一套固定的作战原则的想法。这是人们对他言论的断章取义的曲解。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用好 几个章节讨论过战争理论的问题。他断言作战原则是确实存在的。他列举了我们公认的九条作战原则中的八条。但是他也明确承认，光靠《战争论》一书，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采 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系统阐明战争的理论问题，这需要人们作进一步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想为战争制定一套精确无误的数学公式，让将军们在战场上按图索骥就会无往 而不胜的可笑企图。
丹尼斯·哈特·马汉：他是最早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通过阅读约米尼的著作而成了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军事格言和原则编汇成册。他认为这本书十分符合美国军 事理论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从未试图(从他已有的著作中看这一点十分明显)阐明过这样的美国军事理论。
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组织者。他的关于必须把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论述是他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实 际上他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杰出军事机构的化身。当时在普军中有一大批象他那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他是关于精神力量(即士兵的品行)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他的《战例研究》一书是少数真正伟大的经典军事著作之一，而且 是这少数经典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当他的这部书还未编选入理论著作的时候，他就在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这对法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位跟约米尼、他的父亲以及毛奇等人风格相同的军事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军事思想家，特别是在海军作战上他的成就更为突出 。对于军事历史跟他当时遇到的军事课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而对现成的作战原则，他总是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有分析地加以运用。遗憾的 是他从来不敢试图对军事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
科尔默·冯·德·戈尔兹男爵：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和施利芬领导下的全盛时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日尔曼军事思想家，他就是其中之一。把他包括在这里所介绍的智囊团 里，他也许当之有愧。但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法国、特别是英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他是又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从未试图从他那广博的军事史和当时战争的知识中提升精确而又抽象的理论。他既是士兵，又是将军， 因此很可能要比毛奇高明些，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看起来，假如他在1914年负责统帅德国军队的话，那末他的作战计划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样子 了。
费迪南·福熙：他既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又是阿登特·迪·庇克的崇拜者。他是继拿破仑之后经过战火考验上升到高级指挥岗位的少数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跟别人一样，对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比多数德国人理解得还要深)。但是，有一点却显得有些荒谬，那就是他误解了自己同胞阿登特·迪·庇克的思想。他尽量运用科学的和 理论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进行写作，他对军事理论的探讨有许多东西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以及他对进攻战的精神作用的极端信仰，因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时法国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
约翰·F·C·富勒：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也是克劳塞维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早期著作常常贬低克劳塞维茨，但后来他开始认识到他 自己正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来探讨军事理论的。他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比作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不过，他并未言过其实。是他最先把作战原则归纳整理成本世纪大部分 时间里人们公认的那个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装甲兵战术家。富勒懂得，作为战争理论，除了战争原则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内容和更严密的科学性)，不 过他在阐明这种理论时并不十分成功。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这些人进行了不很协调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战争理论，即作战原则。
有些读者或许会奇怪，这里为何没有提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有人一直指责我对利德尔·哈特抱有偏见，但我决无贬低他的意思。利德尔·哈特是靠窃取福煦的思想成果 才骗取了军事理论家称号的。他确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资格跟本书列举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相提并论。他写的一部蹩脚的福煦传记 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关施利芬的著作书写前言时，曾对施利芬和施利芬计划作过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和不正确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 努斯说得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因此，这样一个人决不可以称作是具有军事才略或军事理论的杰出学者。
