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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 从吐蕃王朝的猝然灭亡,看高原政权的内忧与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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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关系2
 楼主| 发表于 翔鹰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冬)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系转载,作者:白发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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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42年,辉煌豪劲了二百年的吐蕃王朝猝然崩盘。之后,西藏地区再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
关于吐蕃王朝崩溃的原因,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中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那究竟吐蕃王朝的崩盘应归咎于外因,还是内应呢?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写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按照孟子的理论,“国无外患,国恒亡”,可见国家的奔溃亡于内因。
那吐蕃是否亡于内因呢?
一、外部因素
1、吐蕃的外患
吐蕃王朝的中后期,在地缘政治层面一共有四个对手,分别是西方的大食、西北方的回鹘、东北方的唐朝、东南方的南诏国。
这四个战略对手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回鹘汗国(争夺西域)和唐朝(争夺陇右和朔方);
第二个层面是黑衣大食(争夺中亚、吐火罗)和南诏国(争夺云南、川西)。
吐蕃与第一层面两国的战争烈度和规模,远超第二层面两国。
因此,回鹘汗国和唐朝是吐蕃外患的主因。


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的头两年,回鹘和唐朝非但没有对吐蕃形成威胁,一切似乎还朝着有利于吐蕃的轨道发展。
作为嗜血搏杀了一百八十年死对头,唐蕃关系自从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长庆会盟”后,一直保持了和平。
这当然不是因为,战争贩子突然都死了,而是两个伤痕累累的大帝国,都打累、打烦了,也打不动了。
《册府元龟》中保留了这段时间,吐蕃对唐友好往来的记录:“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吐蕃……南诏蛮……各遣使朝贡。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兼御史中压,充入吐蕃答贺正使。”
“开成二年(837年)十一月,天德奏,吐蕃东北道元帅论夷加羌使信物,乃木夹,到本道,以其书信上闻。开成四年(839年)三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为入蕃使。”
《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


再看另一个死对头回鹘汗国,这个为天山南北控制权与吐蕃死磕了几十年游牧政权,干脆给吐蕃献上了一份厚礼,自己先崩盘了。
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回鹘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
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因为害怕被株连,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
彰信可汗战败自杀,国人立“馺特勒”为可汗。
就在此年,倒霉的回鹘人遭遇罕见的大范围瘟疫流行。年底,白灾(大雪灾)又至,数以万计的牛羊冻死。
从此,回鹘汗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公元840年,已岌岌可危的回鹘汗国再遭重创。
回鹘大将俱录莫贺,“引黯戛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馺特勒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


经此一败,漠北回鹘汗国覆亡,余众南迁、西徙。
南迁回鹘与唐军发生多次冲突,为唐所败,十数万人回鹘降唐,渐渐被汉人融合。
西迁回鹘部落分裂为三支,一支西投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旧唐书》卷195记云:“……回鹘散奔诸蕃,十五部西奔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其中,投奔葛逻禄的回鹘部落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地区。
另外两支,其实都投降了吐蕃,区别仅在投降地点不同。
一支是在河西地区投降,唐史称“甘州回鹘”、“沙洲回鹘”、“北庭回鹘”。
另一支在西域投降,唐史称为“龟兹回鹘”、“安西回鹘”、“焉耆回鹘”。
回鹘汗国的崩盘,对吐蕃无异于天降之喜。从此后,天山南北只剩下吐蕃及其盟友葛逻禄人。
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公元840年。此时,距吐蕃王朝崩溃,只有短短两年。
换言之,坐享几十万回鹘人口红利的吐蕃君臣,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诸神黄昏的乐章已经奏响!
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外患,并非吐蕃王朝猝然而亡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吐蕃重骑兵
2、天灾和疫病
历史上西藏是一个天灾、疫病频仍的地区,现存史料中多见遭受大灾打击的记载。
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均死于疫病流行,而这种天灾也多被宗教集团用来打击异己。
公元740年左右,吐蕃发生大面积天花疫情。苯教势力借用疫病流行打击佛教传播,赤德祖赞(尺带珠丹)不得不将僧侣礼送出境,佛经、圣物都被潜藏了起来。
一百年后,朗达玛执政的第三年,吐蕃也遭遇了大灾的袭击。
《贤者喜宴》记载,(840年左右)发生了大地震,天空呈现处出血红色,流星陨石如雨而坠。吐蕃神山拉日山崩塌,因之堵塞了碌曲,碌曲为之倒流,暴涨的河水淹没河滩、农田,大量农户因此无家可归。河中还发出巨大声响和光亮,同时兼有雷击。……这时的地震、声响和光亮,在拉萨也感到十分清晰。
除地震以外,《巴协》还记载,“拉萨出现霜灾,庄家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
这场巨大的灾难,甚至远在千里外的唐史也有记载。
《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839),(吐蕃)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肇鼓声,人相惊。”


这次灾难的烈度,在西藏历史上也属罕见,可知受影响的民众人数众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吐蕃王朝的疆域,东至四川,北至天山、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可谓扶摇万里,下辖人口千万。
版图如此巨大的国家,断不会因一次大灾便彻底崩溃,就像汶川大地震,不会让中国崩盘一样。
另外,吐蕃是中国周边民族政权中的特例,相比于突厥、回纥之类的纯游牧民族,吐蕃是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域,农业是国家经济构成的基础。
农耕文明虽爆发力不如游牧文明,但胜在坚厚绵长,根基不易动摇。
因此,突厥、回鹘会因一场大灾猝亡,但吐蕃却不会。
综合上述俩点的分析,吐蕃王朝不论是外敌还是天灾,都不足以使其奔溃。
那我们再来看看,吐蕃王朝的内部因素。

