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程一牛：从金庸现象到中国文化现状与未来前景
透过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一窗户，从中不难发现一个整体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素质准度。当然，对金庸的小说，不仅限于纯形式和纯文本去研读，更重要的通过非文本的立场去研读：从作者到读者、历史到现状、世界到中国；展开整体性和全面性的解读。从而探究中国文艺与社会现实的症结所在。有人说：文艺是世界的精神平台，通过它可以打开任何民族的心灵大门。只要打开了大门，内中的智慧与愚昧、腐朽和健康、善良与恶劣就一目了然。金庸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吸引中国人？很显然，其作品质味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金庸”是一个具有广泛读者群的大众基础，从文盲、半文盲、知识界都拥入金庸作品中去；其中现代传播媒体起相当大推动作用。然而，武侠小说及武侠影视将中国人的大脑引入一个与现代化媒体技术时代所背驰精神方向，更谈不上反馈价值。如果将武侠小说看成一种纯粹娱乐文化和通俗文艺，那就大错特错了，也不象通常所言的“洗脑”；而是中华民族脑袋一直处于这种疯疯癫癫的魔幻状态。凭此，中国人要在二十一世纪与那些科幻未来神话的民族一比高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譬如美国人从UFO情结不断向DNA烂漫时代和数码浪漫时代向前推进与发展。而中国式的浪漫情结却不断向远古过去的蒙昧年代靠拢和回归，看不到现在与未来的影子。不论娱乐游戏也好，还是浪漫情结也好，如同儿童游戏与大人游嬉一般存在知识与智力上的巨大悬差。这就是两种浪漫情节的不同结局。
中国武侠小说与欧洲的骑士文学在本质上毫无区别：都是愚昧与浪漫的神化产物。然而，一部《堂。诘柯德》使得欧洲人改过自新，而武侠小说在中国泛滥成灾将是漫无边际的蔓延下去，不论男女老少都如醉如痴地沉迷于金大师神笔下的那些天上来、地下去的江湖人物和武林高手。武侠小说自从搬上了电影电视，对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中国老百姓而言，无不是一件大开眼界的事情，一解几千年来的精神饥渴。因为中国民间大众来历都崇尚侠义英雄和武林豪杰――以及鬼怪神仙，并赋予他们天神造化的超凡力量，他们除了来无影、去无踪的本领之外，还有替天行道，抱打不平，疾恶如仇，济贫劫富，舍生就义等超常人格和英雄壮举，这些都是老百姓歇斯底里梦寐以求的“救世主”和“活菩萨”。由于社会矛盾与现实怨恨所酿成的一种江湖文化和侠义情结。而金庸不过制作了这种假象的工匠而已，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慰藉。
套用鲁迅的噘辞来说，武侠小说无疑是一直毒害中华民族大脑的精神迷幻药。金庸的小说就象成了中国人精神饭桌上的一道主食，它与中国人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卫生所息息相关。可是，在文化或饮食方面，人们往往注重形式过程和口味嗜好，理性与严谨却踩踏在脚下，置健康与性命于不顾当然，对于那些企图自杀的人而言，吸毒和寻死是他的一种自由和权利；在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讨论或对话中，这一现象是司空见惯。中国人乃至整个汉语文化圈，无不例外都置于追逐与竞争、发展与冲突的世界秩序之下，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
一道健康而营养的精神主食，其前途与命运是可想而知。中国人的精神肢体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再把金大厨师的武侠快餐充当日常正餐，下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必将弱不禁风，始终置于世界追逐秩序中踌躇不前。
有人把金庸取代矛盾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尊位，这些文界帮闲们也不好好抖抖“矛盾”与“金庸”这两个笔名的分量，前者出于救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且不说，后者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字“老流氓”；他的笔名直译成痞子哲学：“我就是为钱――我就是庸俗――我怕什么？”。这不是为矛盾伸冤叫屈，而是为中国的文学专家的品味感到惭愧和脸红。如果按照可娱性和发行量而言，矛盾的确不如金大师一根毫毛。如果一个时代或一个文化群族，把文学艺术置于一种发行量和娱乐性，那是无比悲哀的。这并不是文艺具有什么高贵性或禁忌性，因为富有开拓与创造价值的事物或作品始终都有历史风险和时间考验；不论科学、艺术、思想都摆脱不掉这种历史的阴影。尤其那些不朽的作品和超前的发现往往都经历历史曲折才被理解和肯定。
