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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辑] 《十六国.胡亡》之二--冉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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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关系2
 楼主| 发表于 2019-8-21 11:2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9-8-21 13:54 编辑

本文系转载,作者范雎
黍离之悲,语言往往无力述说。唐末、宋末、明末的野史笔记,今人读之恻然,悲愤充满胸臆。那其实是局外人的反应,若是离乱人自己,怕只有两行清泪,默默浸透纸背。

西晋末年的景象不会好过任何一个王朝的末世,但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乱世持续了数百年,许多承载血泪的纸页已经湮灭无痕,绝望冤苦,掩埋于黄土。

长安、洛阳、许昌、晋阳、临淄,这些名都大邑皆已成荒土;襄阳、蓟城、寿春,因为靠近边境,时常成为战场,因此被加固成庞大的军营。除却吸干半国物力营建起来的邺城,后赵境内其他城市都已成为废墟,城墙毁坏,街道长满荆棘,豺狼狐狸出没其中。

乡村的景象同样荒凉。每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都变得危机四伏,战争、饥馑、瘟疫,不知会从哪个方向突然袭来。幸免于难的人们聚族而居,有的在村落原址,有的移到附近山川险要之处,砌起望楼碉堡,围以高墙、环以沟堑、架设吊桥,自己保卫自己——这些是先人在乱世中传下的故智。西汉末、三国中,战火燃及的区域都曾坞堡林立,许褚、李典等曹魏名将都是坞堡主出身。
行政体系已然崩溃,郡县制空留其名,当时所谓刺史、太守,往往只是势力较大的坞堡主,政令所行,不出势力范围。往往一州一郡之内,数名刺史、太守并立。大部分坞堡不足以自存,依违于诸胡、汉政权之间,贡输谷物、兵源,以换取生存空间。但也有少数坞堡实力强横,闭境自守,割据一方,例如西南一隅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河东郡汾阴县的大族薛氏,凭借强大的宗族、牢固的薛氏坞堡,保持独立一百余年,先后经历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匈奴夏国诸多政权,最后才臣服于北魏。

在修建坞堡也无法生存下去的区域,许多人聚集宗族、乡党,抛下已成废墟的家园,迁徙远方,成为流民。
流民相对命运多舛。他们去寻找远离战场的乐土,但海内鼎沸,安有乐土?

晋末相对安定的区域,或幸赖于天险阻隔了战火,如江南,如西南的益州(今四川省);或幸赖于偏僻落后,无人觊觎,如东北幽平二州(今河北省北部与辽宁省),如西北凉州(今甘肃省)。它们都远离昔日富饶繁华、人口稠密的黄河中下游区域,以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闭塞的信息传播,再考虑遥远路途中未知的凶险,有卓识与胆量主动迁徙到边陲的,只是少数,能安全抵达目的地,人数更少。

大部分流民都是受饥饿驱使,到附近州郡就谷。往往,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此处与家乡一样残破,于是继续流浪,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战场。他们与其他流民团体作战,与当地坞堡武装作战,与试图劫掠流民的胡、汉军队作战。

势力较大的流民团体会征服或者驱逐旧主人,占据当地坞堡,甚至建立割据政权,例如十六国之一的成汉国。势力弱小的流民团体,则或沦落为奴仆,或成为他乡野外的饿殍,他们的姓名,史书不载。

因为是百战之余,流民武装具有很强战斗力,容易被各方政权引为己用,其中最著名的两支,是北府军与西府军。

东晋历次内外战争,来自北方的流民武装都曾经左右战局(流民军的反叛也曾经攻占都城建康),流民的主要聚集点,一在长江下游的晋陵(今江苏常州)、京口(今江苏镇江)附近,二在长江中游的襄阳(今湖北襄阳)、樊城(今湖北襄阳)附近。

下游的流民后来被谢玄招募成军,当时称京口为北府,这支军队因此被称为北府军,淝水之战,北府军击溃前秦,拯救了东晋,同时也改变了东晋的权力格局,最终,北府军将领刘裕攥取政权,建立刘宋政权。

中游的流民则被桓温家族所用,称为西府军,桓氏家族借此力量割据一方,不受东晋辖制,桓温的儿子桓玄甚至篡位称帝。东晋灭亡,西府军未散。刘宋、萧齐两朝,北府军在权力的腐化下削弱,统辖西府军的萧衍攻陷建康,建立萧梁政权。

北府军、西府军之外,十六国时期另有一支著名的流民武装,名称很悲壮,叫乞活军。

乞活军的构成比较单一,主要是并州(今山西省)人。
并州是十六国乱世开始的地方。公元304年,匈奴刘渊在并州离石建立政权,并州刺史司马腾抵抗了两年,在公元306年末,翻越太行山,弃州东逃。跟随司马腾一起逃亡的,还有并州州兵、吏民一万余人,几乎搬走了整个并州政府,民族成份主要是汉人,也有乌桓。

当时并州已经变得不适合生存,残存的百姓不足两万户。继任并州刺史刘琨向洛阳汇报,说这里胡人遍布山谷,百姓一打开家门就看到贼寇,一移动脚步就遭到劫掠,无法生存,唯有逃亡。携老扶弱的难民不绝于路,留守故乡的十不存二,随处可见有人卖妻卖儿。死于兵火饥馁的尸体相互堆积,白骨遍布原野,哀呼之声,不忍卒听。

最初,逃亡可能只是一次战略转移。因为司马腾组成新被任命为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镇守邺城,掌握了更多的军队与更大的权力,而且,他的哥哥东海王司马越是洛阳的执政大臣,他的另外两个兄弟,高密王司马略与南阳王司马模,一个都督荆州诸军事,另一个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整个王朝都在兄弟四人的手中。流民们乐观估计,暂在冀州度过荒年,来年整顿兵马,光复家园并不遥远。

然而乱世已至,基于常态的逻辑不再成立。在此前的内战中,冀州属于司马腾兄弟敌对的那一方,两年前,司马腾的一支由乌桓、鲜卑的盟军曾攻破邺城,大肆抢劫杀人,还将掳掠来的女子八千人沉入易水。因此,邺城人痛恨司马腾,冀州人也厌恶这些来自并州的流民,称他们为“贼”。几个月后,当石勒的军队进攻邺城,守军放弃抵抗,司马腾城破被杀。

流民们感到绝望,他们凄惨地称呼自己为“乞活”。因为组织化程度高,且受过军事训练,乞活军的战斗力超越其他流民组织。他们继续效力于西晋王朝,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北岸,四处邀击匈奴、石勒。

然而局面已开始土崩瓦解。没过几年,东海王司马越也死了,洛阳沦陷,皇帝被俘,王朝覆灭。光复并州成为幻想,乞活军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乞活军与石勒都来自并州,但视彼此为仇雠。
乞活军痛恨石勒。他们的首领们或出身士族,或出身地主豪强,或出身乌桓部落酋长,在并州有家宅田产,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他们被司马腾招揽进政府,在数次灾荒中,受到过司马腾的庇护。而石勒摧毁他们的家园,还杀死了他们的恩公。

石勒也痛恨乞活军,原因是同一枚硬币的反面。石勒在并州时,依靠做小贩、佣耕过活,挣扎在社会底层。在以往的灾荒中,司马腾为筹集粮饷,同时为了削弱胡人,出了个稗政:并州军队袭击了羯人村落,捕捉大量青壮年,押解到太行山以东贩卖为奴。为防止逃逸,司马腾采用了一种大长木枷,将两人锁在一起,这木枷十分沉重,而且中途不会解开。当时天气寒冷,山路崎岖,许多人走到一半就死掉了——石勒就是被掳掠的羯人之一,他被卖到冀州,做了好几年奴隶。