作战原则
现将作战原则的条文列举如下，这些条文跟正式的美军条令中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 注 ] 。近代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对于作战原则的反映和评价分歧十分尖锐，但是应该说 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战争理论的最系统的总结。
作战的目标：每次军事行动都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又可达成的目标。
积极实施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一切力求简明：战时处处事事都有危难，繁琐必然会引起混乱、曲解和错误。
加强统一指挥：要充分发挥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我喜欢把它叫做控制)。
部队集结：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应投入最大限度的兵力；有人喜欢把这一作战原则称为集中优势兵力。
节省兵力：为了保证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必须尽量减少次要地段上的兵力。
努力实施机动：兵力的部署应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的战斗力。
注重出奇制胜：奇袭可以使敌人仓促应战。利用意外的时间、地点、条件或特殊的方法手段均可达到奇袭的效果。
安全保障：尽量不让敌人找到机会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应极力设法减轻损失。
作战原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骨架。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预料。士兵、武器、气候、士气、将领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因素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战争结果孰胜孰负，也都很难把握。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当代战争分析家和作战计划制订者的极大兴趣。对过去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战争 的规律，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从世间有战争以来，也许人们就开始搞战争模拟演习了。其中，现今人们仍然喜欢的国际象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围棋和略有不同的日本围棋可能跟国 际象棋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人员都为每次战斗制订出作战方案，并在事先或事后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战斗进行的情况加以图解。运用沙盘研究战例或制订作战方 案则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总参谋部所特别提倡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实战模拟演习进一步成了制订全面的 作战方案特别是确定作战所需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基本手段。这些以高深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模拟演习课题，经改成代表兵器和其他各种作战因素特性的数字后，(这些特性大多数是 根据兵器试验程序或其他模拟演习结果而取得的)再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在目前运用的这些作战模拟演习中，只有一种完全是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取得影响战争的一切因素的。这就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QJM)，它基本上是 一长串简单的代数公式，它不仅能够计算出决定战斗进展和结果所需要的兵力和兵器的数量，而且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兵力和兵器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是根据实战经 验的有关数据研究出来的。
但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并不能解决实际战争中的一切问题。虽然它可以把战争中的许多模糊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还有一些因素以及它们对战争的作用仍是很难捉摸的。为 了更好地了解战争，人们正在努力探索各种各样的未知因素，并深入研究广泛的作战理论问题。 33．未来的战争和作战的基本原则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基本作战原则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军事部门和军事将领们一直是头脑灵敏的知识界讽刺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新闻界人士更喜欢揭露将军们的所谓短处，说他们愚蠢，思想上固步自封，不注重严格执行军队的规 章等等。自命不凡的军事批评家总爱这样的格言：“战争太重要了，决不能让那些将军们随意行事。”“军事将领们一直在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
就军人来说，从将军到下级官兵，他们都是人，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对他们的批评通常也带有一定的真实成份。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民 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绝大多数战功卓著的军人是勤奋的有才华的职业军人。他们在努力掌握军事这门半是技艺半是科学的极难掌握的学科方面竭尽了全力。
那些共同性批评的最大不公也许是关于他们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的说法。翻开上个世纪许多文种的军事报刊就会发现，许多不同年龄、背景和国籍的职业军人都曾认真 地试图将过去的军事经验跟现代军事技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搞清未来战争的打法。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然而，对于那些狂热分子来说，却很容易沉迷于脱离实际不 着边际的思想。在上两次世界大战前发行的军事报刊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些狂热分子常常引用一些实际上错误的历史实例、说法或概念，来证 明他们种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从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回顾1914年发生的许 多事件，可知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不过德国人的见解要比法国人更加客观、现实和符合逻辑。