雍布拉康脚下成片的青稞田
二、内部因素
1、国家经济入不敷出
西藏地区的气候条件、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疆域扶摇万里的大帝国。
因此,“以战养战”是帝国扩张的必由之路。
这一战略构想在初期确实非常成功,自从禄东赞带兵吞并吐谷浑后。以青海牧场为基地的吐蕃军队,在河陇、西域两个战略方向,对唐朝发动了长达百年的进攻。
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被迫实施战略收缩,吐蕃在河陇地区大规模拓展,劫掠的财物让整个国家大受其益。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汉之财物往运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吐蕃庶民也能身着丝绸。”

陇山(六盘山)地势
但随着,唐朝逐渐从安史之乱的打击下逐渐恢复,唐军在陇山(六盘山)一线构筑工事,凭借山高谷深的地形固守。
吐蕃军队掠夺获得的收益日渐减少,为此吐蕃河陇节度使甚至率军绕过陇山,向北在灵州(灵武)、盐州(定边)、夏州(靖边)与唐军争夺。
但关中北部,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区,土地贫瘠、冬季寒冷、人口稀少,吐蕃在此方向的拓展很不顺利,所获甚少。
此时,吐蕃疆域的拓展已达到了极限,膏贻之地尽在掌握,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因此,以战养战的国家收益不可避免的走低。
德宗贞元晚期,唐蕃战争烈度逐渐降低,并不源于吐蕃对战争的需求减少,而是发动战争的性价比开始变差。


而与此相对,吐蕃国内的消耗却大幅度攀升。
随着,赤松德赞时期确立了,佛教在信仰领域的主导地位。
随后两任赞普(牟尼、热巴巾)在弘佛方面的投入,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导致,整个吐蕃兴建寺院的热潮几近癫狂。
《西藏王臣记》记载:“(公元831年)遂由李域(于阗)招请善巧工艺匠师,由尼泊尔招请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无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层有大屋顶形如大鹏冲天飞翔,非常的富丽堂皇。对祖先所建的各个寺院,按照盟誓的规定对残损的进行了修理。……到这一时期,吐蕃王臣在汉地和吐蕃共建寺庙1008处。”
如果,五世达赖喇嘛的记载的数量属实,那吐蕃当时寺院数量,甚至远超他所处的清朝初期。
再考虑到法会、礼佛、译经,以及供养僧人的支出,天文数字量级的消耗,别说是资源匮乏的吐蕃,就是放在自然环境优越得多的唐朝,也不见得能承受。(唐武宗“会昌法难”,便源于“国穷僧富”)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为什么要“灭佛”?


2、政治斗争日趋激烈
一直以来,吐蕃的政治斗争,都围绕两条主线展开:
王权与教权之争;
教权与教权之争。
每当教权甚嚣尘上,凌驾于王权,吐蕃王室都会以“灭苯”(“灭佛”)的方式打击,保持二者平衡。
当王室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平衡力量引入吐蕃后,佛苯之争成了教权博弈的表现。而王权则可以左右逢源,两相其便。
(这是松赞干布引佛教入藏的政治考量,至于松赞干布本人是否笃信佛教,我持严重怀疑的态度。)
因此,藏传佛教从其发端之始,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本质区别。


在汉地,秉持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涉入政治具有天然的阻滞性。
因此,汉地灭佛多从经济原因考量,更多是为了释放青壮年劳动力,加入劳动生产。《唐武宗“灭佛”与朗达玛“灭佛”的比较》
而吐蕃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世俗思想体系,贵族阶层受宗教影响甚至比王室更甚。
因之,吐蕃爆发的“灭苯”(“灭佛”)事件,全部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基本上,表现为“灭苯”全部由赞普推动,而“灭佛”则全部由贵族大臣推动(朗达玛“灭佛”除外)。
另外,自从赤松德赞采取“独尊佛教”的政策后,其后史料记载明确的4位吐蕃赞普,牟尼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朗达玛(牟如赞记载太模糊)有3位遭刺杀而死。
牟尼赞、赤祖德赞(热巴巾)死于苯教势力,朗达玛死于佛教势力。
赞普死于非命的比例,远高于“独尊佛教”之前。(《吐蕃王朝赞普被谋杀的比例,为何如此之高?》)
由此可见,全力弘佛的举动,并没有弥合吐蕃的社会阶层,反而让政治斗争变得更惨烈。


综上所述,朗达玛坐上赞普之位后,吐蕃国内的社会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一方面,“四大供”、“七户养僧”、“寺院不纳税、不征劳役”等制度让国家经济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世俗官僚无权锁拿涉案僧人,“用手指点僧人,断其指;用眼睛瞪僧人,剜其目”的律条,又遭到苯教和部分贵族势力的严重抵制。
在此情况下,朗达玛本人是佛教徒,还是苯教徒并不重要。
不论他“兴苯”还是“弘佛”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选择了以打击僧伽集团、寺院、译经院为主的“灭佛!”
《吐蕃赞普朗达玛,究竟是“灭佛”,还是“抑佛”》
但随着,他死于佛教徒的利箭之下,吐蕃社会百余年的积弊总爆发。几乎在一瞬间,便吞噬曾经辉煌的吐蕃王朝。
这才是孟子所云,“国无外患,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佛教安乐了吗?
吐蕃王朝奔溃后的70余年,是公认的藏传佛教“黑暗期”。
苯教安乐了吗?
苯教在之后千余年间,一直游离于西藏政治核心之外。
吐蕃贵族、民众安乐了吗?
王朝的崩盘,诱发了席卷全藏的吐蕃属民大暴动。(《席卷吐蕃全境的属民大暴动——“一鸟凌空,众鸟飞从!”》)
之后四百多年,吐蕃陷于割据的烽火不能自拔。
这一切,应归咎于佛教?苯教?还是朗达玛?!
后人自相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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