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有关凸凹天空）
转这样一篇文章，不知是否能结识一下凸凹天空呢，呵呵！！！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周祖文）
在有读圣贤书传统的中国，曾经有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这当然过于极端。物极必反，到现代以来，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就一直以各种方式被提起，这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制度提出的质疑，“读书无用论”是个体在体制转换时的疑问，而更深刻的还有对我们这个日益体制化的社会的教育体制的批判。前两者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和个体的心理状态，势易时移，问题本身常能自然消解，而后者由于个体与体制化社会内在的张力，倒是我们总是必须面对的永恒话题。
余生也晚，幸运地躲开了制度蔑视读书的时代。照黄仁宇的说法，解放后的中国努力打造的是一个“下层结构”，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依靠农村，回到最基础和简单的层次上，创造一个下层结构，以对抗国民党的“上层结构”。一般来说，下层阶级的选择集相对很小，机会成本近于零，如果会失去什么，那也只能是锁链，因此也就很少有机会主义行为，在战场上除了努力向前，并没有退路，而一旦革命成功，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所以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不过，“路径依赖”导致了解放后仍然采用下层结构的治理方法，拒斥知识，反对读书，推崇知识不多但觉悟很高的“高贵的野蛮人”。直到建国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才开始流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叫滥的“小资”，下层结构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我们现在提“小康社会”的概念，也是这种下层结构的逻辑结果。
对于各种版本的“读书无用论”，我却可说是撞个正着，躬逢其盛。但我以为自己还没有资格去谈“读书无用”。一般来说，这是满腹经纶者的专利，他们读了很多书，却因为身处推行高积累率低工资制、讲求奉献不谈索取的下层结构体制内，一肚子学问只是换来了两袖清风。而那些体制外很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却得双轨制之利，大发其财，到现在，身家上亿而只读过几年书者又何止是个别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双轨制的必然结果。体制外的世界充满风险，读了很多年书的人们由于先期成本过高，往往成为风险规避者，当然也有爱好风险而下海的，不过这总是少数，而没有读过几年书、身在体制外的人们由于成本很低，而预期收益却很大，往往成为风险爱好者，有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俗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这种情况下的“读书无用论”，我个人是表示同情的，因为读书的成本很高，精力时间都不去说了，光是十年寒窗、黄卷青灯的苦熬，就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但我们的社会评价对读书成本明显低估，比如读书期间并不算作工龄，而参军、参加工作都算作工龄)，而收益却不大，无论如何是有失公正的。
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变化，知识分子的境况大大改善了。因此读书无用论本身也开始深化，转而对体制化的教育制度与个体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提出批评。平心而论，体制化教育制度中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中国存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同时，个体差异也使体制化教育制度难免众口难调。个性张扬的李敖当年就因为与台湾教育体制格格不入而从台大法学院退学回家。韩寒出版了《三重门》之后也对体制化教育体制提出挑战。可以说，这种出于个体与体制化教育体制内在张力的现象一直会存在下去，问题不在于个体的差异，而在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日益体制化。
人类社会的历史，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一个不断体制化的过程。所谓体制化，我以为无非就是一个群体乃至社会共享的资源和观念累积之后的制度化。原始社会社会组织远未发达，谈不上体制化。但随着国家等各种组织的出现，文明越来越进步，人们也越来越受制于各种社会组织及其制度，即使“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帝王本人也要受制于制度。三代以前，许由不愿意当君主，还能逃到山中一躲了之，到了明代，万历皇帝想立自己喜爱的皇子为太子而不能，也只能消极怠工，故意不理朝政，但仍然到死也未能如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举制实行以后社会的进一步体制化，只能通过读书，一个人才能进入文官体制中去，施展抱负。传统社会是如此，现代社会的体制化更是精致完美，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更多是成了社会这台大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而不仅仅只是他个人本身。
在体制化的社会里，我们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完全独立于社会，那么他读不读书只是个人爱好问题，像流落到荒岛之上鲁滨逊，读不读书都不打紧。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甚至对社会依赖程度很深，那么读书应该是他在某个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交易费用的概念，按张五常的说法，除了像鲁滨逊那样的一人世界不存在交易费用外，只要存在有两个人的社会，就有交易费用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越低，对社会发展越有利。读书使社会成员拥有基本相似的知识，并因此共享共同的资源和观念，从而大大降低社会交往的交易费用。如果社会成员之间共享的资源和观念很少，那么社会不是停滞不前，就是陷于战乱之中。我们之所以大力推广普通话，就是为了使人们共享同一种语言，节省交易费用，再说开去，之所以要花大量时间去学英语，无非是想在全球化时代能和世界文明共享相同的语言工具，进一步发展自身而已。同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小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大到国与国之间关系，共享某种观念也很重要。反面的例子很多，譬如鸦片战争，起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双方了解太少，观念相差太大，没有足够的共享资源和观念，更谈不上累积这些资源和观念形成体制来避免战争的爆发，换到世界全球化也即体制化的今天，对于鸦片这类毒品贸易，国际上完全可以在一个体制框架内协商解决，不必真刀真枪干上一场。再如韩寒，他之所以能写出《三重门》，并能为很多读者接受，很大原因就是他与他们共享了相似的生活经历、思想资源和观念，而一旦他开始反叛这些，他遭受非议的结果是可以预知的，即便他拥有再多的知识，他仍不为这个体制的社会所接受，因为知识一离开体制，就不再是社会共享的，而只是社会共同体之外的奢侈品了。狂放如李敖，最后还是回考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回到了体制化社会中。可以断言，韩寒最后也会回到体制中，在一个体制化无处不在的社会里，他逃出一个体制，又逃进了另一个体制，或者说逃出了体制的一部分，又逃进了体制的另一部分。对于憎恨体制者，才出虎穴，又入狼窝是一个命定的悲剧宿命。
当然，“读书无用论”在体制化社会的语境下，否定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文凭等体制化符号。但我们以为文凭虽然有很多缺点，却是体制化社会最有效的识别符号。正如民主制度一样，本身缺点很多，但我们还不能找到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体制化社会为了节省成本起见，必须对所有社会个体设定一个准入标准。读书就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准入手段，而文凭作为一种识别标志是节省信息成本的。信息是不对称，比如说对同一个商品，产家和卖家所拥有的诸如商品质量、性能等信息通常就比买家要多，如果遇上个自卖自夸的王婆，更是放大了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买家常常受骗，渐渐的就有了便于识别的品牌。品牌就是一种识别标志，功能相当于文凭。假设你要了解一个人的能力，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识别成本会很高，而对一个人的文凭识别相对简单。假如有人声称自己很能干，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识别他的能力究竟如何，或者我们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才能加以识别，但如果他提供一张文凭，只要这张文凭是真的，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给出一个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凭并不能轻易否定。韩寒写了《三重门》，向社会提供了一个“文凭”，所以他不需要或不想要体制内的文凭，但对于那些没有写出“三重门”的人们，他们该怎么办？社会又该怎么办？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社会的体制化是现实存在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建立多元化体制，使像钱钟书和吴晗那样虽然某些方面有缺陷，但在另外方面却才华横溢者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以追求社会的效率。但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效率常常会牺牲公平，而在现阶段，公平也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比较深刻,但似乎仅仅表明观点,并为找到明确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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