基本作战原则
未来的战争究竟将会怎样，人们现在是不可能做到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去努力了解通过历代战争形成的一些带共性的基本作战特性。虽然兵器和军队的特点改变了 ，由此也引起了战术的变化，但是，作战的基本特点，我称之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则丝毫未变。下面我列举其中的十三项并未改变的作战特性或作战思想，并加以必要的说明。
(1)要取得积极的战果必须实施进攻战。这好比是说，“足球赛中，球队只有控制球才能射门得分。”虽然下面的一些作战原则强调了兵力、战斗力以及防御的重要性，但决 没有贬低进攻战对赢得战斗最后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使有时采取防御战略可以取得胜利(如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所采取的战略)，但处于战略防 御的一方如果有可能取胜的机会，则必须有选择地实行进攻战术和进攻作战。
(2)防御的作用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说过，“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如果我们将许多战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 的观点是对的。军队利用地形和防御工事，无论是仓促修建的简易工事还是精心构筑的复杂工事，都会对它的战斗力起到成倍增长的功效。在许多著名战例中，进攻的一方为了战 胜地势优越工事坚固的防御的一方，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回顾一下塞莫皮莱、阿拉莫、安堤塔姆、彼得堡以及阿拉曼等战役，人们就可以看到，防御的一方虽然兵力上 处于劣势，但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防御设施，因此仍然拥有着作战的优势。 [ 注 ]
(3)当进攻不能取胜时就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虽然进攻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手段，但在对付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军事指挥官除了采取防御态势外别无其它选择。由 于防御态势实际上可以起到增强部队实力的作用，因此防御一方的指挥官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实力的不平衡状态。他至少可以减慢敌人进攻的速度，甚至能够袭击它。这样(利用相 反的作战效果)防御的一方就有希望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从而由最初的相对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最终采取攻势以赢得积极的战果。
如果总指挥官抽调数量占优势的进攻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以便在关键阵地上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取得绝对优势，此时剩余的部队就应采取防御态势。虽然部队总的作战态势 是进攻，但兵力减少了的部队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而另一支部队则实际上正利用优势的兵力实施着进攻。
(4)从侧翼或背后进攻比正面进攻更容易取胜。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进攻部队从侧翼和背后实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大；而防御的一方不可能同时加强其各处 的防守力量，正面常常是防守的重点；当明显出现可能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时，防御一方的士气就会动摇。历史上这种战例很多。那种认为实施包围或“迂回战略”的作战思想，是 由于现代化作战武器的使用或是现代军事著述家思维的产物，这种观点都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对早期军事思想家的贬低。
“寻找敌人侧翼”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重要军事格言。从19世纪中叶，后装线膛步枪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后，从此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由此毛奇在1867年得 出一个结论，即由于兵器火力的杀伤力大大提高，战略进攻必须跟战术防御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一种依靠包围来达成目的的战术思想。图四说明了1870年法国战役中毛奇军事 思想在战略上的应用，图五则是梅斯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术上的体现。在梅斯战役中，巴赞元帅的军队通向巴黎的交通线被德军包围而切断，因此被迫发动进攻，结果失败了 。
图4 梅斯-色当战役中毛奇战略进攻态势图
图5 毛奇战略防御态势图(1870年8月18日下午6点时的战场形势)
(5)只有掌握作战主动权才能充分运用优势的战斗力。这一原则一直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军事将领成功的秘诀。麦克阿瑟、亚历山大、格兰特以及拿破仑概无例外。有些苏联的 现代军事理论家认为，与早期相比，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里，这一原则更显得重要，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可以肯定，抓住并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 时代丝毫没有减少，到将来也决不会降低。
(6)防御一方取胜的机会跟防御设施的坚固性成正比。对某些近代军事思想家来说，这是自明之理，毋需解释与说明。但是，有的人却认为防御工事不过是诱人上当的陷阱， 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去搞此类设施。这种观点不是无视就是看错了历史上的战例。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历史学家不应使用“总是”或“永不”之类的词汇。但我想斗胆提出一个相 反的观点，即历史上作战防御永远不会因为有了防御工事而遭到削弱，防御工事总是只会增强战斗力。防御工事起码可以挡住进攻的敌人并增加敌人的伤亡，甚至可使防御的一方 击败进攻的敌人。
有人认为，在近代史上防御阵线曾被多次突破，从而说明采取防御态势或防御工事总要破产，这是严重的自欺欺人。我读了大量近代的官方和专业军事著作，使我相信当今美 军内部普遍存在着这种观点。这个问题(跟8、9两条原则一起)比本书阐明的内容更值得人们给于极大的注意。