数年之后,石勒起兵,积攒多年的怨毒有了机会发泄,凡是落入他手的晋朝公卿,很少能够活命。杀戮最惨烈的一次,近百位王侯、十余万晋军,无一逃生。乞活军如果成为俘虏,往往会被石勒活埋。

不过,也发生过这样一幕:在某次战役中,一支乞活军陷入围困,乞活军军官在阵前对石勒说:“那些与明公争天下的人,明公不趁早图灭他们,却来攻击我们这些可怜的流民。我们是明公乡党,终当奉戴明公为主,何必咄咄相逼?”石勒心以为然,就此撤围——这支乞活军脱离困境后,继续与石勒为敌,他们的首领陈午临死前,特地叮嘱:“不可效命于羯胡!”那个在阵前劝说石勒的乞活军军官,也在祖逖北伐时,因为作战骁勇而受到嘉奖。
尽管有作战勇猛之名,乞活军的战绩却并不好。这应该与乞活军的势力分散有关。
乞活军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而是分成好几支,都以“乞活”为号,有时协同行动,有时各自为战,甚至还曾经相互攻伐——其中原因,或许是分散后便于筹集粮食,不过更大可能是他们来自并州不同的郡县,各自以宗族、部曲组成武装,实力均衡,谁也不服谁。最终被石勒各个击破。

因为离散度高,乞活军的活动区域十分广泛,冀州(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豫州(今河南省东南部、安徽省西部)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冀州乞活聚集在黄河以北的广宗(今河北邢台附近),豫州乞活聚集在黄河以南的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两处都曾留有乞活军筑造的堡垒、高台等遗迹。

随着乱世的漫延,石勒的势力日益壮大,乞活军的处境则日益窘迫。西晋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冀州乞活被消灭,首领李恽、田徽先后战死,另一位首领薄盛是乌桓族,率部投降石勒。

豫州乞活多存活了六年。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祖逖北伐,到豫州收服诸坞堡武装。当时豫州乞活的首领陈川,是前任首领陈午的族叔,并没有获得豫州乞活的全体拥护。祖逖一来,豫州乞活内部分裂,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一部分乞活军投降于祖逖,陈川担心被祖逖吞并,竟投降石勒。石勒将陈川的部众五千户迁徙到广宗,与早已归顺的冀州乞活居住在一起。

乞活军与石勒之间的仇恨渐渐被时间抹平。在乞活军一方,随着最早的一批首领纷纷战殁,昔日司马腾的恩情与故乡的样子,都已变得模糊并且遥远。在石勒一方,他的胸襟已随势力、野心一同扩张,并州毕竟是桑梓故乡,并州人何苦为难并州人?况且石勒发现,乞活军中不仅有仇人,也有恩人——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那场战役里,石勒原本打算将冀州乞活俘虏全部活埋,直到他在人堆里发现了郭敬。郭敬本是并州邬县的大地主,石勒做佣耕时,种过郭敬家的田。在以往的饥荒里,郭敬接济过石勒衣食。石勒被贩卖为奴,差点死在半路,幸亏郭敬嘱咐他人加以照顾,才得以幸存——石勒最终赦免这支乞活军俘虏,将他们全部划归为郭敬的部属。

冀州乞活、豫州乞活消亡之后,关于乞活军记载更加碎片化,从史书中零星闪现的痕迹,可知乞活军依然在流浪,他们主要活动于江淮之间,很可能是豫州乞活残留在河南那部分的后裔。为了生存,他们有的还做过佣兵。

乞活军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东晋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洛阳金墉)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当时东晋灭亡已开启倒计时,军政大权尽落刘裕之手。刘裕为扫平障碍,翦除东晋宗室,有一批复姓司马的王孙贵戚逃离江南,投奔后秦。但没过多久,后秦也灭亡了,这些司马家儿于是流离江淮之间,司马文荣是其中之一。

司马文荣随即在司马家儿的内讧中丧生,部属也被吞并。不久之后,北魏占领河南,这些人全都投降北魏,那支乞活军想必也在其中。
此时距离乞活军离开家乡,已有一百一十三年。次年,东晋灭亡。

冉闵出生于军人世家,他的先祖是黎阳营的军官。
黎阳津(今河南省浚县)是古黄河(今已改道)北岸的重要渡口,与南岸的白马津一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光武帝因此在黎阳设营,常驻军队。黎阳营的营兵起先有服役年限,到东汉中后期,已经演变成终生服役的世袭职业军人。

直到东汉末年,黎阳营一直是北方重要军镇,当年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预感到战乱将起,想迁徙到安全的地方,他选择的避难地就是黎阳,因为“黎阳有营兵”。后来袁绍、曹操隔河对峙,黎阳也是双方往来争夺的重点。

曹操统一北方后,黎阳的战略地位下降。黎阳营被裁撤,原黎阳营的营兵想必都被征召进曹魏的军队。冉闵的高祖辈、曾祖辈、祖父辈为曹魏效力,曹魏灭亡后为西晋效力,担任牙门将这种低级军官的身份——魏晋时期武人地位低下,这应该是他们能获取到的最高官衔。

冉闵的祖辈将家园安在魏郡内黄。内黄靠近邺城,土地肥沃,是个安居的好地方,但在晋末乱世中,最早受到冲击。冉闵的父祖率领宗族、部曲加入了乞活军,这支乞活军就是日后的豫州乞活,首领是陈午。

洛阳沦陷那一年(公元312年),陈午的军队被石勒击破,冉闵的父亲冉瞻被俘虏。冉瞻的父辈兄长(如果有兄长的话)可能都已战死,当时的流民武装、坞堡武装首领大都是世袭,冉瞻成为这支宗族武装的首领。石勒看这支武装骁勇善战,要收为己用,于是将冉瞻改姓为石,命令石虎收为养子,当时冉瞻十二岁——赐姓攀亲、结异姓兄弟、收养义子,都是历代军阀笼络人心的常用手段,石勒用了全套。之前曾有乌桓酋长张㔨督归顺石勒,两人结义,张㔨督改名为石会。石勒自己收养的义子中,有不少汉人,史书明确记载的有石堪、石聪二人。

冉瞻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史书,是在公元324年左右。当时他二十四岁,率领后赵军队在淮河流域与东晋作战,攻陷了好些城池,杀死了好些东晋将领。史书上评价冉瞻“骁猛多力,攻战无前”,他也因军功被封为西华侯。这些评价与爵位,应该都是通过与东晋作战而获得的。

冉瞻死于公元328年,前赵、后赵两国开战,冉瞻随石虎在高候原对阵匈奴刘曜,后赵大败,士卒的尸体相枕二百余里,冉瞻战死,死时二十八岁——冉闵的生年不详,假设冉瞻十八岁生子,当时冉闵十岁左右。

冉瞻算是为石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石虎对冉闵十分关照,“抚之如孙”。冉闵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与军队,虽然年幼,却已体现出果敢勇锐的气质。长大之后,果然是名良将,“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

冉闵初露头角是在公元338年。石虎东征前燕,将慕容皝围在棘城,围城不克,退兵时被前燕追击,大败而归。诸军丢盔弃甲,唯独冉闵所部一军独全,由此知名。当时冉闵才二十岁左右。

此后,冉闵曾到汉江流域,参与对东晋的作战,不过只担任偏师的统帅。真正令他接近权力的,是平定梁犊叛乱。

梁犊叛乱是石虎杀石宣事件的发酵。
当年石邃要弑父,石虎不仅屠灭儿子满门二十六口,还杀尽石邃党羽及东宫官员二百余人。理由嘛,很简单,太子原本好好的,为什么要弑父?肯定是你们这群人教唆坏的。
没想到,换了个太子石宣,竟然也要弑父。石虎实在想不通,他在朝堂上叹息流涕,说:“我真想剖开肚子,拿三斛石灰洗涤肚肠,何以总是生出恶子,年过二十就想谋杀老父!”
总归又是人教唆的!