在“稳定压倒一切”政治气候下，文艺界一下子萎靡不振了，港台旋风乘虚而入，大陆一下子“全盘沦陷”了（王朔语）。“金学会”和“金研会”也一哄而上；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等等。难怪连金庸自己都说：“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令我感到汗颜”。很难猜想国内的“金学会”和“金学课”是如何着手的？按照以往一贯的本土套路，无不是“挖掘文本再挖掘”；洋一点的苏式俄国形式主义手段无非是“夸大文本再夸大”。难怪北大授予金庸荣誉历史博士；浙大聘用金庸为人文学院的“总监”。这一种彻头彻尾的瞎胡闹，中华民族为此付出多少沉痛的代价？更具有讽刺异味的是，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主流基本上反封建迷信的，其中自然包括反古典神化英雄主义，类似武侠小说很难进入文艺学术的大雅之堂。当下离经叛道不能不说是一大“忌讳”：对金庸这种标价过高显然一种文化口味的败坏和艺术视野的昏晕。
一些中文圈子里有人在国际互联网上为金庸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起提名和请愿，可见汉语社会把金庸是看得至高无比的，也说明这些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无所知，尽管诺贝尔文学奖不算什么，但其评委们还不至于那般不珍惜“诺贝尔”的脸面。类似金庸或琼瑶的高发行量的小说家，各个语言圈子几乎都有那么几个，就瑞典儿童文学家林格宁就是一位北欧家喻户晓的作家，每每诺贝尔颁奖前，瑞典人都为这女作家感到愤愤不平而发一次神经，甚至通过募捐集资的形式来给这位童话作家颁奖，以此与诺贝尔文学奖和其评委们较劲抗衡。
就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内容而言，值得研究的价值本来就寥寥无几；其现实价值性和未来意向性就更一无可取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些初民社会的神话故事加以武侠化的变种――换汤不换药的翻版戏，没有任何特别的新意和创见。有人说金庸小说行文具有“中华历史精神”和“华夏文化意蕴”，实质是不伦不类的古怪言文和非人非鬼的魔幻内容，无不是《水浒》《三国》《封神榜》《说唐》《三侠五义》等等再翻版。换角度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社会的火爆，它直接说明了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趣味意向还没曾脱魅，总之，金庸小说和金庸现象的流行泛滥与其“民智未开”社会状况所密不可分。没有这一历史症结和文化烂胚的广阔土壤，就不可能出现一种“金庸现象”。
一个沉陷于历史轮换中不能解脱的民族，其趣味、经验、意识、价值、审美都囿于过去的腐烂的内壳里不可蜕变。神化武侠小说的主体成色是非人非鬼的神化怪胎，贯穿了中国天人合一的精神情节和超验幻觉。中国的史学、文艺、哲学，几乎样样都充满了鬼气阴魂，不说还原过去的真实历史，这种审美趣味和精神意向最大弊端就是无视现实和忽略未来。中国文化迷失了握现实与未来的方位能力是历来悠久的老毛病，这都是关门锁国的历史后遗症。因此，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虚实体会完全处于是一种昏迷状态,其审美趣味、知识经、价值取向和习惯传统；都沉湎于历史错觉和梦境魔幻之中。加之中国本来就缺乏一个理性化历史阶段，（虽然理性不是终极的目的，但它社会运作的必要工具手段）；不论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遵照非理性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经验构成社会秩序，引起人们愉悦的娱乐趣味就不脱鬼魅成色和臆造神话。这是一个封建社会和迷信国土所必具的条件，“金庸”能够发达的关键因素。
试想，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自产的文学产品，撇开内容价值和艺术分量不说，比金庸的小说更具有可娱性或可读性就少得可怜；中国作协系统一路子人马，他们除了歌功颂德和吹吹拍拍之外，便一无是处；边缘的零散个体户本来就不成材块，象王朔一类的“玩家”和“侃爷”是不会来点真格文学的，别指望这些痞子干点负责任或有使命的真正事情；还有那些闭门造车的历史剧作家和聊以自慰的旧文人，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帮闲不帮忙的家伙；《坚硬的稀粥》《废都》《白鹿原》《马桥词典》之类都是一些打痒不打痛的小闹剧，最多当作佐料和充数，显然无法派上正餐的饭桌。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悲哀，而不止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
至于读书界和知识界把金庸捧上天，或者老百姓对金庸小说如醉如痴，本予以理解和尊重，假当世界仅有中国人的话；那样就不在乎什么现实或真实，什么未来或前途了；只要在魔幻状态的全体中国人能够欢娱兴奋就行。问题是世界是追逐的世界、竞争的世界、发展的世界，因此中国人精神饭桌上迫切需要一道卫生营养的主食，而不是只有虚幻魔化的武侠小说。从前有人打出“文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旗号，今天看来，中国不来一次文艺复兴和理性革命是绝对不行的一个金庸或者一打子武侠小说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嗜好武侠小说的整个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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