有人可能会引用马其诺防线、曼纳海姆防线、齐格菲防线和巴列夫防线被突破的历史实例，从而得出结论说那些防御设施是不成功的。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确实，这些防 御设施都被攻破了，其原因是强大的敌军甘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马其诺防线不是1940年攻破的，德军深知该防线的坚固程度，因此采取了迂回进攻的办 法。)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为防御一方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重新部署兵力，建立起后备队或动员新的兵力。它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挡敌人，使防御部队能够惩罚进攻部队，特别是 阻滞敌人。在这些方面，上述所有的防线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巴列夫防线还使以色列免遭惨败。
(7)进攻的一方只要不惜代价总能攻破最坚固的敌人防御设施。无论防御的一方如何戒备森严，也不管它为防止或减缓敌人的突然袭击以及对其侧翼、后背进攻的影响而作了 多么巧妙的部署，高明的进攻部队总能在他选择的进攻点上取得一定时间的暂时优势。(这就是拿破仑以及别的军事家总是力争抓住和保持作战主动权的一个原因。)在1864年和 1865年弗吉尼亚州的多次大战中，李将军始终充分利用了他的防御优势，而格兰特将军也同样总能在他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取得暂时的进攻优势。但是联邦军并没有因此而总是获胜( 尽管李将军防御巧妙)，却仍然被迫一再撤退，最后他又借助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再次跟敌人进行了暂时的对峙。
(8)防御要获成功必须实施纵深防御并运用好后备队。有人认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无法抵挡敌人强大的火力，因而只好甘居挨打的态势。历史表明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其实 不然的观点。线式防御极易被敌攻破。拿破仑在他第一次战役中胜利渡过波河(位于意大利)可说是线式防御失败的典型例证。
防御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全部火力投入预定的作战区域，但掌握着作战主动权的进攻一方则常能使防御的许多火力变得毫无用处。那些认为现代技术能转移作战火力的人忽略 了以下三个因素：1．进攻一方能采取直接和间接手段阻止或防止这种火力的转移；2．倘若防御一方在对付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的有限进攻时毫无战果，那末他们在身心上 都不能协调一致地实施侧翼机动(即使敌人并不预防也不阻止这种调动，也不行)。3．如果(即使可能)从防线上撤回部队，那末处于高度戒备的进攻部队就会将进攻的矛头对准防线 上出现空隙的地段。
拿破仑认为，硬仗的胜利往往是由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一方取得的。马伦戈、博罗季诺和林尼等战役是拿破仑取胜的典型战例，说明利用各种手段来扭转战局的重要性。而他 遭到的两次最大的失败——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则是由于在他投入了全部后备军后，敌人仍然拥有后备力量。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重要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安堤塔姆战役中显 得更为突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役则可称是最典型的例子。
(9)优势的兵力总能取胜。近年来，通过对两三次近代作战经验的考察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一份近代战争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用力量对比的办法来判断战 争谁胜谁负是缺乏说服力的。”
表9列出了近代史上的十次战例。从兵力和兵器的数量上看，上面所引的结论似乎表面上可以成立。表中有7次战役是由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取胜的，3次是兵力处于劣势的进 攻一方赢得了胜利。表10同样列举了这几次战例，只不过它的格式可供人们分析当时的作战条件和双方的实力情况而已。如果我们将战斗的突然性(如果有的话)、相对的作战效能 、地形特点和防御态势的有利因素等考虑进去，并象前面提到的数字化典型分析法那样，以某种统一的方式用数字来表示这些因素对作战的影响，那末，每次战例中胜方的实力就 会增大。若别的条件都不相上下，那末上帝总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这在将来也是这样。
表9．1805年至1944年部分战例胜负情况
战役时间(年)攻方守方攻方对守方兵力比胜方胜方对败方兵力比
奥斯特利茨1805法国联军0.84攻方0.84
滑铁卢1815联军法国1.79攻方1.79
安提纳姆1862联邦军南部同盟军1.77守方0.56
葛底斯堡1863南部同盟军联邦军0.85守方1.18
佩罗内1918德国协约国2.40攻方2.40
蒙特底迪尔1918德国协约国1.20守方0.83
乌克兰1941德国苏联0.88攻方0.88
库尔斯克-奥布扬1943德国苏联0.69攻方0.69
安齐奥1944德国美国2.05守方0.49
韦莱特里1944美国德国1.19守方0.84
表10．1805年至1944年间部分战例QJM [ 注 ] 分析结果一览表
战役时间(年)攻方对守方兵力比攻守双方试验场兵器总效能之比攻守双方基本战斗力之比 [ 注 ]突袭效果精确比 [ 注 ]战果 [ 注 ]攻守双方有效战斗力之比 [注 ]攻守双方相对作战效果 [ 注 ]
奥斯特利茨18050.840.870.941.731.6313.463.692.26
滑铁卢18151.791.971.862.825.2511.673.330.63
安提纳姆18621.771.781.16--1.16-2.020.710.61
葛底斯堡18630.850.850.55--0.55-4.150.551.00
佩罗内19182.402.551.331.121.498.202.641.77
蒙特底迪尔19181.200.950.60--0.60-1.610.761.27
乌克兰19410.881.980.821.331.0911.903.383.10
库尔斯克-奥布扬19430.690.790.49--0.491.601.322.68
安齐奥19442.051.310.49--0.49-3.470.591.21
韦莱特里19441.192.181.590.600.95-1.480.770.81
(10)采取突然袭击可以大大增强战斗力。作战中实施突然袭击的重要性是一直为人们所公认的。许多人，包括本书作者和现代苏联军事决策者都认为这一原则在当今比以往更 重要。表10中的数字说明了突然袭击是如何在这些交战中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突然袭击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条作战原则，至少跟集中兵力和机动作战等原则同样重要。
(11)火力能够给分散的敌人以杀伤、破坏和压制，并造成兵力的进一步分散。如果正在书写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战争带来什么影响的著作的人，却不同意上述论点，恐怕 不会吧。但许多人把以下情况说成是一条定理，即火力的杀伤力越大，那末给敌人造成的伤亡、破坏和打击就越大。正如第30章中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定理是不正确的。1973年 战争中兵员和坦克的损失率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激烈的战斗中坦克的损失率。因此人们通常认为1973年战争的伤亡损失率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错误的。