这一次,石虎将东宫宦官、太子卫队的军官三百多人,全部车裂肢解,尸体抛入漳水。但仍不解恨,索性将东宫地基挖开,倒入污秽,养猪、养牛;东宫卫士十余万,全部发配往西北凉州。

将东宫用来养猪,东宫不会抗议,但是将数万军队成建制地发遣边疆,则十分危险,况且这还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石宣做了十几年的实权太子,对麾下护卫精挑细选,东宫卫士被称为“东宫高力”,地位、供养仅次于护卫石虎的“龙腾中郎”。石宣曾率领这支军队南征东晋、北伐鲜卑,全都得胜归来——无论是兵源、作战素养、战斗经历,这支谪戍军都优于寻常军队。

起初,这些谪兵还没有想到反叛,被豢养了十几年,衣锦食甘、作威作福,一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被抛弃。他们顺从地接受了谪谴,从邺城出发,向西过太行山、渡黄河、入潼关,横穿渭河平原,在流放中度过永和四年(公元349年)的除夕。
一直走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后方传来赦令:石虎称帝(此前只称后赵天王,没有称皇帝),大赦天下,但是,参与石宣叛乱的东宫谪兵不得赦免——他们终于明白,被弃之如敝履了。

后赵的地方官员们,到此时也确定了石虎的心意。负责押送的雍州刺史张茂夺走谪兵的马匹,让他们推着小车,徒步去戍所。这个举动如同火星,点燃了怨气,谪兵们终于反了。没有盔甲、兵器,他们就以斧子、树杆为武器,在冷兵器时代,这依然能组成一支可怕的军队。

叛军多数是汉人。叛军首领梁犊,原是东宫高力军的督将,也是个汉人,反了后赵,就自称东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打回中原去。
兵法上说,哀兵必胜,兵法又说,归师勿遏。后赵安西将军刘宁来镇压,战败;叛军打到长安,长安守将石苞尽全力抵抗,战败;叛军杀出潼关,石虎派汉将李农、冉闵、羯人张贺度率领步骑十万,邀击于新安,战败;叛军逼近洛阳,李农再次邀战,再次战败,退守成皋关(今河南荥阳县)。成皋关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它另有一个著名的称谓,叫虎牢关。

叛军绕过成皋关,抵达东边的陈留郡,陈留郡内有延津、文石津等渡口,从这些渡口渡过黄河,就是后赵的京畿。
石虎慌了。但是,他可以派遣的军队已经不多。

由于史料的散失,十六国的兵制无法得到详细的研究,但可以确定,当时各政权都存在大量私属武装。这些私属武装的士兵只效忠于各自的首领,各政权统治者或用金钱、土地、权力赎买、或用武力胁迫,使这些首领效忠于自己。当然,如果有首领不服从统治,或者过于强大,对政权构成了威胁,统治者也会将那支军队消灭或者吞并。

民族不同,私属武装的构成也不同。胡人军队主要由同族的部落民构成,汉人军队则主要由宗族、部曲、乡党组成,比如上文提到的坞堡武装、流民武装等等。

这样的私属武装,在后赵政权中尤其多。羯人的数量本来就少,不像匈奴、氐人、慕容鲜卑兵马强盛,前赵、前秦、前燕诸政权依靠本族军队就足以攻城略地、震慑不服,后赵做不到。而且羯人主要聚集在并州,石勒却是被贩卖到冀州数年后,在冀州起兵的。因此,后赵早期军队中羯人并不多,最早追随石勒的“十八骑”中,有汉人、有羯人、有匈奴、有乌桓、有月支胡,甚至还有流落中原的天竺人。势力壮大之后,后赵军队中又增加了鲜卑、羌人、氐人、巴氐。其中汉人与乌桓最多,按史籍中记载的数据简单相加,后赵早期军中的汉人有十余万、乌桓数万。

石勒补充兵源的方式,一是掳掠人口,仅在起兵后第三年的一次扫荡中,石勒就拉了五万汉人壮丁;二是吸引胡、汉私属武装的加入,所以他需要结义异姓兄弟,认养子养孙。

建立政权后,石勒、石虎都试图建立中央直属的精锐军队。石勒曾到并州招募羯人,迁徙到邺城、襄国。羯人被称为“国人”,享有特权,史书上多次留下羯人抢劫汉人、横行不法的记载。不过羯人组成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可靠,当后赵政权濒临险境,这支军队并无作为——这种表现符合逻辑:赤贫时生无可恋,打战不惜命,到邺城后抢劫致富,要享受,自然舍不得死。一千四百年后的满清八旗子弟也是这么想的。

石勒、石虎心里有数。因此,他们又陆续从各地迁来数十万羌人、氐人、巴氐等(数十万羌、氐百姓,并非五十余万军队),拱卫京畿。石虎又招募健勇,加以官爵,组成禁军,赐名“龙腾中郎”,同时也让太子也招募,组成“东宫高力”军。异族人客居他乡,孤立无援,贫寒子弟需要摆脱贫寒、出人头地,都不会不拼命。

整个邺城,召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大概只有四支军队:石虎的“龙腾中郎”禁军、太子“东宫高力”军、氐人的军队、羌人的军队——氐、羌军队分别屯集在邺城南边的枋头与北边的滠头,听命于氐人酋长蒲洪与羌人酋长姚弋仲,前秦、后秦政权即脱胎于此。
如今东宫高力叛变,地方守军、邺城派去的普通军队根本不是对手。叛军将要渡过黄河了……但龙腾中郎是石虎最后的王牌,而且需要守卫京师,不可能派出去平叛,那么,只好求助于氐人、羌人。

这实在是不得已。石虎迁徙这些氐、羌到肘腋之下,一方面固然是想强壮京畿军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忌惮这两支势力强大难制,迁到身边,就近监视。如今反而要向他们开口借兵,自曝虚弱,恐怕将有后患。
但是,顾不得了。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羌人姚弋仲七十岁、氐人蒲洪六十五岁,他们从太康盛世(公元280年-公元289年,“太康”是晋武帝的年号)一直活到王朝覆灭,随后眼看着屠各匈奴立国,又目睹了屠各匈奴被灭族。

手握强兵,窥视乱世。对于未来,石虎相信二人各自有打算。不过二人风格迥异,蒲洪心计深沉、城府难测,不如姚弋仲直爽痛快。
石虎记得,当初他篡位杀石弘,满朝文武都上表称贺,及时选择站队,唯有姚弋仲称病不上朝。石虎召唤他好几次,怏怏而来,劈头就问:“弋仲一直以为大王是当世英雄,怎么能做篡夺的事情,辜负先帝临终把臂相托的期望呢?”石虎好不尴尬,要不是忌惮羌人军事强大,早就将这老羌腰斩了——姚弋仲倒不是忠于旧主,只是看不惯。