(12)作战行动往往不会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有效和富于成果。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战争中的摩擦”。这是作战火力的破坏、压制以及使敌疏开的直接结果。 这一特性的意义就在于，如果相信(正如近来某些军事条令编写人认为的那样)战场试验和训练演习甚至高度真实的演习结果会在未来战场上直接反映出来，那是错误的。要真正符 合实际，我们的作战计划必须依照历史经验来反映战场试验和训练的结果。
(13)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无法简单地用一句格言来加以描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各段里作了充分的说明。所有军事著述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应经常提醒自己牢记这 一点。在进行军事分析时，必须着眼于战争的一些特殊方面，而且应当用严酷的、多样丰富的战争现实来反复检验和评价这些分析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战争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13条基本作战原则不仅适用于拿破仑时代，适用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成吉思汗 、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克等人的时代，而且也适用于近代150年里的大多数战争。
当然，情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尽管战争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们从事战争的基本目的没有改变，即运用致命的工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持不同观点的敌对一方。
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未来战争何时发生，怎样进行，它将怎样发展，每次战争结果如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会给它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基 本作战原则”将完全适用于未来的战争。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至于欧洲，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广泛流传的新闻报导和军事专业出版物，就可以了解到北约和华约双方的特性和能力、以及双方技术条件的概貌。很明显，(当本书在80年代 中期付印时)北约凭借其军事力量还无法采取攻势，而且在今后5年内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所改变。因此，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华约将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可能会对北约实施突袭并 具有采取进攻态势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局限性。与此同时，从理论上说北约至少也可利用防御态势所应具备的有利条件。根据这一分析，只要北约有着充分的戒备，并能赢得时间展 开兵力，特别是要赶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构筑好强固的野战防御工事，那末，华约进攻取胜的机会将是十分渺茫的。
在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里，有许多军职和文职官员认为，依靠现代化的电子监测手段可以确保北约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有充分的时间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作为现代军 事史学家应该记住这样两件事：
第一，以色列曾有同样正当的理由确信他们不可能在1973年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偷袭，实际上他们当时手头已经掌握了(假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表明阿拉伯国家将要对它发 动进攻的一切必要情报，并能为此作好充分的防范准备，但是他们未作准备。尽管他们有一套完善的防御系统，又拥有全面作战效能的优势，但却差点儿被击败。
第二，如果说目前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了苏军现代作战的特点，并且在苏联的军事学说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那倒是令人惊奇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还不会向 欧洲发动突然袭击。但是，他们是有能力象1973年阿拉伯国家那样实施这样的突袭的。这样(请记住“基本的作战原则”)，由于北约现在尚未建成野战防御设施，又不具备以色列 对阿拉伯那样高的作战效能的优势，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华约发动突然袭击是会成功的，我们将在这场欧洲战争中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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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的小结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观点
建议 本小结旨在将全书内容加以归纳和升华，以指导我们的军事研究，保持并发扬我国军事上的长处。现将本书思想内容之精华以观点和建议的形式陈述于下。我从历史经验中搜 集整理这些思想精华，是从事军事研究迈出的第一步。
观点
1．在核武器得到发展以前，兵器的杀伤力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提高，使军事战术和编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黑火药兵器的启用；(2)使用圆柱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的启用 ；(3)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的实战应用。
2．由于战斗中士兵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军队不仅必须改进训练方法，增强士兵的纪律性和主动性，搞好相互间的协调，而且要求下级的每一个人注意培养和提高自己 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和分析判断能力。
3．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或采用重要得多。
4．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从以下几项标志中得到体现：(1)兵力部署趋向于分散，因而减少了暴露在敌新兵器下的人数；(2)部队有实施机动的更大自由；(3)各军兵种 的协同作战得到加强。
5．上两个世纪里，军事发明以及新兵器的研制改进的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加快了，因此，从形成新兵器或改进型兵器的思路，到实战中采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 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6．从近代来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大战结束后约15至20年内投入实战应用的；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部分原因，是军事预算不足和兵器库存过剩，同时，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时军事将领满足于他们已经熟悉的各种兵器和作战方法，因此(除少数例外)对发展新兵器不感兴趣。除非新一代军事领导人出现，情况才能改观。老一代当 中有些人，正因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为军事指挥官的，但一旦地位变化，就不再关心新兵器的发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时期，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军事首脑方面的阻力。 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当前战术核武器的应用被列入美军作战条令的情况也是如此。
8．判断新兵器或重大的改进型兵器能否被吸收应用有以下标准：(1)按照条令保证新旧兵器能够配合，从而能充满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 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战指挥和手段上的优势。(3)能够按照条令的要求有效地对付预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对方反击。(4)能够大大减少使用新兵器人员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更 大的损失。
9．采用新兵器的先决条件有：(1)要有能干称职而博学多才的军事领导。(2)能够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3)能够进行战场经验的评价和 分析。
10．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这个阶段里，人们尚未找到办法来保证实现上述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未能在和平时期利用战场条件，对新兵器进行真正的实战试验。但是，若能设置 下列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1)设置工业的、开发性的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一般的和技术性的军事 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之间，以及跟政府的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2)这些科研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从事科研、开 发和试验活动，以便各科研机构的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3)这些科研机构在兵器技术和学术理论的一切研究课题上，都应朝着一个共同 而明确的目标各尽其力。
11．有迹象表明，通过对军事创造力及其基本性质的全面分析，努力发展用以刺激和加强创造力的各种手段，消除并减少对这种创造力的阻力，就可确保或者至少促进能干称 职而又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官的成长。
12．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 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
13．从1848年到1945年间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之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别国更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要求它们按照9、10两项提出的办法，采取 系统的方法，来实现新兵器跟军事条令的兼容统一。这种由普鲁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采用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德国比别国，或者 比那些兵力上处于优势，而科学技术上差不多甚至更强大的盟国，占有重大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4．和平时期采用新兵器所必备的真实战场试验条件，近期内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因此，和平时期的试验结果，应当参照历史经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验，才能根据 情况的变化，确保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尽量做到真实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现的战略核武器外，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新兵器或杀伤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够改变战争的打法，或者改变力量的平衡。除非它们已经被新的战术体制所吸 收，从而使其杀伤力得到充分发挥，并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个例外。它的全部意义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给战争带来的变化，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尚待实战的检验。
16．直到目前，将合理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指导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要比发明任何新兵器意义重要得多。这种军事思想对于兵器枝术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 没有新式兵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也能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
17．计算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应考虑下列兵器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进攻的目标数，每次攻击的相对杀伤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战场机动性(如有可能)和作 战机构的能力(如有可能)等。