这个乱世里,这样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吧。或许,这样的人可以信任。
石虎召姚弋仲来邺城觐见。当时石虎的病已经很重,姚弋仲到了邺城,石虎又拒而不见,只派人赐予自己所用的御膳——身体如此虚弱,石虎害怕姚弋仲知道了会生异心。

姚弋仲大怒:“主上召我来,肯定是要面授方略,我难道是为了吃饭而来的?不见面,我怎么知道主上是死是活!”
石虎只好召入相见。姚弋仲看到石虎一脸病容,说:“儿子死了,愁出病了吧。儿子幼时不教,长大谋逆,你又迁怒于下人,责罚太过,所以他们要造反。你病成这样,新立的太子年幼,万一病好不了,天下必定大乱——你安心养病,不要忧心叛贼。老羌替你平贼。”

臣子对皇帝如此说话,大不敬,不过姚弋仲风格如此,无论尊卑,开口都是你呀我呀,没有忌讳。石虎挨这顿数落,默然无语,一来有求于人,二来姚弋仲说得对。姚弋仲有四十二个儿子,与他的儿子们相比,石虎的儿子们止犬豕耳!
石虎封姚弋仲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姚弋仲盘马于殿前,笑道:“你看老羌这身手,还能破敌杀贼否!”说罢策马南奔,不辞而出。跟在他身后的,是八千精锐羌族骑兵。
这一刻,石虎或许有些失落。他比姚弋仲年轻十五岁,但是已经连战马都骑不上了。石虎年轻时,可是以弓马娴熟闻名于军中的。

平叛军队的主力是羌军,挂名统帅则是石虎的儿子石斌。石虎任命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领姚弋仲部、蒲洪部,南渡黄河,邀击梁犊。
双方在荥阳决战,梁犊在装备上吃了大亏。

马镫大概是在东汉晚期被发明,然后迅速被广泛运用的,这项发明改变了古代战争的形式。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兵在马上只能靠双腿夹住马鞍来稳定身姿,这个姿势限制住骑兵的战术动作(动作太大会摔下马),也限制了骑兵的装甲重量(铠甲太重容易失去重心摔下马)——严格来说,战马只能算运输工具,骑兵到了战场,还得下马厮杀。马镫解放了骑兵,大大降低坠马的危险,骑兵可以在马上灵活使用各种兵器,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仅凭战马奔腾的强大动能,就足以冲垮对方的阵型。于是诞生了全新的兵种,重装骑兵,当时称作甲骑具装。

十六国到隋唐的四百年,是甲骑具装的天下。骑兵们不仅自己全身披挂,还给战马也披上马铠。人、马、铠甲的重量加起来,数百斤重,一旦战马全速奔跑,就是一辆微型坦克,辗压那个时代的一切对手。冲锋的骑兵手持马槊,锋刃长而沉重,足以贯穿任何盾牌、铠甲和躯体。特别是在适合冲锋的平原作战,成千上万匹铠马组成阵型往前冲,地动山摇,在那个时代,这是无敌的力量。

不过甲骑具装有一个缺点,它太贵了。培育战马本来就非常费钱,以当时的工艺条件,打造覆盖人、马全身的铠甲更是一笔庞大的支出。此外,高机动的作战方式对于兵器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仅仅是制作一支合格的马槊,就要花费三年左右的工时,选材、成本都远非普通枪矛可比。

威力惊人、造价昂贵,决定了甲骑具装只能装备最精锐的军队。这一次后赵的军队里,有一万重装骑兵。
梁犊的军队全是轻装步兵,之前遇上的后赵军队,装备虽然比他精良,毕竟不是代际间的差异,可以用体能、士气来弥补,但是这一次,悬殊实在太大了。而且后赵守军尽管屡战屡败,成皋关等关隘险要并没有丢,梁犊数量庞大的叛军游荡在无险可守的平原——这是重装骑兵最喜欢的战场。

战役的结局没有悬念,骑兵辗压了步兵,重甲辗压了轻甲。或许,仅仅看到骑兵列队出现在地平线上,敌人的心理就已经崩溃。
梁犊的首级被送往邺城,换来三个公爵:石虎封姚弋仲为西平郡公、蒲洪为略阳郡公、冉闵为兰陵郡公——因为有谶言“灭石者陵”,石虎将兰陵郡改名为武兴郡,冉闵于是又成为武兴郡公。
李农率部返回邺城,冉闵与姚弋仲、蒲洪等人继续向西,寻找并消灭梁犊余党。
前线战事很顺利,后方出了大事。石虎死了。

石虎没想到这一次他真的会死。
后赵君臣商议新太子人选,有人提名石斌、石遵。石虎在世的儿子中,这两位最年长,而且都有处理政务、领兵打仗的经验。乱世之中,国赖长君。

然而石虎心存疑忌。在他看来,石斌、石遵与兄长石邃、石宣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加糟糕。石斌早年曾经犯下过失,被石虎鞭挞三百,差一点杀掉,其母齐氏也因此被杀;石遵则是石邃的同母弟弟,石邃被废被杀,母亲郑氏、石遵都受到牵连——石虎不能确定这两个儿子是否心怀怨恨。他的儿子们,就如中了诅咒一样,“年过二十就想谋杀老父!”

石虎中意的人选是石世。石世的母亲是前赵安定公主,是前赵君主刘曜的幼女,前赵灭亡时,她只有十二岁,被石虎收入后宫。石虎之前两任皇后都是倡伎出身,石虎觉得,儿子没教育好,或许与母亲有关系,所以这次他想挑一个贵族出身的皇后。更令石虎安心的是,石世只有十岁,还没有弑父的能力,而等他长到二十岁,石虎说:“我差不多都快要死啦!”

于是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十月,石虎策立石世为太子。石虎任命汉人条攸、杜嘏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郑重嘱咐要将太子教好——杜嘏是当年石弘的老师。石虎瞧不起文弱的石弘,到头来还得承认,汉人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在此之前,石虎的皇子们都是养在佛寺里的。
暴君独夫,大都讳言死亡。石虎自认为起码还有十年寿命,后赵的臣子们想必也没人敢于直言他的病情。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四月,石虎已经卧床不起。
权力难以和平交接,是专制政权无法治愈的痼疾。当专制君主的躯体接近死亡,长期积累的威严却依旧震慑人心,这是历代宫廷政变的高发时段。

后赵的故事毫无新意。故事的一方主角,是戎昭将军张豺与新晋皇后刘氏。张豺本是广平郡的大坞堡主,手下有兵数万,三十年前石勒扫荡司州、冀州时,投降于石勒,算来也是后赵老臣。张豺是汉人,但读书少,短于谋略,不如张宾、程遐等谋士,打仗又不如那些胡人将军,是靠资历混饭吃的庸庸之辈。当年石虎攻灭前赵,张豺随军出征,在乱军中俘获年仅十二岁的安定公主,看公主长得美丽,于是送到石虎帐中——这本是一次无意的献媚,但后来随着刘氏生下石世,就成了奇货可居。而刘氏以亡国后裔,孤身生活在敌国宫廷,当然也需要外援,于是与张豺结了盟。

得知要立新太子,张豺说动石虎选择石世。他的心思,是看石虎不久于世,以后石世幼主继位,必定需要大臣辅政,以自己与刘氏的关系,辅政大臣的人选非我莫属。

当时张豺已年过五旬,或许正是这年龄让刘氏产生信任感。其实,说老人意味着睿智与经验,那是错觉,蠢货也有老去的那一天。
有严重的内忧外患,被视而不见了。这外患,是当时石虎好几个儿子手中有兵:石鉴率领羌、氐精兵在河南平叛,石遵镇守着北方蓟城,石苞镇守着西方长安。而这内忧,则来自张豺与刘氏的民族,他们一个是汉人、一个是匈奴,素无威望,如今骤得权力,后赵的勋臣宿将不会服,邺城内外的羯人百姓也不会服——别说羯人,汉人也不服。比如李农,他是当初促成石世成为太子的重要人物,但张豺与李农的关系迅速恶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里里外外的不服,仅凭“太子”二字是压制不住的。石虎在世,无人敢违忤他的心意,可是石虎马上就要死了,孤儿寡母何以自存?
张豺应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石虎陷入间歇性的昏厥。张豺与刘氏拦住了所有试图探视的臣子,外臣无法知晓石虎的真实病情。
四月乙卯,内廷传出诏令:任命彭城王石遵为大將軍,镇守关右;燕王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三人一起受遗诏辅政。这道诏书的用意,是让张豺掌握禁军与人事任免权,将石遵赶到关中去,同时稳住石斌。
石遵从蓟城赶到邺城朝觐,但是没能见到石虎,张豺给他调配禁军三万,说是护送去关中,实际就是押解。石遵没有办法,哭泣而去——石遵不敢质疑诏令的真伪,他知道石虎不喜欢自己。石邃、石宣的死法令石虎的儿子们不敢对父亲有半点违忤。
石斌更好对付,他当时在襄国,手中无兵无权。刘氏说石斌在父亲重病时期纵酒打猎(纵酒打猎或许真的有,石斌原本就是不知轻重的人),无忠孝之心,免去官职,软禁家中,派由五百龙腾中郎监视居住。石斌同样不敢质疑反抗,他也知道父亲不喜欢自己。

石遵抵达邺城那一天,石虎的神智稍微有所恢复。他知道糟糕了,自己旦夕且死,没有时间等待石世成长为合格的统治者。自己死后,政权会被篡夺,石世会像当年石弘一样被人杀死——所以,必须要更换太子。

石虎依稀记得曾经召唤石遵来邺城。他问左右:“石遵来了没有?”左右都是刘氏与张豺的人,当然不会让他们父子相见,说来了,不过已经去关中了。石虎叹口气,说:“好遗憾,不能相见。”很快,他又神智不清了。

石虎再次醒来,已是回光返照,不仅神智清醒,还能下床走动。左右搀扶着石虎,挪到好久没有驾临的太武殿西阁。此前石虎形同被软禁,不仅外臣见不到他、儿子见不到他,连守卫宫殿的龙腾中郎们也见不到他。太武殿里有两百多名龙腾中郎是石斌的党羽,此刻孤注一掷,围过来齐刷刷下跪,说,陛下圣身不安,请召燕王(石斌)职掌禁军、守卫宫城。有的甚至直接喊“请立燕王为皇太子。”
石虎很奇怪,他一直以为石斌就在宫里候旨。或许他曾经召石斌入宫,但是显然,这道旨意没有得到执行。石虎问:“燕王不在宫中么?快叫他过来。”
左右无人行动,那两百多名龙腾中郎也不敢动——太武殿里数千禁军,两百人稍有异动,立毙刀下——有人讪讪答道,燕王喝醉了,不能觐见。
这是构陷,真当石虎老病得糊涂了。石虎压住怒气,赌上自己的威严,最后一博:“快,用步辇将燕王抬过来,我要传授他玺绶!”
依然无人行动。石虎赌输了,他彻底失去了权力,一个垂死老匹夫而已。
石虎又一阵眩晕,左右趁机搀他回寝殿。张豺派人杀死了石斌。刘氏矫诏任命张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如霍光故事。”

四月己巳,石虎咽下最后一口气,想必死得并不甘心。太子石世即位。
刘氏与张豺松了一口气。刘氏临朝称制,直接掌握朝政。张豺着手清除异己者,他想杀李农。李农是乞活军领袖,闻讯连夜逃到乞活军的聚集地广宗。乞活军生于忧患,居安思危,在居住地附近的上白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张豺派遣龙腾中郎追杀到广宗,乞活军退守上白,龙腾中郎攻克不下,双方陷入相持僵局。

石遵、石鉴也松了口气,父亲已死,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押解石遵的龙腾中郎原本就三心二意,走走停停,在河内郡平皋县的李城,他们遇上了平叛归来的石鉴大军——说是巧遇,肯定是事先约好了的。

石鉴见到石遵,说,殿下年长并且贤能,先帝原本就打算以殿下为嗣君,晚年受张豺那奸人蛊惑,才错误选择了石世。如今女主临朝、奸臣当道,禁军相持于上白,邺城空虚。殿下如果进兵邺城,声讨张豺的罪行,邺城臣子必定开门倒戈迎接殿下。
有人要拥戴自己作皇帝,石遵当然说好。

当时石鉴麾下主要是以下几支军队:姚弋仲的羌人军队、蒲洪的氐人军队、匈奴刘宁的军队、段氏鲜卑段勤的军队与羯人养孙冉闵的军队。对于羌人、氐人、匈奴、段氏鲜卑而言,这是你们羯人的家务事,没必要掺和进去。因此,进攻邺城的事只能拜托冉闵,石遵对冉闵说:“努力!事成之后,立你为储君。”
于是向邺城进发,黄河南岸镇守洛阳的洛州刺史刘国听说了,率领洛阳军队也加入进来。石遵的军队达到九万,冉闵为前锋开路,直逼邺城。消息传到城内,后赵的勋臣宿将乃至普通羯人士兵都说,“天子的儿子来奔丧,我们应当去迎接,何必要替张豺守城!”纷纷翻墙出城,张豺当场斩杀几个逃兵,但无济于事。到最后,连张豺的副手张离都倒戈了,率领两千龙腾中郎打开城门,迎接冉闵入城。

刘氏与张豺都慌了神。刘氏哭着问怎么办?给石遵加官加爵,有用么?张豺失魂落魄,话都不会说了,只说唯唯,表示遵命。于是刘氏任命石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加黄钺、加九锡——刘氏把军政大权全都交给石遵,想保住母子性命。但在此时,其可得乎?
石遵从凤阳门入邺城,先到太武殿哭灵,然后下令将张豺拖到邺城平乐市上斩首,夷三族。然后逼刘氏下懿旨,石世退位,石遵即位为帝。
这是石虎死后第二十三天的事情。没过多久,石遵杀掉了刘氏、石世母子。

石遵即位的第五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邺城。那天雷电交加,狂风拔断大树,混杂在暴雨中砸下来的冰雹,据说有装米一升的钵孟那么大。

那天,邺城皇宫两大主殿,太武殿、琨华殿,都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其他楼阁,半条街连同皇帝出行的乘舆,荡然无存。邺城皇宫以水景丰富著称,又有数万精壮把守,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并不寻常。究竟是纯粹的天灾、是肃清宫内异己的杀伐,还是一场未遂的兵变?已无从知晓。

石遵的统治就如这天气,风雨如晦。他的困境在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军事实力,又因为杀石世上位,合法性遭到挑战——后赵并不讲究嫡庶之分,石世死后,与其他兄弟相比,石遵并没有特别的优先权,而石世毕竟是石虎钦定的嗣君。石遵的兄弟们会这么想,如果你杀了石世即可取而代之,那杀了你石遵,我是否就能上位?