18．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为以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了依据：(1)选择历史上兵器的重大发展，供专门性的分析研究；(2)将兵器的杀伤力跟兵力的分散配置及机动性联系起 来加以分析研究。
19．对军事统计资料，应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充分利用那些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大量试验数据。
20．历史上战斗的杀伤力、兵力分散率和预备队的机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来验证现行的或拟采取的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核战争部队的作战条令，能否经得住战场 考验的问题。
21．要将战术核武器写入实用的军事条令中去，困难很大，有三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值得认真考虑，即士气、生存能力和核战条件下的军事指挥。
22．必须进一步考察以往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以便深入了解未来战争中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23．必须认真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在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里的中级人员中，促进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24．在人类军事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跟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一些胜负难分的战役和伤亡率很高的战斗中，这种不平衡显得更 为突出。它多半反映战争中兵器跟使用兵器的方法和战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近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的典型例证。
25．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过六个重要的战术体制，它们的兵器和战术配合得十分协调，它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却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战 果。这些体制是：
约公元前34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体制
约公元前200年古罗马的西庇阿和弗拉米尼纳斯军事体制
约公元1200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军事体制
约公元135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三世和亨利五世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800年法国拿破仑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940年的德国闪电战军事体制
26．很明显，上述六种军事体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部分原因是出现了军事天才和其它的一些历史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从年代上看，这六个军事体制可以分成三组，每 组中的两个军事体制相隔140至150年，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1500年，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600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历代战争中兵器跟战术之间相互适应与 协调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些军事体制的周期性关系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建议
1．为了更好地吸收未来的新兵器，必须根据战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条令的发展变化，全面考察当前美军的作战方法、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考察的重点是军事预算、组织机 构、现行手段的利用以及新的手段的开发，以保证平时和战时能进行最充分的兵器试验和评价。
2．必须设法开发具有创造精神的军事人才。
3．必须对军队的战情处理方法进行严格的考察，做好体制分析，确保不断获取、处理、存贮、检索、分析和公布有关作战效能的数据和结果，并及时提供给有关的参谋人员 和各级指挥官。
4．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兵器的发明、采用以及它们被新的战术、编制体制和条令的吸收。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德军总参谋部实际工作效能的官方研究结果，但它 是发展现代军事实践的关键因素。有关历代重大战术进步和兵器杀伤力提高的学术性专著，为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度并提出建议，提供了材料上的依据。
5．美军应该象现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提倡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军事参谋机构和制度。
6．必须着手研究更好的数字化方法，用以表示军事经验及有关统计资料，努力探索新的数字化分析手段和理论。
7．必须研究人的因素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重点研究战术核战争条件下的士气、生存能力和军事领导等方面的课题。
8．必须对军事行动中的文化智力因素，特别是战争中心理因素对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多学科的考察研究。
9．必须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如可能，应在全国各军兵种之间开展教育)，以增进目前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包括军职和文职)里中级人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
10．必须根据新技术的发展和“基本的作战原则”之间合理的相互关系，通过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未来战争作出预测。
11．必须对历史上那些兵器和战术取得协调统一的军事体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弄清协调统一的军事和历史上的原因和条件，以指导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兵器与战 术之间更好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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