石遵给几个有实力的兄弟,石鉴、石冲、石苞、石琨,加官进爵。大概为了吸纳石斌的余党,他策立石斌的儿子石衍为太子——石遵似乎忘掉了在李城的诺言。

石遵任命冉闵为辅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是将军权、政权都交给了冉闵,显示石遵毫不怀疑冉闵的忠诚。这或许与冉闵擅于逢迎,尤其是获得石遵母亲郑氏的信任有关,但也有可能是石遵视冉闵为家奴(冉闵毕竟不是真的姓石),一开始就没想兑现诺言,他根本没在乎冉闵的想法,就如后世满清主子对包衣的态度。

另一方面,石遵无人可用,兄弟们觊觎着他的位置,勋臣宿将们各怀肚皮,他必须依赖冉闵。不久,镇守蓟城的石冲以弑杀石世为名,发兵攻打邺城。李农、冉闵邀击于半路,俘获并赐死了石冲,坑杀其士卒三万余人——损失这么多士卒,蓟城防守必定削弱。一年后,前燕攻占蓟城,几乎没有遭遇抵抗。

石遵的另一个兄弟,镇守长安的石苞,也在筹划军队出关,去攻打邺城。以长安军队的实力,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下属纷纷劝他放弃,而石苞大有乃父之风,一口气杀掉了一百多个劝谏者。消息就此走漏,石遵派羯人王朗率领两万骑兵到长安,将石苞押回邺城。

旁观者清,后赵大乱将至。
蒲洪、姚弋仲以及麾下氐人、羌人,当初受后赵胁迫,被强迁到华北平原。他们怀念远在关陇的故乡,但此时羁縻松了,却又舍不得走。中原鹿正肥呀,错过了,可惜。

段氏鲜卑的段勤,其父辈、兄弟辈多被石勒、石虎所杀,段氏鲜卑的国家被石虎所灭,段勤不得已,降于后赵。此时屯于黎阳要津,筹划复国。

军阀保存着实力,静观时变。他们观察的主要是冉闵。
冉闵已然是后赵最有权势的人,不过很显然,他并未满足。大家看到冉闵打开官仓,分发粮食给邺城内外的饥民;大家又看到冉闵将守卫殿中的龙腾中郎一万多人擢升为殿中员外将军,全部赐爵为关外侯,配以宫女。权臣树立私恩,甚至拉拢禁军,这是要做什么?
更令人侧目与遐想的,是冉闵与李农的关系,这两位汉人将领走太近了。

李农是后赵晚期的重要人物。这个名字首次出现于史籍是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冉闵只有十几岁),当时石虎刚刚获得政权,李农被赋予特殊使命,代表石虎每天向高僧佛图澄问安。这是一个看似琐碎微小、却只有心腹才可以放心托付的任务。

李农当时的官衔是司空。司空是两汉魏晋的三公之一、一品官衔,到十六国时期已经只是表示荣誉的虚职,一般只授予有功有德的勋宿。石虎掌权伊始,就将此官衔授予李农,说明李农在石虎篡位过程中立有功劳,这是报酬;另外也说明,李农有比较深厚的资历,他当时应该已经不年轻。

此后十多年,李农一直得到石虎的信任。石虎时代的军国大事,比如南征东晋、东征段氏鲜卑慕容鲜卑、西征前凉、平定梁犊叛反等等,李农都是重要的军事指挥者。石虎选择石世做太子,事前也专门咨询过李农的意见。

然而,李农对石虎的忠诚却十分值得怀疑。石虎选太子,满朝皆知不该选石世,然而除了一个不怕死的大司农曹莫,谁都不敢劝。李农在此事中尤其积极,他人只是从众附和,李农却与张豺、张举一起倡导,石虎心中大慰,说“张举、李农知朕意矣”——以石虎对李农的信任,石世能成为嗣君,李农的功劳恐怕更在张豺之上。两人日后迅速交恶,或许就是因为张豺想独吞权力,拒绝支付李农的酬劳。

本质上讲,李农与姚弋仲、蒲洪是同一类人,只是更加隐蔽。十六国盛产这种忠心耿耿的背叛者,形势一变,立场随时可以切换。如果前秦没有淝水之败,慕容垂、姚苌大概就会以前秦忠臣良将的身份,留诸史籍吧。
然而,用“背叛”这个词,又不够准确。毕竟前秦攻灭了慕容垂的故国、杀死了姚苌的兄长,谁欠谁更多一点,不容易算清。乱世嘛,本来就是一笔乱账。

李农与冉闵都是乞活军后裔,冉闵是豫州乞活那一支,李农是冀州乞活那一支。
冀州乞活归附石勒之后,一部分由郭敬统领,被派往南方,驻守在长江北岸,与东晋争夺樊城、襄阳。郭敬担任后赵荆州刺史近十年,卒年不详,后来有一个前秦的荆州刺史也叫郭敬,两个郭敬现于史书的年份相隔二十三年,想必不是同一人。

冀州乞活的另一部分,应该一直生活在北方据点广宗。李农与乞活军的早期首领李恽应该存在亲属关系,李恽与羯人交战时战死,李农继承了领导权,归附石勒,被划到石虎麾下。这份经历几乎与冉瞻一样。

石虎生前,君主过于强大,压得各族全都透不过气,民族间的冲突反而不明显。石虎一死,陡然轻松,各族军阀想要伸伸腿,这时就感觉隔壁的异族人挤占了自己的空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于是很自然的,冉闵、李农彼此感到亲切,他们都是汉人,他们都来自乞活军。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十一月的一天,石遵秘密召集兄弟石鉴、石苞、石琨、石昭,到郑太后跟前开会。最高权力的闭门会议,往往涉及生死。石遵说,石闵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打算杀了他,如何?

其他人都说好,郑太后舍不得,说,李城回师,没有棘奴,哪有我们母子今日?年轻人得意时难免会骄纵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想杀人。棘奴,是冉闵的小名。

郑太后显然不知道宫外的形势。几天后,等她意识到错误,已经来不及了。一伙禁军士兵冲入寝宫,拖走郑太后,连同石遵的皇后张氏、太子石衍,全部处死。
另外有禁军将领苏亥、周成,奉冉闵与李农的命令,率领三千禁军去捉石遵。石遵正在与宫女玩弹棋,看到周成满脸杀气,自知死之将至,倒也不慌,问,我死之后,谁做皇帝?
周成回答,义阳王石鉴当立!
原来是这个兄弟泄露会议的消息,出卖了自己。石遵叹息说,我尚且如此,石鉴能做几天皇帝呢?
这个问题周成回答不了,他抽出刀,将石遵砍死在琨华殿内。石遵在位一百八十三天。

石鉴即位,任命冉闵为大将军,封为武德王,任命李农为大司马,两人并录尚书事,共同执政。此外,又任命郎闿为司空,刘群为尚书左仆射、卢谌为中书监。

这些人事任命严重刺痛了羯人的神经。冉闵与李农,来自羯人的世仇乞活军;刘群与卢谌,来自石勒当年的劲敌、西晋并州都督刘琨的军队,他们一个是刘琨的侄子,一个是刘琨的姨甥。刘琨死后,他们投奔段氏鲜卑,公元338年,石虎消灭段氏鲜卑,逼于无奈,这才归顺后赵——这不是羯人的朝堂,这是汉人的朝堂,而且这些汉人,都曾视羯人为死敌。
邺城的羯人愤懑并且惶恐,他们被称为“国人”,然而这个国,眼看就不是他们的了。

而在冉闵这一方,肯定也无法忘怀半年前兵临邺城时,羯人士兵纷纷翻墙而出,“不替张豺守城”的场景。
这种局面,双方都觉得,大概只能动刀子了。邺城变得如此不安全,令人忍不住想逃离,蒲洪的儿子蒲健当时在邺城做人质,斩关出城,奔回驻扎在枋头的氐人军营。

十二月的某一个深夜,石鉴派遣石苞袭击冉闵、李农所在的琨华殿,不胜,石苞反被擒获。石鉴立刻假装不知情,杀石苞灭口。
石虎的另一个儿子石祗人在襄国,冉闵控制不到。石祗联合蒲洪、姚弋仲,传檄四方,号召攻进邺城,诛杀冉闵、李农。冉闵与李农派石琨、张举、呼延盛等人率领步骑七万,去讨伐石祗等人——石祗、石琨不可能为了冉闵手足相残。冉闵真实目的是支开这支军队,进一步削弱邺城内石氏的力量。这些离开邺城的人中,张举是石氏的死忠,呼延盛是匈奴。
石琨离开邺城,果然没去攻打襄国,而是直奔军事重镇信都,观望形势。
邺城皇宫内,忠于石氏的臣子又发动了数次未遂的袭击,他们要铲除的对象不包括弑君上位的石鉴,只有冉闵、李农。这说明冲突的主要诱因还是民族对立。

三千羯人士兵在宫中拜祭胡天神的寺庙中聚集。羯人与他们的中亚祖先一样,信奉拜火教,拜胡天神,选择这个地点集合,是祈求神灵赐予力量。这是羯人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宫城迅速被占领,石鉴在高台上隔空鼓励他们:“卿等都是功臣,好好替朕效力。别担心没有回报。”不过当冉闵、李农的军队攻破金明门,石鉴又派人向冉闵示好,“有反贼!爱卿快讨伐他们!”

战斗很快溢出宫外,宫中琨华殿到城北凤阳门,尸体相枕,鲜血在街面上流成渠。全城观望,冉闵很紧张,邺城异族人基数庞大,此时只要有一部分上街响应,就会如雪山崩溃,小小一撮,引发全面的塌陷。

羯人失败了。冉闵立即传令城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禁六夷,不禁汉人。
这道命令引发了大逃亡。那些忠于石氏、但在犹豫中错失了联合起来反击的后赵臣子,有羯人、汉人、匈奴以及其他异族人,或翻越城墙,或硬闯城门关卡,逃离邺城,投奔襄国。仅仅龙腾中郎,就逃走一万多人。这个数据令冉闵震惊。

冉闵大开城门,取消关卡。传令:叛乱已经平定,其他人概不追究。从今往后,与我同心者留下,不同心者随意去留。
这是一个阳谋。冉闵想知道城中是否还有潜在的敌人,如果有,让他们自己站出来。

城里的羯人举家携口,纷纷向城外涌去,城门因此堵塞;而城外汉人闻讯,即使在百里之外,也纷纷赶来。
看来,羯人的敌意是无法消除的了。邺城内部,有几十万羯人百姓,邺城之外,还有十几万羯人军队…..邺城是冉闵唯一的据点……既然不能为我所用,杀光他们吧!

冉闵颁布了一道严酷的命令,鼓动汉人不论文武,都上街去杀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将)。”
此时,邺城的羯人能逃的都逃走了,剩下不能逃的,主要是老弱妇孺。

冉闵的军队堵着城门,向城里搜索。羯人是中亚人面相,高鼻梁、深眼眶、多须,这降低了辨别难度,杀羯人,就变成杀高鼻梁、深眼眶的人。只要长这副模样,不分贵贱、不分男人女人、不分老人小孩,皆可杀了去换官爵——以成建制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一团散沙的平民,这富贵来得太轻易。
冉闵亲自率领屠杀,成果斐然,“一日之中,斩首数万”,几天累积下来,达二十余万。尸体被抛弃到城外荒野,喂饱了附近的野狗豺狼。

屠城在当时,就如地震在今日,稀少但是时常发生,令人惊骇但并不十分意外。杀人盈城盈野的时代,自己的性命看得轻,别人的性命也看得轻。
那个大乱世里,胡人屠过汉人,胡人屠过胡人,汉人屠过汉人。这一次很难得,是汉人屠胡人。于是,后世就有了叫好声,似乎扬眉吐气了一回。

羯人,起码有些羯人,确实有该死的理由。
战争时期,石勒屠过的城池,杀死的晋朝公卿百姓,为诸胡之冠。仅是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豫州宁平城一役,石勒屠戮晋军主力,以骑兵围猎步兵,十余万人,无一幸免——东晋的公卿百官,几乎家家都与石勒有家仇。

石勒间接造成的死亡,或许更在直接杀戮之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石勒都没有固定根据地,一直是流寇式作战,每到一处,劫掠一空,时人称之为“胡蝗”。乱世之中被抢走粮食,就是被判了缓慢的死刑,那种死法,还不如一刀抹喉。

来,后赵统一北方,社会秩序有所恢复。羯人成为新政权的特权阶层,横行无忌。石勒要求各族百姓称羯人为国人,不许提“羯”字与“胡”字。后赵设有专门的司法机构,处理与羯人相关的讼诉,主持这个机构的官员,也是羯人。这个机构应该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当时羯人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人)打交道并不会吃亏,而吃亏的一方经过理性思考,绝大多数会选择忍气吐声。

史书不止一处留下羯人抢劫的记录,受害者多是汉人,其中不乏石勒身边的汉人官员。石勒获知羯人抢劫之后,并没有去制裁抢劫者,而只是赐予受害者财物,补偿其经济损失,这是最高统治者在替抢劫行为背书。

当然,石勒也下过命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不过羯人们显然知道这些命令是可以不遵守的。汉人程遐的妹妹替石勒生下世子石弘,他本人也是石勒后期最为依重的谋臣,然而,当程遐得罪了石虎,石虎派人洗劫程遐家宅、奸淫程遐妻女,程遐甚至都不敢向石勒告状。

石勒身边的人都有此遭遇,普通汉人是怎样的处境,就不难想像了。相对开明的石勒时期尚且如此,到了石虎时期,普通汉人是怎样的处境,就更不难想像了。
怨恨如雨水渗透到地下,看不见,但一直在。积攒多了,总会溢出地面。

然而,扬眉吐气却是个错觉。
屠城的一方,是石氏豢养多年的爪牙。战争时期攻陷城池,杀戮晋朝官民,他们有份。后赵统一北方,统治者率兽食人,他们就是马前驱使的那些兽。或许,他们也时时刻刻受着羯人的欺压,但他们转过身来对付汉人百姓的时候,嘴脸并不比羯人善良。

而被屠的一方,几乎都是没有抵抗能力的羯人普通官吏与百姓,他们处于特权阶层的中下层,对于上层政治的疾风骤雨反应迟钝,又因为小有家产,恋恋不舍,自以为局外人,足以避祸,不想刀斧就砍上门来了。而那些有能力作恶的羯人权贵消息灵通,大多已经逃出城去了。
还有许多人并非羯族,鼻子长得高了一点,眼眶深了一点,被误认为羯人,因而被杀。临死之前他们肯定大声申辩,但是肯定不起作用。刀在他人手上,说你是羯人你就是羯人,头颅一样拿去换取官爵。

另外还有一些人,是羯人与汉人的混血。毕竟,胡汉杂居已数十年,出现这种混血并不意外。倘若有汉人女子,家贫无以聊生,鬻于羯人,生下子女——在奴隶合法存在、蓄养家伎成风的时代,这种现象也不意外——以中亚人的强大基因,这些子女必有羯人面相。在当日,也是被一刀砍了,头颅拎去领赏。

一城鲜血,户户响起绝望的哀嚎,全身铠甲的士兵摁住尖叫的儿童,抽出利刃,一劈两段,尖叫声戛然而止……
这种场景,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鲜卑、乌桓屠邺城无不同,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屠洛阳无不同。

在胡汉杂居的区域,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是在同时发生的。从野蛮到文明,是艰难地向上攀岩,而从文明到野蛮,只需要堕落地纵身一跃。

褪化为兽类,以野兽的方式撕咬,这是野兽的胜利。歌颂野兽的人,或许心中已做好准备,也要成为野兽吧。
而真正在天崩地坼之时毁家纾难,守卫华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身死族灭的英雄,如刘琨、祖逖、李矩、邵续、魏浚等,除了刘、祖略为人所知,其余,连名字都没有被记住吧。

羯人的数量,史籍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户籍人口,关乎国家税赋来源,本是历朝历代都最为关注的数据。两汉魏晋执行上计制度,每年年末,各州郡都须要将当年地方的户口、垦田、钱谷、税赋等数据编制为计簿,派遣上计吏到京师汇报,以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依据。但到魏晋时期,战乱与饥荒使许多人无以聊生,或自鬻为奴,或沦为部曲家兵,依附于豪强大户,这些人因此成为脱离户籍的灰色人口。

按史籍记载,西晋太康(公元280年-289年)年间,整个并州的人口约在六万户,以一户五口人计,约三十万人。这个数字严重偏小,肯定没有包含众多隐匿在豪强庄园中的部曲、奴隶,也没有包含从塞外陆续迁来的少数民族。把这些人都算上,估计要翻好几倍。

羯人占并州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前三十年天灾、战争损耗,后三十年养尊处优。到冉闵动刀的这一年,总人数估计也不会超过五十万。一次屠城,减损二十万。对羯人而言,确实是个大灾难,但说羯人因此灭族,则言过其实。

从邺城逃走的羯人,大部分到襄国投奔石祗,其余追随石琨去了信都,这些羯人冉闵杀不到。当时有羯人张沈屯兵滏口,张贺度屯兵石渎,这两支军队,冉闵一时也消灭不了。

冉闵传令四方军镇,号召他们也杀羯胡。这道命令,在黄河以南区域应该得到较好的执行,黄河以南没有羯人聚集地,羯人都是监军的角色,汉人将领当然很乐意宰掉监军,自己掌握权力——这并不代表他们忠于冉闵,这些军阀只是趁机扩张权力。后来冉闵遭到各异族围攻,陷入困境,并没有军队北上支援。而在黄河以北,胡人掌握着绝对的武力优势,冉闵的命令只使汉人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此外,在太行山以西,还有许多羯人留守并州故乡。这些羯人丝毫未受冉闵杀胡的影响,他们的后代中,出了个尔朱荣,将北魏的太后、皇帝扔进黄河,一日杀死朝臣王公两千余人,使北魏王朝名存实亡;又出了个跛足的侯景,祸乱南朝萧梁,活活饿死梁武帝,杀得富庶的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所以,说冉闵屠尽羯人,那不是事实。与同时代的匈奴、鲜卑、氐人一样,羯人是慢慢消逝在历史的迷雾中的。

或许,冉闵杀胡另有一层深意。
当时形势,邺城陷于各异族人的包围圈中。除了上述四支羯人军队:襄国的石祗、信都的石琨、滏口的张沈、石渎的张贺度,另外还有段氏鲜卑的段勤屯兵黎阳,氐人杨群屯兵桑壁,匈奴刘国屯兵阳城,段氏鲜卑的段龛屯兵陈留,羌人姚弋仲屯兵滠头,氐人苻洪屯兵枋头。这些异族人彼此不相容,但令他们更加感到危险的是冉闵。

而陷于“非我族类”包围的冉闵,想必也有深深的不安全感。
杀胡,可以将不安全感均摊给邺城的每一个汉人。大家都是屠过城,交了投名状的,胡人杀回来势必报复,诸位敢不拼命?
果然,异族人很快联合起来。接下来的两年多,冉闵“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直到最后灭亡。

在此期间,冉闵试图修复胡汉关系。他恢复胡汉分治制度,重新设立大单于台,任命自己的儿子冉胤担任大单于,抓到羯人俘虏不杀,分配到冉胤麾下。然而仇恨已经不可消弥,这些俘虏趁冉闵出征在外,挟持了冉胤,献给城外的同族,由此引发的混乱,又导致城内十余万汉人的死亡。

在战争的间隙里,冉闵杀死了石鉴,连同留在邺城的石虎的三十八个孙子。这位皇帝生前被囚禁在一座楼观中,与世隔绝,饮食依靠绳索悬挂吊入。死亡发生石鉴继位的第一百零三天,当时他早已被世人遗忘。

因为有讖文“继赵李”,冉闵将国号更改为“卫”,将自己的姓改为“李”。这等于在宣告,他想改朝换代了。

于是群臣劝进,冉闵假意推举李农,李农以死相辞。于是冉闵称帝,定国号为“魏”,恢复冉姓。冉闵封李农为齐王、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授予军政大权,李农的三个儿子也都被封为公爵。父子显赫如此,其实背后潜伏着猜忌与杀心,不久,冉闵族灭李农及其党羽,彻底铲除了李农的势力。

石祗获悉石鉴死讯,宣布自己是后赵政权的新皇帝,“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两个皇帝在邺城、襄国之间的狭小战场上往来拉锯,双方兵力投入数十万,拿鲜血将这数百里方圆洗了一遍。

更大的灾难来自于社会的再次失序。先前石勒、石虎从关中、从长江中游、从东北迁徙到华北平原的各族百姓数百万口,此刻失去羁縻,各还家乡,“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

冉闵最终赢得了与羯人的战争,但他实际的统治区域,只留下邺城、襄国。其余版图,重新成为令枭雄食指大动的无主之地。
石虎的子孙被彻底清除。石虎有十三个儿子,其中一个石挺战死于早先的内战,其余十二个,石虎自己杀死两个、手足相残杀死三个、冉闵杀死六个,最后还剩下一个石琨,在襄国城破时,带着妻儿逃到江南,寻求东晋的庇护。

石琨真是慌不择路。东晋君臣与石勒石虎,不仅有亡国之恨,而且几乎家家都有家仇,当年许多亲人死于北方,尸骨无存,只能实行招魂葬。无穷的仇恨,都着落在石琨身上,石琨全家被斩于建康市集,“石氏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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